三月二十七日，张秀民先生追悼会在崇仁镇举行。临近清明，张秀民先生终于又“回”到了家乡。张秀民先生自从一九七一年回乡定居以来，潜心研究，写出了一部全面、详尽、有系统的关于中国印刷史的集大成之作——《中国印刷史》，被称为是一部中国文化史的空前巨著。而多年来，先生淡泊生活，热心公益事业，道德风范亦时时为乡人所称颂。先生去世之后，他的一位亲人送上一副挽联：“一部巨著，发前人所未及，贻后世不可无；两袖清风，承先儒之德存，馈子孙而流长。”这，是对他很确切的写照。

    张秀民先生是中国印刷史研究的奠基人，印刷史研究的权威学者，著名的目录学家，越南史专家。

    从事印刷史、越南史研究，缘于他的拳拳爱国之心
    张秀民先生在厦门大学读书时即爱好版本目录之学。在校期间，他发表了有关目录学、印刷史的论文，他的毕业论文题目为《宋活字版考》，学术志趣于青年时代就可见端倪。当时社会上大学毕业生虽寥寥无几，但求职若无门路，却极困难。临近毕业，他的老师把先生发表过的两篇论文寄给当时的国立北平图书馆(今中国国家图书馆)副馆长袁同礼先生。袁先生看了这两篇文章后，深为赏识，当即由馆方名义来信，邀请他去北图。先生未及行毕业礼，就乘海轮北上，从1931年至1971年退休，在北京图书馆工作达四十年之久，主要从事古籍采编和目录编纂等工作。
    张秀民先生进北图后，读到向达翻译的美国卡特的著作《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和它的西传》。看后，他认为外国人写中国印刷史，虽旁征博引，却未能探其根源，况且印刷术为我古代劳动人民的伟大发明，而印刷史由外人代庖，他深以为耻。他立志要写一部中国人自己的印刷史，于是在编古书卡片目录与书本目录的同时，就注意收集有关版本印刷的资料。
    但此后，因为1937年7月7日的“卢沟桥事变”，张秀民先生曾暂别印刷史研究数年。事变后第二天，他到北京图书馆上班，看到馆门口有日军把守，不许馆员出入。那一瞬间，他感到国家危亡，平时所从事的版本目录只是书皮之学，对国家兴亡并无实际用处，于是决心改弦易辙，开始研究越南史。直到抗战胜利以后，他才又把重心转到印刷史研究上来。
    解放后，张秀民先生在北图的参考研究组任组长，需要帮助全国学者，包括国外学者提供资料查询。郭沫若的秘书，曾替郭老打电话问询“金坛相国”是谁，张秀民资料都没查，便脱口而出“于敏中”（于敏中是江苏金坛人，后来作了大学士）。因工作比较繁忙，1958年后张秀民先生辞去组长职务，专任副研究员，以便有较多时间研究印刷史。
    1958年张秀民先生出版《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影响》一书，成为当时研究中国印刷术发明史的最权威的一部著作，日本、苏联、美国刊物上都有书评介绍或报导。《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影响》只是中国印刷史的首尾两部分，其中主体，唐、五代以后至清末，仍有待深入研究。1961年左右，他写了《活字印刷史话》，后来又陆续发表了近三十篇文章，着重于活字印刷史的研究，特别在铜活字、泥活字、木活字的研究等方面，进一步深入挖掘，找出了许多新的史料，受到学术界的高度评价。1966年，韩国的一个古寺里发现了一本唐代的佛经印本，于是美国和韩国许多学者提出了韩国首先发明印刷术的观点，张秀民先生获悉后，奋笔疾书，发表了《中国印刷术发明权不容否定》等多篇文章，维护了我国印刷术发明权。

