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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南轩家庙
西白山旧称太白山，因传说李太白云游此处而得名，其主峰海拔1095米，为嵊州第一高峰。
西白山之美，在于山水之间。《剡录·山水志》说：“剡山之奇深重复，皆聚乎西。其西曰太白山、小白山，峻极崔嵬，吐云含景……”源自西白山的雅张江，干流自葛英村，经鹿苑寺遗址，一路奔流，最终汇入剡溪支流长乐江。
西白山之美，在于文化信仰。行走西白山，怡人耳目的是清泉溪瀑，洗涤心灵的是信仰的清流——葛仙翁祠的古松奇洞间蕴含道教仙风，鹿苑寺的残砖剩瓦间遗落佛教文化，张南轩家庙的堂皇庙宇间彰显儒家风范。
西白山之美，亦在于人文荟萃。自三国时期起，两千年间名士迭至。明代著名文学家、《陶庵梦忆》、《西湖梦寻》作者张岱避乱山中，潜心著书；道教著名人物葛玄、葛洪、赵广信、褚伯玉等先后入山修道、采药、传医……
因为文化的流淌，因为信仰的积聚，西白山不但吐云含景，而且吐纳了别样的灵气。
一
南宋绍兴16年（公元1146年）广东连州巾峰山上，一场春雨把参天古木洗涤得青翠欲滴。清明刚过，巾峰山顶来了一老一少凭栏远眺。长者是被贬连州的南宋宰相张浚，此刻他正捻须凝眉：遥望北方的临安，半壁江山正在飘摇风雨之中。张浚的身边是儿子张栻，其时才13岁，他鸟瞰江山，不禁脱口吟道：“我闻路将军，威棱著湟水。又闻韩吏部，风流遗燕喜。徘徊巾峰阿，遐想千古意。天地多黄埃，凭栏频徙倚！”
数十年后，张栻的孙子张奎来到剡溪之畔，迁居长乐镇雅张村。雅张村离西白山脚不远，屹立于村中古建筑群间的张南轩家庙，是张氏后裔为祭祀始祖张栻（号南轩）所建。
翻开雅张村珍藏的20册《张氏宗谱》，张氏一脉“治国平天下”的儒家传统赫然在目，薪火相传——
张浚，今四川绵竹人，南宋高宗和孝宗时曾任宰相。力主抗金，选拔重用韩世忠、岳飞等名将，秦桧执政后，被贬谪居连州。1138年，金使南下议和，张浚在贬所连上五十疏，表示反对。
张氏宗谱
南宋宰相 张浚
南宋著名理学家和教育家 张栻
张栻（1133年-1180年），号南轩，南宋著名理学家和教育家，主教中国三大书院之一岳麓书院8年之久。
张旸，张栻幼子，宋淳熙年间登进士，后授剡县知县，任职未期，卒于官署。葬鹿胎山东。
张景星，清乾隆五十八年生，前后五次参加会试不第，后终获会元（相当于全国笔试第一名），为嵊州科举史上考生获取的最高功名。后任湖南绥宁县知县，猝死于任所。
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在他们身上得到了生动的体现。张浚身居江湖之远而忧庙堂，“在永州贬所连上五十疏”，用生命为仁义作抵押；张旸“任职未期，卒于官署”，病死在职位上；张景星屡败屡试，并吟诗“仕隐生涯真隐心，达人何必老山林”，任知县时被民众称为“张青天”，后来也“猝死于任所”。
儒家所憧憬和企盼的理想社会，是一个安定、和谐与统一的治平之世。对儒家而言，人格的修养只是第一步，要达到理想还需要现实政治的努力。张氏家族的身体力行，为儒家精神作了最好的诠释。
洞悉一个家族的历史，再来看张南轩家庙，便可以在寻常的土木砖瓦间读出一些东西。
家庙的始建年代已经不可考证，它坐北朝南，沿中轴线有前厅、左右耳房、戏台、连廊、两侧厢房和正厅，布局有如儒家中庸之道，中规中矩。门厅开有三个大门，门楣上分别镌刻“张南轩先生家庙”、“南宋世家”、“西剡望族”，显得气度轩昂。戏台与正厅用连廊相连，村民在台下看戏可避风雨，设计相当人性化。林立的粗梁大柱上有匾额、楹联三四十幅，草、行、篆、隶无所不包，而“翰林”、“会元”、“文魁”、“五世科贡”等象征功名的匾额则挂在醒目之处。
雅张村近三分之二的人是张氏后裔，祖先的功德使他们发自内心地崇敬。文革时期，庙里的楹联都被造反派用石灰糊掉，前几年整修家庙时，族人用了几个星期，一点点地重新将它们凿了出来。耕读传家的传统到了现代，仍然顽强地延续着。家庙前门右侧的张姓台门里，就出了好几个高材生，其中一位是博士后，现留学日本京都大学。
盛世修志，村里历时四年编撰了厚达四百页的《雅张村志》。纵览村志的“人物传略”，张栻虽然仅着数百字，但在张氏一族中是成就最为突出者。
二
现在我们可以来讲讲本文的主人公张栻了。
