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7月，中国国民党驻法总支部成员欢送周恩来回国时合影。前排左一为总支部主席王京岐，中坐者为周恩来，右一为赵栋。此照原为王京岐家属所藏，1957年送周恩来办公室。

　　一、青年励志，旅法救国

　　王京岐是嵊州市甘霖镇长安村人，1895年生。他从小聪颖，勤奋好学。5岁入小学，14岁毕业于县立高等小学校，15岁读于新昌中学，17岁入金陵大学，18岁转之江大学毕业。“五四”运动唤醒了一大批忧国忧民的有为青年，他们积极研究新思潮，探索救国救民新道路，随之兴起以学习西方民主、科学为目标的留法勤工俭学涌起高潮。王京岐就是其中一个，他说：“读书不忘救国。”面对灾难深重的旧中国，他心怀天下，决心去法国勤工俭学，寻求救国救民道路。他家并不富裕，其父靠出卖一座山林支持他出国。王京岐于1920年5月踏上万里海程，6月16日抵达巴黎。他首先进入刚福郎公学读书，后转入枫丹白露公学补习法语，继之在阿佛尔工业学校攻读。他矢志于工业救国、科学救国的道路，决心以学得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来医治振兴百孔千疮的祖国。由于他勤奋好学，品学兼优，广交朋友，很快在周围聚集了一批志趣相投的青年，越聚越多，自然而然他成为领袖人物。1921年北洋军阀政府派朱启、吴鼎昌特使前往法国密谋以川、粤、滇、桂四省采矿、筑路权和全国印花税抵押，借贷款5亿法郎。王京岐闻此大案，即与周恩来、赵世炎等一起召集华人侨胞发起“拒款”游行示威斗争，并带领旅法学生包围使馆，袭击其秘书等，中法当局被迫放弃此案，初战取得胜利。

　　1921年9月20日，在留法学生进占里昂大学，为“争回入学权”而斗争(该校原是解决勤工俭学等生活困难和升学问题的名义创办，但开办后，校方拒绝勤工俭学学生入学，而在中国国内另招学生，因此引起勤工俭学学生抗议)。王京岐和李立三、陈毅等组织120多人勤工俭学学生战斗队，以王京岐为首第一批占领里昂大学。这个运动被称为“小十月革命”。斗争失败后，王京岐等人被法国当局拘捕入狱。在狱中，由王京岐和蔡森、李立三、陈毅等战友发起展开绝食斗争，并发表绝食宣言，抗议法国当局暴行。10月14日，法国当局将王京岐和一百多名学生遣送回国。这一年的勤工俭学和20多天的狱中斗争，打碎了王京岐不切实际的空想，改从工业科技救国为革命救国的先觉者，决心重回法国，大干一场。

　　二、肩负中山使命，再涉重洋筹建组织，促国共合作

　　王京岐回国后，更关心祖国的政治形势，积极学习宣扬孙中山三民主义救国的主张，对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事业寄予厚望。王京岐在国内外的革命行动，以及他在法国与勤工俭学中和进步青年有广泛联系等等，早被国民党领导关注，于1922年春由李石曾、吴稚晖介绍加入国民党，成为孙中山的忠实信徒。同年8月，在上海环龙路44号中国国民党总部驻沪办事处，孙中山先生会见了王京岐，指派王京岐去法国组建党支部，当面指示：“你到法国后，要联络同志，筹建国民党旅法总支部。”

　　1922年8月，王京岐肩负着这一重大的历史使命启程法国。当他到法国时，中国少年共产党已在巴黎成立，并改名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由周恩来担任支部书记。王京岐到达法国，首先进驻里昂中法大学展开工作，一手筹建国民党旅欧支部，一手积极与周恩来领导的旅欧共产主义青年团联络。周恩来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关于与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的精神，亦主动与王京岐接触，支持他开展工作。王京岐很重视旅欧共青团这样一支富有革命朝气的力量，从一般朋友发展为两党并肩战斗的挚友。1923年3月10日旅欧共青团举行常年会，研究在西欧与国民党合作以及共青团加入国民党的问题。王京岐特派两名代表参加会议，从而建立起两党组织上联系。

　　6月16日，由周恩来、林蔚、尹宽三人作为旅欧共青团的代表，从巴黎来到里昂，与王京岐等进行会谈，并达成共青团80多人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旅欧支部组织。这样，在国内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尚未正式建立之前，在西欧已经实现这种合作，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国共两党合作的先声，这是王京岐与周恩来密切合作、肝胆相照的丰硕成果。

