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舅舅张秀民先生是著名的印刷史家、目录学家和越南史家，更是个不折不扣的“图书馆人”。自1931年厦门大学国学系毕业至1971年退休回乡，舅舅在北京图书馆工作了整整四十年。回顾历史，从前清宣统年间设立的京师图书馆，到北京图书馆，再到现在的国家图书馆，在一百多年的时光里，它为中国学术发展作出了极大的贡献。20世纪二三十年代，当时的馆长袁同礼网罗各方面学有专长的人才，从此它成为名副其实的研究机构，其中如徐森玉、向达、赵万里、谢国桢、王重民、谭其骧与舅舅等人，都是中国学术史上的重要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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舅舅退休回乡之时，我也正好被父母送回老家。在故乡求学的6年中，我常常聆听舅父讲述北图的历史、沿革、人物和掌故，从那时起，我就对这个中国最大、藏书最多的图书馆心向往之，对于作为神圣学术殿堂的图书馆，也充满了无限的崇敬与憧憬。1979年夏，我初中毕业到北京旅游，恰逢舅舅到北京查阅资料，于是舅舅亲自陪我到北京图书馆参观，为我讲解北京图书馆的历史，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85年之后，我开始了自己的研究生涯，在国内的各大图书馆查阅资料，1992年之后又有机会出访国外，游学二十多国，各个图书馆、档案馆和博物馆都是我必去之地。图书馆成就了我学术研究的基础，对于图书馆的热爱则来自于舅舅的谆谆教诲与耳濡目染。
在我童年的记忆中，舅舅不分寒暑，总是在伏案写作。一般人可能很难想象，为完成《中国印刷史》，舅舅付出了多少心血。这部印刷史的杰作诞生在条件极差的乡间。当时舅舅带回的藏书，除了有关中越关系史的之外，很少有其他书籍，甚至连基本的参考工具书也没有。有时为核对正史资料，还得跑到附近的中学图书馆。于是北京、上海、南京、宁波、苏州的各个图书馆，以及杭州孤山的浙江图书馆都留下了他孜孜不倦的身影。在那个年代，家乡的嵊州图书馆虽然书籍不多，也是舅舅经常报到的地方。一般每隔几个月，舅舅都会从乡间去往城关镇小住几天，充分利用图书馆的资料。有时往来不便，也会写信请人到图书馆帮忙查阅。
舅舅在北京图书馆工作期间，非常关心资料建设，在任职期间，曾大力提倡收购家谱和方志，又通过馆际交换，从越南复制大量越南书籍，并编制了大量目录，为各馆所仿效，在参考咨询组工作期间，为国内外学者提供学术咨询，深得学术界的好评。
在北京图书馆工作期间，舅舅也一直十分留意乡邦文献，在工作之余，编著了嵊县著述目，将古代嵊县人或与嵊县有关的著作汇为一编。同时舅舅也非常关注家乡图书馆的收藏，每有论文发表，或有新著出版，都会捐赠副本，同时也会把一些论著手稿捐赠给家乡的档案馆。我曾经到嵊州档案馆查阅，发现舅舅捐赠的物品中，就有不少印刷史和越南史的珍贵手稿。
舅舅对家乡一直有着深厚的感情。退休后，他也撰写了许多文章，回忆家乡的师友、在嵊州中学的生活，并为辛亥革命功臣张伯岐立传，并为标点本《剡录》贡献了心力，还撰写了序言。舅舅还作为《嵊县志》的顾问，为志书的定稿贡献了宝贵的意见。迄今我仍会想起返乡探望舅舅的情景，除了徜徉在家乡的秀丽山水之间，还会追随舅舅的脚步不时去到图书馆，一同参阅那里的乡邦文献。
在当今学术开放、国际交流日益频繁的时代，图书馆是提高国民素质和开展学术研究必不可少的场所。我衷心希望家乡图书馆能秉承一贯优秀传统，借鉴世界各大图书馆的先进经验，重视网络资源建设和工具书的收集，无论从藏书数量，或服务质量各方面，跻身先进图书馆之列。同时，培养和吸收各方面专才，在古籍善本和家谱的数字化等方面做得更好，使得嵊州图书馆不仅是一个服务机构，更是推进乡邦文献和地方历史的研究场所。我想舅舅若在，也一定乐见家乡的图书馆越办越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