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末年，宋王朝为加强统治力量，不断扩大官僚阶层，扩充军队，致使官俸、军费激增，同时与北方少数民族建立的辽、夏政权存在严重的矛盾。为苟且偷安，每年奉送大量财物进献北方贵族，屈辱求和。庞大的财政开支，使得北宋王朝陷入积贫积弱的境地，统治危机不断加深。

　　为摆脱危机，地主阶级对广大农民实行严酷的压榨，“古之刻剥之法，本朝皆备”。阶级矛盾日益激化，阶级关系尖锐对立。这种对立集中表现在土地问题上，地主阶级大肆兼并土地，东南地区尤为惊人，越州鉴湖灌田八千顷多为豪右所侵。失去土地的劳动者，被迫忍受剥削，加上“花石纲”之扰，乡野处处是“败屋萧条无壮息”的凄凉景象。残酷的压迫和剥削，逼得广大农民走投无路，只得起来造反。于是，宣和二年十月以方腊为首的起义爆发了，得到了人民的广泛响应。“皆假窃腊之名字，人人曰方腊来矣！所至瓦解。”义军迅速发展壮大，攻城略地，所向披靡。年底前已先后攻克睦州、歙州、杭州等地，十二月进入衢州境内，攻取开化县。宣和三年正月，打下婺州州城、兰溪县；二月，进克处州。

　　同时，有“佛母”率领的一支起义军包围了越州，“欲以久困之”。只因出了叛徒，才没有打下州城。但这支部队得到了剡县起兵的仇道人的呼应。

　　仇道人，一作求道人，原名裘日新，剡县人。作为“食菜事魔教”的首领之一，宋人方勺《清溪寇轨》中将其称作“魔贼”。乾道九年黄伦所撰《重修显应庙后记》记载：“宣和辛丑，皇朝升平既久，东南旷驰武备，睦寇啸聚云扰，蔓延旁境，魔党相应，惟剡县尤炽。” 《宋故黄府君（褒）墓志铭》亦云：“宣和辛丑，盗发青溪，嵊人相煽继变。”说明当时在仇道人的带领下，剡县贫苦民众纷纷加入义军，勇敢投身于革命洪流之中。宣和三年二月，仇道人所部攻克剡城，杀知县宋旅，后克新昌、上虞。三月，攻占东阳，起用方腊“永乐”年号。义军曾攻占义乌、武义、浦江、金华、仙居诸县，威震东南。

　　宋代地主豪绅的经济实力十分雄厚，凭借经济实力鱼肉人民，造成了“富者益富、贫者益贫”的尖锐对立，故方腊起义始终是把斗争的矛头对准他们，剡县也不例外。仇道人率领的义军，力量发展很快，顺利攻破县城。这对于地主豪绅来说，不啻为一场灾难，为保全性命，有的纷纷逃离，有的组织团练抵抗。而义军对他们的打击是毫不手软的，这是夺取地方政权的必要步骤。

　　《剡西秦氏宗谱》记载：“讳兆，字天瑞，唐之公绪九世孙。由剡之秦高楼任临漳县知县，后改绍兴密推。缘梁求道等贼党蜂起，遂家会稽凤林乡。”唐代诗人秦系于开宝末避乱剡溪白石山下，植松百余，结松而处，览翠而乐，好于吟咏，是为剡西秦氏始祖。其九世孙秦兆，因求道人起义而自剡县迁去会稽凤林乡。剡人姚舜明，宣和三年婺州通判任上，方腊军攻打婺州城，姚曾召集流亡兵士近千人，据守义乌，使得义军受挫。又致书其叔祖姚仲兼，请其募集乡团清剿新昌前梁“玉清洞主”。姚舜明后因“平贼之功于时为冠”，除直秘阁，提点两浙刑狱。其一度欲告老还乡，称“丐闲营葺……为归老计”，但因家乡“剡中旧庐焚毁”，未能如愿。后自剡之永富乡故宅迁居妻张氏家乡诸暨，死后亦葬诸暨左溪。可见，站在起义军对立面的姚舜明，其在剡中的旧庐遭到起义军的焚毁，是可以想见的。仇道人的义军攻打邻县新昌时，地方上有董公健率子弟聚里中万余人组织武装对抗义军。义军初战不利，遭“斩首千级”。不久董公健又被官军召为先锋“讨剡西贼”，义军抓住其自大轻敌的弱点，将其包围，董氏“势孤援绝”，惨败而自杀。