　　1923年8月，当王京岐回国请示报告工作时，周恩来写一封信给孙中山，对于旅欧国共合作，进行革命活动的原则提出三点建议：一、宜宣传民主革命在现时中国的必须要和其运动方略；二、为国民党吸收些旅欧华人中具有革命精神的分子；三、努力为国民党做些组织训练的工作，刊物印行等……孙中山听取王京岐汇报，深表赞扬周恩来三点提议，表扬王京岐的成绩。孙中山口头当即委派周恩来负责筹组巴黎中国国民党通讯处，在欧洲全面组党的指示。并很快在上海国民党总部正式颁布了委任状：“委任王京岐为里昂中国国民党分部处筹备员。周恩来、尹宽为巴黎中国国民党通讯处筹备员。”

　　王京岐带着孙中山签署的委任状返回法国后，便与周恩来、李富春等加速筹组国民党驻法组织。于1923年11月25日，由周恩来主持大会，国民党驻欧支部在里昂正式成立，选举王京岐任支部长，周恩来任执行部总务科主任，李富春任宣传科主任，熊锐任政治委员会会长。周恩来受孙中山指示在巴黎组织国民党通讯处的使命，于1924年1月17日正式成立，由聂荣臻任通讯处处长，李富春、熊锐、朱德等共产主义者都陆续担任了国民党欧洲支部的领导职务。

　　在中国国内召开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王京岐在周恩来、李富春等共产党人的帮助下，在巴黎哲人厅召开旅欧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正式成立国民党驻欧总支部，王京岐任总支部主席，共产党人李富春、林蔚等参加支部工作。

　　由于王京岐为首的总支部坚决贯彻孙中山的革命纲领和三大政策，组织得到了迅速发展，国民党很快发展到了二百多人，在法国、德国和比利时分别建立了五个支部，出版机关刊物《国民》半月刊，积极宣传国民党“一大”的革命纲领。

　　可是，王京岐的这些革命活动，受到了当时国民党内部右派的反对攻击。以执行委员习文德、张星舟、曹德三、王去病等人为代表，反对国民党“一大”的革命纲领和孙中山的三大政策，特别集中攻击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给予刚刚建立的总支部和在西欧的国共两党合作事业带来巨大的危害。王京岐和他们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在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人士支持下，于1924年7月20日，在巴黎哲人大厅召开国民党驻法总支部第二次代表大会，正式宣布该组织是旅欧华人“在欧洲大陆上在正式的中国革命派机构”，大会号召全体党员“须加强在欧洲在锻炼，待回国准备承担革命重担”。同时大会宣布实行改组，将上述四名右派分子开除出党。接着德国国民党分支部也把黄英、林森两个右派分子开除出党。国民党右派并不甘心失败，他们变本加厉地进行分裂活动，特别是1925年3月孙中山逝世后，他们与国内的国民党右派，即山西会议派遥相呼应，另外成立了一个所谓的国民党驻法总支部，机关设在都庵3号，出版机关刊物《三民》月刊。所以人们又称该“总支部”为三民社。从此，斗争更趋尖锐复杂了。

　　1924年7月，周恩来奉命动身回国，和王京岐、李富春等的合影，成为西欧国共两党紧密合作的珍贵见证。王京岐和周恩来合作共事多年，充满着深切的怀念，将欢送周恩来的照片寄给父亲，并在相片背后写着：“爸爸，周恩来坐当中，儿与他协同办党可说两年之久了，素来他专门对外，我惟理内。本其过去工作判他的智力、魄力，与夫将来之事业不在汪(精卫)、胡(汉民)诸老同志之下。现中央(广东)夺之东归，全欧党务影响匪浅，加之儿初次单身出马，尤其应付乏术。欢送他去法东归之时，正与儿别家出来之时，说不出的痛苦。”

　　王京岐家属一直把这张照片保存下来，于1975年3月送周总理，由总理办公室送周总理看过，周总理嘱办公室回信，探问王京岐家庭情况，感谢保留这张照片等。薄一波亲笔来信慰问。这张照片由邓大姐保存。

　　三、抱病坚持斗争，壮志未酬含恨长眠红海

　　周恩来回国后，旅欧共产党、共青团在邓小平、李富春领导下，仍一如既往，两党并肩作战，王京岐主编《国民》半月刊、《被压迫人民》，同共产党办的《亦光》刊物，相互支持。由于王京岐的才干，他被推选为华人大会主席，经常发表演说。在重大反帝示威、反击国民党右派斗争中，两党组成行动委员会，合作不减当年。1924年9月21日，组织旅法华人50个团体在地理学会召开“通电国内讨曹锟斗争”，资助中山革命华人大会；1925年2月7日，旅法中国劳动组织书记部在巴黎13区举行“二七”两周年纪念会，特别是1925年6月，旅法华人声援“五卅惨案”的大规模群众集会和示威游行等，王京岐都是组织领导者。对国民党右派斗争也是一样，凡他们办的《三民》月刊发表攻击革命文章，王京岐主办《国民》和共产党办《亦光》针锋相对，坚决与国民党右派斗争到底。

