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国之民，必先强教育

　　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姚麟，这位清末的秀才，自幼随父亲瑞芝游幕于福建。一路飘飘洒洒，眼里充满好奇。蔡元培在他的《杂记》手稿中曾提到“……此君藏书颇多，谈新学甚投契”。也许是早期博览群书，寄情山水，崇尚自然之风的教育根深蒂固，造就了姚麟朴实无华的文风和追求实务的个性。中法战争掀起后，姚麟随父亲及家人返回到嵊州老家。

　　这一时期的中国，会党纷起，活动频繁。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爆发，他忧愤交加，深感外侮日深，曾上书清政府，抨击政治弊端，条陈改良意见，逢人便慷慨陈词，谈论时务，鄙视科举八股，但他的一腔爱国情怀并未被清政府所看好、采纳。为了启发民智，姚麟在鹿山孔庙自设书塾，1901年又在附近筑侨园建楼21间充作校舍，独立创办师曾学堂，向青少年灌输爱国主义和种族主义思想。在开学典礼上，姚麟表示：“本总理所以要开学堂者，为培植人才起见，所以要培植人才者，为保国、保种、保教起见。”姚麟办学，开创了我市办新学、栽培人才的先河。

　　姚麟对教育的重视，不仅表现在办学上，还体现在对多样性文化的认同上。当时，即使是开通人士，也尚未有社会教育的概念，因而有人提出禁止演戏以节约费用，但姚主张，戏剧“但当改良，不当禁止”，他认为：“有益之剧，演者非靡费，听者非费时，且遍及老幼，收效较学校尤巨”，肯定了戏剧对社会教育的作用。

　　潜心革命，力兴女学

　　“姚生一介书生耳，徒以国民抱深耻，不惮远涉别妻子，立誓学成归闾里……名岁莫歌归缓缓，记取陌上花开时。”这是姚麟赴日本前，友人商宝慈赠予他的诗。

　　1902年对姚麟的一生来讲，是非同寻常的一年。那年秋，他东渡日本学习，在那里结识了革命志士陶成章、龚宝铨等，在他们的影响下更加坚定了反清的革命意志。

　　1903年回国后，他由嵊迁往杭州，以行医自遣。第二年嘉兴建立光复会在杭州的联络点，姚麟迁往嘉兴，开始参与革命活动，并共同筹划当地的演讲会、教育会等。这一时期的姚麟踌躇满志，朋友们推崇他为“卧龙起兮”。不久，褚辅成任同盟会浙江支部长，奉令由日本归国，他在嘉兴倡设南湖小学，姚麟一见倾心，不久便定居于嘉兴鸳鸯湖旁。

　　1905年9月，姚麟由竺绍康推荐，去光复会的大本营大通学堂任教员；1906年，任大通学堂总理。姚麟十分重视女学，认为中国女子数千年受到各种束缚，压制很深，而做母亲的对下一代影响又很大，尤其需要受教育，“教育之基础实在于女子”。

　　这期间，他在绍兴又出资八百余银元，筹创了震旦蚕业女校，自任为校长，一家儿女都辞去各校的教员之职，来到震旦蚕业女校义务任教。同时，他还支持外甥女王婉清解珥脱簪创办开明、嘉秀两所女校，为嘉兴兴办女校之始。

　　1906年底，姚麟辞去大通学堂总理的职务前往上海，出任光复会在上海的联络站——浙江旅沪学会文牍，负责处理会员函电往返收转等保密工作。1907年，学会正式成立，以“联络乡谊，研究学术”为名，策动浙江收回路矿权，积极参加收回路权斗争，出版了《路事增刊》宣传鼓动群众，为保路运动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此外，振兴航业，举办教育，凡对革命有利的事情，他都积极参与。

　　自1906年底到1907年，姚麟奔波于沪、嘉、绍之间，与秋瑾相应和，联系众多革命志士，筹划响应起事。

　　壮志未酬，悲歌当哭

　　1907年7月，徐锡麟安庆起义失败，绍兴大通学堂被摧毁，秋瑾就义，革命大受挫折，姚麟壮志未酬，悲歌当哭。

　　1908年，辛亥志士敖嘉熊遭到暗杀，他更为感慨唏嘘。这之后，江、浙路权斗争受立宪派所阻，不能贯彻变“据款保路”为“反清”革命运动的计划，姚麟悲愤交集，于1909年6月26日夜，含恨自沉于嘉兴锦带河。

　　光复会会长章太炎闻讯，不胜感伤地叹道：“我们又失去一个革命志士了！”副会长陶成章为他写传，赞曰：“定生力不足而心有余，后人咸当哀其遇而矜其志。”

　　我们痛惜这位革命志士的离去，敬佩他不屈的志气！回望姚麟的一生，一介文弱书生，却用笔发出根根利箭。他擅长诗文，文笔咄咄逼人。后人将他的著作汇编成《侨园诗文集》，蔡元培称他的诗文“大抵称心而言，不假修饰，于感慨忧国之中，见其质朴沉郁之志”，同时指出，“读其诗文，可以想见其为人，高尚之品格，坚毅之精神”。

　　姚麟在嘉兴从事革命活动，影响颇深，被列为“嘉兴七烈士”之一。他用生命敲响反清的号角，带给我们太多的震撼和感动……站在“嘉兴七烈士纪念塔”前，人们瞻仰着他们，从心底涌动着敬畏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