张秀民先生故居

    在家乡潜心著作，写成“前无古人，亦恐后人难以逾越”之巨著
    1971年张秀民先生申请退休，返回崇仁廿八都老家，侍奉老母亲同时，专注于印刷史的写作。国务院办公厅曾长途电话请他返京工作，北图、北京师范大学、兰州大学、南京大学等再三邀请他出去工作，他均婉言谢绝。之后十多年，张秀民先生多次到杭州、宁波天一阁、上海、北京等地访书，专心收集补充中国印刷史方面的资料。凭着在北图工作时存下了七十本笔记，他边改边写，又增又删。冬日室内无火，零下二三度，冷气侵人，手生冻疮。夏日酷暑三十七八度，汗水沾背，仍坚持写作，废寝忘食。他的老母亲看在眼里，痛在心里，一再嘱咐说：“何必这样自讨苦吃呢？此书写好不要再写别的书了。”而写作最困难的是乡间无参考书，连人名地名大辞典也要到县城去借，有时他步行至崇仁中学，借《明史》、《文物》杂志。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1984年全书书稿完成，1989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五十多年精深研究的成果，终于得以面世。 
    《中国印刷史》是一部全面、详尽、有系统的关于中国印刷史的集大成之作，不仅在这一专题领域中丰富了人们的认识，弥补了这一方面的空白，也在中国文化史和科技史的研究中，增添了重要的篇章。此书对《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影响》作了许多补充，内容广泛，54万字，包罗了自从印刷术发明以来一千多年间全部刻书和印书的历史，详细讨论了各个时代的刻书地点、刻本内容、板本特色、刻工印工的生活和事迹，以及各种刻印的方法。其他在书籍以外的各种印刷品，如版画、年画、报纸、纸币，以至印刷所用的各种物料如纸、墨等文房工具，也都提供了新鲜的资料和独到的见解。《中国印刷史》出版后，在学术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美国芝加哥大学著名教授钱存训先生说：“大著资料丰富，内容充实，分析详明，见解独到，有如拙序所言，确属不虚。”著名历史学家谭其骧教授评价说：“大著内容丰富详瞻，无疑是前无古人，亦恐后人难以逾越。”
    由于张秀民先生在中国印刷史研究方面作出的杰出贡献，1987年，《中国印刷史》(校样)获首届中国印刷界的最高奖“毕昇奖”和“森泽信夫奖”，之后又分别获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科技史著作“荣誉奖”(1989)、中国图书奖二等奖(1990)、华东地区优秀图书一等奖(1990)。1997年，台湾印刷界还出版了豪华版《中国印刷史》。
    之后，张秀民先生还一直在增删《中国印刷史》。在先生的外甥韩琦博士协助下，2006年10月，《中国印刷史》推出图文增订版，扩容至120万字。
《中国印刷史》是张秀民先生着力最多的一本书，事实上，他在安南史研究方面也是权威，在台湾曾出过《立功安南伟人传》、《中越关系史论文集》两书，在这个领域，亦无人能出其右。

埋头钻研，一生何止一部书？

    生性淡泊但热心公益事业，他的精神深为乡人所称道
    张秀民先生隐居廿八都三十多年，乡人对他具体在学问上的成就也有不知情的，但提起他的为人，都深感钦佩。
    修身、持家、治国、平天下，张秀民先生身上有着传统中国文人的气质和品格。他研究印刷史、安南史缘于爱国，而平时他的言行，亦恪守着这一准则。上世纪三十年代日本人利用退还庚子赔款，在北平（北京）设立东方文化委员会，成立东方图书馆，在市上抢购方志、家谱及各种古书，续修《四库全书》，邀请北平市各大学部分教授、讲师写提要，稿酬丰厚，但他认为这是极可耻的事，拒绝邀请。
    张秀民先生生性淡泊。他一辈子穿的都是布衣布裤，从没有穿过一双皮鞋。他住的是简陋的老屋，吃的是粗茶淡饭，烟酒不沾。他在物质上没有任何要求，他对学问的追求，却是扎实再扎实。他的堂弟张秀铫记得，五十年代他到北图看望张秀民先生，先生的同事告诉他说：“你哥哥是没有星期天的，每天都在看书找资料。”其实回到廿八都后，张秀民先生也从没有星期天，写书、看书几乎是他生活的全部，到了晚年，虽然精力大不如前，但每天起来练一趟太极拳后，还是继续修改旧作，写些短文，记了几十本小学生用的练习簿和几百张小纸片。
    但张秀民先生并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书呆子，他对家乡的公益事业很是热心。原来瞻山上只有一些松树，八十年代初，在张秀民先生等人的牵头下，乡亲们捐资修复了瞻山庙，又造亭造桥搞绿化。张秀民先生还请顾廷龙写了山门横额，请李希泌写了亭中对联，自己则作了碑文。现在山上松柏森然，鲜花盛开，俨然已成为一个风景区。
    八十年代，廿八都附近的一座水库边建起了一家电镀厂，污染了下游几个村庄的饮用水。张秀民先生得知后，由他和堂弟张秀铫等人出面，多方呼吁，要求停办。最后，电镀厂得以搬迁，保证了下游群众的用水安全。
张秀民先生回乡之后，资助过一些学校添置教学设施，还每年向当地小学赠送奖学金，鼓励学生好学上进。
    张秀民先生没有子女，自母亲去世后，由住在一起的大妹妹照顾生活。2005年，他的大妹妹去世，这对他是一个不小的打击。由于年事已高，生活不能自理，2006年，他由外甥韩琦接到上海，与妹妹、妹夫一起生活，这才离开了生活多年的廿八都。据他的亲戚说临行前，先生曾病了几回，使去上海的日子推迟了几次，像舍不得走似的。

张秀民为瞻山庙撰文

    2006年10月，张秀民先生百岁寿诞庆贺会暨《中国印刷史》（插图珍藏增订版）首发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举行，在首发仪式上，国家图书馆馆长詹福瑞深情地说：“在张秀民先生百岁寿诞之际这一煌煌巨著出版面世，堪称国内外出版界和学术界一大盛举。我们为有这样坚持不懈、衷情于中国古文化研究的老一代前辈感到无比自豪。”而令人惋惜的是，时隔两月，先生离开了人世。先生的去世，是业界的一大损失，浙江省古籍出版社（《中国印刷史》增订版由该出版社出版）挽联云：“博学精研，巨著新修，无憾中华印刷史；仁心德慧，期颐方庆，竟沉南极老人星。”这说出了所有认识与不认识先生的人们的心声。
   （本版摄影： 尹畅晨  钱宁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