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写这篇纪念文章，缘于一次偶然。那是半个月前的一天，我因参加公安局党委推出的“百警入村、户户见警”活动，前往乡下。车子途经环城线时，无意中瞥见不远处山麓中的那片坟茔，于是突然想起长眠在其中的老政委黄承荣，觉得有必要联系时下开展的“社区警务管家”这个载体，追思一下谢世已五年有余的这位值得我敬仰的老领导。

　　我与黄政委初次相逢，是在考场。那是1984年秋，出于强化刚刚经过第一次严打战役所取得的丰硕成果，全国政法系统秉承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关于“必须加强政法队伍建设”的有关指示精神，面向城镇居民户口，大范围公开招录公、检、法人员。记忆中，当时的嵊县政法系统，公安招录15名，检、法各招录5名。

　　为防脱考，我提前一天从乡下赶到在嵊县竹编厂工作的弟处投宿。原本以为万无一失，不想还是出了差池。那天我拖出自行车，准备前去赴考时，发现后胎竟然蔫了。此时欲补胎，显然来不及。好在竹编厂离城关中学不是太远，我就跑步前往考场，刚到城关中学附近，耳中便灌进了骤响的准考铃声。当时我的内心之急，悉数体现在百米冲刺的狂奔之中。见我如此慌张且大汗淋漓，一个候在考场门口、身穿上白下蓝警服的中年警察，微笑着对我说：“别急，别急，还来得及。”是年底，我进了嵊县公安局。因要到绍兴禹陵政法干校培训，带队民警通知我们，说行前黄政委要来给我们讲几句注意事项，等到黄政委亮相后，我才知道，原来黄政委就是那个安慰我“别急”的中年警察。

　　禹陵培训结束，我被分配到局秘书科属下的“公安史志办公室”，从事文字编纂工作。秘书科是汇集全局文字资料的部门，每当看到先进类的人事材料，我就将其撰写成消息、通讯，投给嵊县广播站、绍兴日报等媒体。随着用稿概率提升，当时的局领导如局长、政委就开始关注我，只要刑侦队破了案件、派出所出了经验、民警中出了典型，他们就会通知我或直接带我去采访。正是这些机会，让我近距离地感受到了黄承荣政委的爱民情结。

　　黄政委是义乌人，他讲的普通话夹杂着浓重的义乌口音。基于这个原因，有些前来公安局办事或反映问题的村民，因听不明白，难免重复提问。为了让群众听懂，黄政委总是耐心细致地予以解释。一次，有个转业从警的中层干部对黄政委说：“政委，我在部队呆过，你也在部队呆过，部队里的政治思想工作，讲究的是‘通不通，三分钟’，你现在的工作作风，好像没有了部队的影子。依我看，对弄不懂法律、听不进道理的刁民，你大可不必如此婆婆妈妈，一而再、再而三地为他们解释吧？”对于下属的这个观点，黄政委不予认同，他语重心长地说：“群众工作，不同于部队，部队官兵讲究的是纪律，而人民群众讲究的是感情，党和政府之所以在军民关系上提倡‘拥军爱民’，其目的就是强化军与民的鱼水之情。虽然公安机关实行的是半军事化管理，还在机构、人事方面的设置与称呼上类似军队，但归根结底，做的是群众工作。何况‘民警’这个称呼，本身就体现了民在先、警在后的意思，因此我们不能因为自己穿了这身‘官服’，而高高在上，自以为是，脱离人民，不把群众放在眼里。在我看来，搞好警民关系，做好‘拥警爱民’这篇文章，多动点嘴皮子，很是重要。”

　　那时公安局设在城隍庙内，条件十分简陋。秘书科与治安队的二十几个民警，合挤在一楼东边的几间房内办公。一天夜里，我窝在办公室写稿，突然听到吵闹，出门一瞧，方知是治安队有个民警与受审的男性村民针尖对起了麦芒。兴许是争吵声太过厉害，把在二楼值班的黄政委给引了下来。黄政委先是让那个办案民警息口，然后和颜悦色地对那个情绪几近崩溃的村民说：“你别激动，慢慢说，慢慢说。”那个村民见黄政委穿着一套毕挺的哔叽呢警服，猜想是个当官的，竟然哇地一声哭了起来，边哭边语无伦次地说：“领导，我真的没有参加赌博，我只是顺路看了一下，结果刚好被抓。被戴手铐也就算了，你们民警还要罚我，我家穷，哪里有钱来交罚款啊！”黄政委这次脸上带了严肃，说：“你参不参与过赌博，不是你自己说了算，而是要通过我们民警的调查，才能作出结论。如果你参与了赌博，也不是用穷的理由可以逃避处罚，因此你现在要紧的是配合调查，再不能闹，懂了吗？”缓解了村民的抵触情绪后，黄政委就把那个民警就近拽进我的办公室，说：“你是民警，不管谈话对象是违法分子还是人民群众，态度首先要端正。”见民警认同，黄政委接着开导，“你看，人家一个大男人，到现在还在那边委屈地哭，会不会真是冤枉他了？我的想法是，你不妨让他暂时静坐一会，等其他民警审理完另外的赌博人员，再予印证，并下结论，如何？”

　　第二天，我遇到那个民警，问他怎么处理了昨天吵闹的村民？民警答“放了”。我问，那你对黄政委干涉你办案有想法吗？民警瞪了我一眼，说：“想法！有啥想法？我感谢都来不及呢！要不是黄政委及时提醒我，以我的脾气，极有可能和那家伙硬掰到底，如果真是那样的话，说不定已出大事了哩。”

　　上世纪90年代初期，黄政委因年龄到杠卸任职务，改任巡视员。在到退休的那段时间里，作为巡视员的他，只要一有和民警在一起聊天的机会，就会给民警讲述一些有关如何做好“拥警爱民”这篇文章的话题。对于黄政委的“老调重弹”，个别民警私下表达了不同看法：“时下已是法制社会，警察爱不爱民、民众拥不拥警已经无所谓，因为只要人人遵纪守法，社会也就太平了，社会太平了，警民关系也就自然好了。”

　　但我一直觉得，黄政委的“拥警爱民”说法，始终蕴含着“为人民服务”的情愫。事实上，之后的公安工作，并没有被那些看似华丽、实则而非的说法所左右，这一点，可从贯穿于各个时期的诸如“立警为公，执法为民”“有困难找民警”“人民利益无小事”等等口号中，看出警察必须服务于民这一观点的正确性。去年年底，嵊州市公安局党委推出了建设“社区警务管家”的举措，要求“百警入户，户户见警”，告诫民警在工作中，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牢固树立“防控优先”理念，创新发展“枫桥经验”，紧密结合“越乡警务管家”建设和“强素质、树形象”主题教育实践活动，深入走访联系群众，主动听取群众意见，不断改进工作作风，着力拓展“送平安、送服务、送温暖”的爱民渠道，努力实现“促和谐、保稳定、警民一家亲”的工作目标。在通过实施“听民声、访民意、察民情、排民忧、解民难、化民怨”等调查研究手段中，完善各项服务管理功能，让“零距离服务群众，全时空守护社区”成为一种常态。

　　嵊州市公安局党委推出的“社区警务管家”建设活动，从一个侧面再次表明，当年黄承荣政委反复强调的“拥警爱民”情结，尤其是他诠释的“民警民警，民在先，警在后，有民才有警，爱民才是警”的理念，时至今日，尚有值得发扬、广大、传承之处。这，也就是我之所以撰写这篇纪念文章的真正缘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