张栻生于宋高宗绍兴三年（1133年），卒于宋孝宗淳熙七年（1180年），他从小就跟随父亲张浚身边，受到良好的教育和熏陶。公元1163年，作为宰相的张浚再度被主和派排斥下台，于第二年含恨去世。张栻办完丧事，又屡次上疏，对孝宗说“誓不言和，专务自强，虽折不挠。”（《宋史》）。他认为，要取得抗金战争的胜利，必须增强自己的实力，要“专务自强”，其关键是得民心，他说：“夫欲复中原之地，先有以得中原之心，欲得中原之心，先有以得吾民心。求所以得吾民心者，岂有它哉，不尽其力、不伤其财而已矣。”这样的战略思想，是从根本上考虑问题，而非单纯从军事上考虑问题。“不伤其财”意思是说，如果不减轻老百姓的经济负担，大后方就不能稳固，就谈不上抗金复仇。由此可见，张栻在政治上是很有远见卓识的。
据《宋史》记载：张栻任吏部侍郎并兼待讲时，在京一年，得宋孝宗召对六七次，并且每次上书，“必自盟于心，不可以人主意悦辄有所随顺”。
在封建政治圈里，要坚持独立的品格是很难的，而张栻做到了。他与宋孝宗曾有“晓事之臣”与“办事之臣”的著名谈论。那是有一次，宋孝宗跟他谈话，说难得办事之臣，张栻答：“陛下当求晓事之臣，不当求办事之臣。”在张栻看来，“晓事”和“办事”区别很大。只知道“办事”——上面交代什么就惟命是从、甚至明知违法乱纪也去办；而“晓事”的人，必然是有立场原则的人，在正义面前置个人利害得失于度外的人。张栻还很尖锐地说：“若但求办事之臣，则他日败陛下事者，未必非此人也。”
但“晓事”之人，很难在传统政治中有更大的发展空间，这反而成就了张栻在 学术和教育上的造诣。张栻精于学问，对宇宙的构成、万物的变化、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如何组织一个和谐理想的社会，都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在南宋理学阵营中最具特色的湖湘学派，确立其地位的便是张栻，后来，他与朱熹、吕祖谦并称为南宋三大理学家。
宋孝宗乾道元年（1165年），张栻受湖南安抚使刘珙之聘，主教岳麓书院8年之久。后来，南宋长沙一带出现了三个公认的教学等级：官办的州学学生成绩优秀者，可以升入湘西书院；在湘西书院里的高材生，可升入岳麓书院。在这个意义上，岳麓书院颇有点像我们现在的研究生院，引人仰望。岳麓书院后来能够成为中国三大书院之一，张栻起到了开创之功。在他的主教下，人才雅集，“一时从游之士，请业问难至千余人，弦诵之声洋溢于衡峰湘水。”从此初步奠定了湖湘学派之规模。
在岳麓书院的讲堂内，张栻刻下了奠定书院教育传统的《岳麓书院记》，表达了人格培养的教育目标。他从来不把知识传授作为首要目标，而认为只有扩充和发展自己的人格与道德意识，才可以建立和谐、完善的社会秩序。这种人格教育，即使放在现在，也有很高的现实意义。岳麓书院本来湖湘学派的讲学基地，张栻却广邀不同学派的学者前来讲学，闽学派的朱熹和永嘉学派的陈止斋都曾到书院讲学，并受到学生的欢迎，显示出自由开放、兼容并包的学术胸襟。
张栻的教育思想对后世学风产生了巨大影响，从明清到近代，整个湖南地区在湖湘学派教育背景下，产生了一代又一代叱咤风云的历史人物，成为令人惊叹而深思的历史现象。一千多年来，岳麓书院的教师中集中了大量海内最高水平的教育家，其中包括可称世界一流的文化哲学大师朱熹、王阳明，而它培养出来的学生更让人叹为观止。千年太长，光以清代而论，便可随手举出哲学大师王夫之、启蒙思想家魏源、军事家左宗棠、学者政治家曾国藩等等。岳麓书院的正门口骄傲地挂着一副对联：“唯楚有材，于斯为盛”，把它描绘成天下英才的荟萃之地，口气甚大，却让人不得不服气。
一个家族，一段历史，一种精神，足以彪炳千秋。虽然千百年后，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我们，道德规范和价值认识似乎与祖先迥然相异，但透过文化巨大断裂的表象，民族精神仍然在每个中国人的血脉里喷溅着浪花。以儒学为主流的传统文化就像一条流淌在东方的理性之河，曾经灌溉过中华民族的精神原野，曾经干涸断流，但永远不会在我们民族的血管里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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