　　除了对地主豪绅的政治和军事打击外，方腊起义军在思想上也对用来维护朝廷统治的儒、道、佛“三教”进行反抗斗争。批判封建理学，揭露所谓“明天理、灭人欲”说教的虚伪性，对理学家鼓吹的“富贵由来自有天”的谬论进行了驳斥。方腊起义军每到一处，逢庙即烧。《古剡刘氏宗谱》存《重修惠安寺碑记》这样记载：“（鹿胎）山之阳，旧有法华台寺，宋大中祥符间改名惠安寺。遭睦寇兵燹之劫，埋丛棘中不复可识。”《惠安寺历修记略》言：“剡城鹿胎山有惠安寺者，自宋经睦寇蹂躏后，各久成废址。”当时位于鹿胎山麓的名刹惠安寺，被焚烧殆尽，只剩下一片废墟。县学孔庙、永富乡西镇庙（显应庙）亦毁于此时。农民军希望通过打击神权来反抗封建统治，动摇封建统治的思想基础。但是他们的方法比较简单，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甚至在某些方面起了不好的作用。

　　由于敌我力量悬殊，加之战略方面存在误判等原因，起义受到挫折。宣和三年四月，方腊在帮源洞被擒，起义主力遭受损失，但其“党类”，仍在东南各地继续坚持斗争。《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载：“方腊虽就擒，而支党散走浙东，贼势尚炽。”童贯派遣郭仲荀、刘光世、姚平仲等到浙东分路往讨，郭仲荀领兵至三界镇，遭到嵊县、新昌方腊“余党”的夹击，在这里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战斗。五月姚平仲破求日新洞，仇道人阵亡。之后官军逐步收复东阳、仙居等县，使得形势逆转，大规模军事斗争宣告结束。虽然起义在朝廷与地主武装的联合围剿下最终失败，但这次起义的巨大影响和深远意义，不是统治者一时凭借武力所能消除的。

　　而起义对于剡县的影响，首先反映在人口和经济上。《嘉泰会稽志》言：“剡县屠戮焚荡尤酷”，《剡溪联桂周氏宗谱》有《宋故承节郎义夫公（周仁）墓志铭》记载：“宣和间，盗发清溪……贼平，而嵊境户口十存二三，府督输官如旧。或欲以没丁所应纳者责主丁补，君诣令曰：‘疮痍之余，一丁尚不能纳，况倍取之耶!愿熟计之。’议遂寝。翟公参政帅粤,日访民疾苦于县，令以问君，君曰：‘绢号和贾，今皆抑,纳宜少损其数，民可少甦。’令然之，闻之帅，帅闻之朝，而岁减其额，君子谓仁人之言也。”起义仅仅半年的时间，“嵊境户口十存二三”，可以看出战争的残酷，直接导致剡地人口的大量减员。同时，经济也遭受了毁灭性的破坏，农民的人头税更难以输纳。经历方腊之变后，地方官吏仍想继续横征暴敛的想法，显然脱离实际。像周仁这样的地主阶层都已经意识到，只有减少税额，给予农民休养生息，经济才有可能复苏，所以他的建言被有识之士视为“仁人之言”。但压迫与被压迫阶级之间存在的根本性矛盾，却始终无法调和。

　　其次，方腊起义摇撼了统治阶级在东南地区的统治，使得宋王朝甚为惊恐，对剡县地方也加强了管控。宣和三年七月，越州知州刘述古（刘韐）以“剡字两火一刀，有兵火象”为由，奏请改剡县为嵊县。“宋宣和三年，县遭睦寇，既平，增修城壁，周十二里。”又增修加固了嵊县城墙，以防兵祸。在县西南五十里长乐乡，设置了长乐寨，以加强防御。实际上，这一切并不能延缓北宋王朝的覆亡。

　　剡县因秦始皇挖剡坑泄王气而名，唐代爆发裘甫起义，继而北宋又发生响应方腊的仇道人起义，可证旧志所云“两火一刀可以逃，剡为避灾之地”不过是个美好的传说罢了。只有人民才是真正的主权者；只有人民能够成为真正的立法者；只有人民的意志才是政权的渊源。他们，才是推动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