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庆成先生是嵊州籍著名的历史学家，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晚年当选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说他是桑梓之光也不为过。先生高足夏春涛兄编纂先生的纪念文集向我约稿，而我既未忝列先生门墙，也未曾有幸与先生共事，不过是一名敬仰先生的乡里后辈，着实有些惶惑。虽与先生未有深交，但几次会面却印象深刻，因此不揣鄙陋，记下与先生的点滴交往。

　　先生作为研究太平天国史的权威学者的大名早已有所耳闻，也早知先生是同乡，他家所在的甘霖镇距我的家乡崇仁镇也就20多里地。加之我舅父张秀民先生曾编纂过《太平天国资料目录》，与先生有过书信来往，也算是有缘。而真正第一次见到先生则是在1991年。

　　是年冬，我博士毕业，到当时位于东厂胡同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研究所工作，与先生所在的近代史所恰在同栋，终于有幸见到先生，至今我仍清楚记得见面的场景。

　　那天我去他的办公室拜会，简单作了自我介绍，先生得知我是同乡，故而待我格外亲切，勉励我要趁年轻好好读书做研究。先生仪态风雅，谈吐斯文，举手投足间尽显长者风范，让人感觉暖意融融，这便是我对王先生的最初印象。由于先生时任所长，工作繁忙，而我仅在世界史所工作三个月就调回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因此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很少见面，只是偶尔电话问候。

　　1997年底，王先生访问法国。内子当时在巴黎留学，因此听说此事后，我就告知内子，如果王先生在巴黎有什么需要就尽点力。也不过是陪先生游览，送他上机场这样的分内之事。先生却始终记得，还时时提起。和先生倒是因此逐渐熟稔起来，每当有师生聚会，蒙先生不弃，都会叫上我参加，有缘认识了很多先生的学生和研究近代史的朋友，如春涛兄以及郭润涛诸兄，至今仍有往来。

　　2000年后，王先生开始到美国女儿家常住。这年春，我也到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访问，先生不时来电，嘘寒问暖，关怀备至，并介绍普林斯顿大学的韩书瑞教授给我认识。之后的近二十年中，先生大部分时间都在美国安享晚年，我与内子时常也与先生通信问候。其间先生和师母回国过几次，我们都会到永安里先生府上拜谒，有时还带着我们的长子，童言稚语，逗得先生和师母十分开心，此情此景仍历历在目。

　　最令我记忆深刻的是王先生八十诞辰那年，先生在京的学生，以及曾在近代史研究所工作过的多位同事，特意为他操办了一场庆祝聚餐，我们有幸得以参与其中，共贺先生寿辰。那次聚会气氛十分融洽，先生诸多弟子和同事在会上都发了言，回忆与先生在一起的岁月，表达了对先生的崇敬之情。犹记某君十分动情，感念王先生对他的关照，言语间潸然泪下。先生的人格魅力与崇高地位，由此可见一斑。

　　2010年秋，先生回国，特别提出想再回家乡看看。遗憾的是当时我因有事，不能亲自陪同先生，只能拜托亲戚招待他和师母，开车送他们回甘霖故居。亲戚后来告诉我，踏上乡间的土地，品尝家乡熟悉的菜肴，看着他少年时代曾经生活过的地方，先生心情十分激动。这是先生最后一次回国，这一次回归故里也是告别之旅，我能在其中略尽绵薄，也是作为晚辈的荣幸，遗憾的是先生于2018年在美辞世，无缘再当面请益。

　　先生一直十分关心我的研究，多次和我聊起学术的话题。当听说我和内子研究明清中西关系史，就立即将他新出版的《稀见清世史料并考释》送给我们，并签上了名。这本文集收录了多篇论文，对海外的罕见史料做了细致深入的研究和考释。如康熙朝福建水师提督招徕外商令牌，是十分稀见的中外关系史史料。又如康熙皇帝晚年，因礼仪之争的爆发，曾派特使赴罗马，并请人带去印刷的红票，请求教皇对此重视，这份材料，朱色、黑色木板套印，现存不多，只有欧美的图书馆和档案馆收藏，虽有国外学者曾经引用，但中国学者中是王庆成先生首次寓目并予以披露的，后来我在欧洲也见到几件。

　　王先生对晚辈十分关照，本世纪初，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成立，项目申请开始后，席泽宗院士推荐我撰写科技志，我自己也有意试试，王先生听说后马上表示支持，并向戴逸先生鼎力推荐，后来我认真准备了项目书，顺利申报成功，前些年也圆满完成书稿的撰写，得到了项目组和评审专家的好评，王先生的关爱之情，我至今仍铭感于心。

　　对王庆成先生学术的真切与全面的了解，是近年在拜读他的一些著作之后。先生的文章或论著，字字有来历，论从史出，他不仅关注新史料的发掘，注重历史的细节，而且多有思想和理论的创新，这在史学家中并不多见。他十分注重新史料的整理和出版，为学界提供了很大的便利。1983年，先生首次出访美国；1984年，出访英国，在短短的八周内，先生马不停蹄，在大英图书馆、剑桥大学图书馆、牛津大学图书馆发现了大量珍贵的太平天国史料。很难想象，在没有数码相机的时代，仅靠抄录，就掌握这么多信息，是何等的不易！如果没有勤奋和敏锐的学术眼光，以及长时间的学术积累，很难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取得如此大的成就。欧洲学者曾和我提过法国伯希和当年在梵蒂冈教廷图书馆看书，短短的一个星期就完成了汉文书目，为学者所称道。同样，从发表的作品看，王先生在英国八周中的成果也是不遑多让，效力之高，令人惊叹。

　　和王先生交谈，更是一种难得的学术上的享受。先生语速平和，娓娓道来，他曾和我说起他在上海、南京求学的时光，以及解放初期在北京中宣部工作的经历。先生曾和周予同先生之子同学，因此有机会向周先生请益，历史知识的启蒙也部分得自周先生的教诲。先生阅世广泛，经历了风风雨雨，历史的长河，在先生的口中，像静静的流水，一切都那么的平静。先生纯粹儒雅，平易近人，提携后学，淡泊名利，虽然长期担任所长一职，但绝无官架子，在先生身边，每有如沐春风之感。

　　在我的学术生涯中，能有幸结识像王先生这样的史学界前辈，是我一生的幸运。从王先生的身上，不仅学到如何做一流的学问，也感受到了如何为人处事。先生的道德文章，高山仰止，永为晚辈铭记，也永为桑梓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