　　王京岐由于长期革命斗争工作，积劳成病，到1925年6月肺结核病已很严重，由国共两党领导安排王京岐去离巴黎百里的农村治病疗养。在同年夏天，震惊中外的上海“五卅惨案”发生，王京岐当即赶回巴黎，抱病领导战斗，于6月7日在巴黎召开华人大会，声援“五卅惨案”斗争，大会作出：通电祖国声援，对欧民众宣传示威运动斗争等五项决议。并组织成立“五卅惨案”后援会。同月14日举行示威游行，遭法国军警驱散，并拘捕发传单者5人。王京岐即在巴黎十三区秘密开会，组织机警勇敢骨干120多人，分乘四辆大汽车，包围中国驻法大使馆，威迫大使陈箓向法国政府交涉，支持正义，电慰遇难同胞等四个条件。大使即发出声援电文等，斗争遭到法国政府的严厉镇压，出动军警大肆搜捕三天，一百多人被拘捕。王京岐首当其冲，于6月23日被捕，囚在加信沿监狱，并抄查其家，抢走所有文件和物品，在狱中受尽折磨，病情日益加重，哮喘厉害，咯血不止，竟于7月27日被法国当局强行驱逐出境。王京岐抱着日趋恶化的病躯，满腔悲愤地从马赛坐船回国，于10月19日轮船驶向红海求婆地海口时，溘然长逝，时年30岁。

　　噩耗传到巴黎，中国共产党人和国民党人以及旅法各界华人，于1925年11月25日在布瓦街23号的伯利维尔大厅举行悼念王京岐大会，参加者47人，由中国国民党驻法总支部监察委员、中共旅欧支部执行委员邓小平(邓希贤)主持追悼大会。邓小平致悼词：“在法国当局的迫害下，王京岐抱着日趋恶化的病躯，怀着一腔悲情从马赛归国了，由浙江同乡第四届国民党驻法总支部执行委员陈齐护送他上船，由中国宁波的爱国志士在船上照料，才知船离开马赛驶向红海的途中，他一个年轻的爱国志士，因气候突变，温度过高，病体不能适应，溘然长逝了。按航海惯例，他被沉埋地中海的波涛之中。葬礼简单，庄严而严肃。没有哀乐，只有海鸥在盘旋，哀鸣着。”

　　与会者纷纷发言，一致赞扬王京岐为革命事业而献身，为反对帝国主义战斗到最后一息的精神，大家愤怒地抗议法国当局对王京岐的迫害，他的死是法国警察迫害造成的，法国政府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要和这种迫害进行斗争。国民党驻法总支部执委唐浴波说：“我们不应该在这次悼念会后就沉默了，而我们要更加两党团结起来。”工人代表提出：为了打击国际帝国主义，应该回到中国去，使整个工人阶级都觉醒。雪龙汽车厂的化工海荆州说：“应该和国际工人阶级团结起来，进行反对英、美、日帝国主义斗争，反对目前统治中国的军阀斗争。”最后，邓小平总结说：“我们呼请所有与会者继续开展对国际帝国主义的斗争，以此来永远纪念我们死去的同志王京岐。”

　　王京岐在法国革命期间，有四次回国，前几次回国均向国民党总部、孙中山先生汇报请示工作，最后一次回国，主要安排在国内组建革命武装部队。王京岐与镇海要塞炮台司令张伯岐协商说，我在法国搞到三千条枪要运回中国，在镇海码头上岸，支援广东革命军。他与中南乡乡长俞雨春(绅士)说，我会拿一些枪回来，以乌岩村为中心，联结长安等村，组建武装部队进行革命斗争。王京岐去世后，国民党驻法总支部国共两党领导研究决定，组成回国代表团向国民党总部报告，在《党务报告书》中，提出三点建议：一、对王京岐从优议恤；二、嵊县县党部建碑纪念；三、将其事略修入中国国民党党史。经国民党当局批准王京岐为烈士，发给抚恤费，抚恤费发到其长子20岁止。他家留下五人(其父母、妻及两儿)，次子王雪章解放前也参加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