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鹤鸣于九皋，声闻于野。鱼潜在渊，或在于渚。”这十六字出自《诗经·小雅·鹤鸣》，以鹤鸣九皋、鱼跃渊渚的意象，勾勒出自然生灵的自由灵动。文言文恰似这鹤鸣鱼跃，用最精练的语言，传递着跨越千年的智慧。然而，在科技飞速发展的今天，新词汇层出不穷，文言文却似一幅褪色的古画，逐渐被尘封于历史角落。
文言文，是中华文明的根基，从《尚书》《诗经》到先秦诸子的激烈辩论，从汉代辞赋的华丽铺陈到魏晋文风的清高脱俗，从唐诗宋词的优美意境到明清八股文的严谨结构，它以独特的韵律和深刻的含义，承载着古人的思想精华。它用最简洁的文字表达最丰富的内涵，既能阐述治国安邦的大道理，也能诉说细腻动人的情感。《论语》中“学而时习之”的朴实教诲，《庄子》“逍遥游”的超然境界，均以寥寥数语传递极深哲理，彰显文言文庄重优雅、含蓄隽永的特点。
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文言文的地位发生了历史性转变。八股文作为科举专用文体，随1905年科举制度废除而终结；而胡适、鲁迅等新文化运动倡导者推动的白话文运动，则是在十余年后发起的语言革新，旨在打破文言垄断，实现言文一致。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1917年）中提出“须言之有物”“不摹仿古人”“须讲求文法”等八项原则，核心是推动书面语贴近民众日常生活；鲁迅的《狂人日记》（1918年）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以“吃人”隐喻批判封建礼教，开创了白话文学的先河。这场运动并非否定文言文的历史价值，而是推动文化突破阶层壁垒，惠及更广大民众——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现代文学史》所载，其本质是“言文一致”的进步。
在当代社会，文言文的“冷”与白话文运动的“热”本质上是两个维度的现象：前者是语言实用功能的变迁，后者是文化普及的进步。北京大学《汉语史纲要》指出：“白话文运动解放了表达，而文言文的学术价值从未被否定。”目前，文言文作为传统文化载体，仍被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在学术研究、文化遗产保护等领域持续发挥作用。现代学者尝试以文言文诠释新概念，探索传统语言与现代思想的对话空间；而日常表达中，许多成语、典故仍活跃于人们的言语之间，成为文化传承的鲜活注脚。这些现象共同印证了传统语言与现代文明的共生可能。
如今的社会，“区块链”、“元宇宙”这样的新词不断涌现，“高铁”、“手机”、“电视机”等新事物层出不穷。面对这些现代产物，文言文难以直接对应，需依赖创造性转化——若硬套古语，可能失真；若随意造词，又易破坏其语感与规范。词汇的断层进一步加剧了文言文与现实生活的脱节。更令人惋惜的是，如今报刊杂志罕载文言作品，学校仅将其作为教材内容教授，它的实际应用几近消失。文言文仿佛变成了博物馆里的展品，静默而珍贵，却少了鲜活的生命力。
传承文言文，本质是守护文明的多样性。中国教育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中小学课程教材指南》明确要求加强文言文教学，强调“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而白话文运动的遗产，则是让文化突破阶层壁垒，惠及更广大民众。两者看似对立，实则共同构成了中华语言文化的完整谱系。
站在文明传承的角度，我们既要感谢胡适、鲁迅等先驱让文学走向大众的历史贡献，也要认识到文言文作为文化基因库的独特价值。正如故宫的修复师既坚守传统工艺又拥抱时代创新，语言的传承同样需要兼容并蓄——既珍视文言文的深厚底蕴，又赋予其时代活力。唯有如此，才能让《论语》的智慧与当代思想共鸣，让“鹤鸣九皋”的意境与现代生活交融，或许这正是对当今时代最好的回应。
我自幼受祖母启蒙教诲，对文言文渐生兴趣，自此常捧卷阅读。祖母的言传身教，如春风化雨，对我影响至深。在父亲悉心指导下，我慢慢萌生了用文言文创作的念头。后来，当我翻阅祖父留下的文献、论文和书信时，古文的独特魅力深深打动了我，让我再次领略到其精妙所在。虽感自身学识尚浅，能力有限，在文言文领域中尚属初学，但出于对文言文的热爱与执着，我还是鼓起勇气尝试撰写小文。我自知文字缺乏古风雅韵，也不够精炼传神，但这份对文言文的执着追求，始终如一，未曾懈怠。
今日执笔为文，非敢妄议长短，惟愿以浅陋之见，邀君共赏文言之雅韵，细听千年回响，让古意如泉，静淌心渊。
编辑：何东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