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

　　■1938年2月，中共浙江省工委机关设于邢子陶的家中，邢子陶任组织部长。

　　■1938年5月，浙东党的最高领导机关——中共宁绍特委又在新屋台门成立，邢子陶仍任组织部长。

　　■烽火连天的岁月，邢子陶的身影一直奔走在战火纷飞中，成为一台革命的留声机。

    烟雨纷飞，斯人远逝。然而，那一幢高高翘起的四合院仍在，那一段烽火岁月的旧痕依稀。沿着因岁月流逝而变得凝重光滑的石板路，我们走进中共浙江省工委、宁绍特委机关驻地——嵊州市长乐镇沃基村邢子陶家，走进他“刀光剑影”的革命历程。

    少年邢子陶的匆匆身影

　　1912年10月22日，长乐镇沃基村一个贫苦的家庭，随着嘹亮的“哇哇”啼哭声，邢子陶迫不及待地来到了人间。父亲邢诵春手举男婴，脸上的皱纹一一展开，终于后继有人了!母亲黄阿凤脸上的笑纹却只逗留了短短的一瞬。男耕女织，重租高利，一亩薄地早已对付不了一家四口的温饱问题，如今再加上一张嗷嗷待哺的小嘴，往后的日子怎么过怎么熬呢？迫不得已，邢子陶7岁的小姐姐给人做了童养媳，年轻的大姐姐也很早嫁了人，五口之家很快精简成三口之家。

　　邢诵春对邢子陶管教甚严，星期日和假期必须跟他下地种田。1922年特大洪灾后，刚满10岁的邢子陶就跟着父亲一起担挑冲积在田里的大片黄沙，少年的肩头肿成了馒头，少年的脚板磨起了水泡，少年深一脚浅一脚地陷在泥沙田里；六月骄阳如火，汗水一滴滴淌入了脚下的稻田地里，父亲一声不响地扛着，邢子陶也一声不响地扛着。

　　邢子陶6岁上学，13岁高小毕业。父亲说，如能考上前几名，就让你到县城去读书。父亲的许诺，让邢子陶短短的读书生涯充满了梦想，充满了憧憬。当邢子陶拿着第一名的成绩走到父亲面前时，父亲却扳着手指历数了一大堆家里的窘况。父亲说，你去城里上中学，一年要一两千斤稻谷供你吃饭、穿衣、交学费，家里的人就没有饭吃了！于是，邢子陶的读书梦在父亲的三言两语中轻易地破碎了。

　　此后，在染店里当帮工，在药店当学徒，去本地石砩小学、水竹安小学和上东乡的华堂小学当教员，穿着长衫的邢子陶四处奔波着。在水竹安村镜清小学，他除教语文课外，还常常讲革命故事给学生们听。有一次他教了这样一首诗：

　　层层积压下的农友们，起来吧！为了自己的前程。睡梦里辗转的呻吟，是谁使我们忍受？！黑夜里酸苦的热泪，是谁使我们长流？！……

　　一直到17岁那年，邢子陶才离开故里，去上海打工。

　　十里洋场的另一份工作

　　1929年，17岁的邢子陶风尘仆仆地赶往十里洋场的上海滩，去投奔堂兄邢子慎。等待邢子陶的是杨树浦海洲路美丰织绸厂，在那里，他成为一名织华丝葛提花机的学徒工。学徒工邢子陶没有宿舍，只能挤在三源坊堂兄的一间亭子里。

　　邢子陶有个同祖父的妹妹，在杨树浦一家日本人开的上海纱厂做工，也即著名作家夏衍指的那种包身工。包身工们睡在包工头的铜床底下，每天上日夜班，每班12个小时，赚来的工资全给包工头拿去，饭只能上班时吃饱一顿，半夜饭给带去两个小烧饼，干到天亮回来站在桌旁想吃点粥，包头工就骂她们：站在这里干什么？还不快去睡！这些从十四到十五岁的女孩，当初被包工头描绘的花花世界所诱惑，乐颠颠地跟了来大上海。呆了一两年，却都弄得人不人鬼不鬼的。一位同乡的包身工哭着对邢子陶说：“告诉我丈夫，我再也回不去了！”第二年，那女子果然客死上海。

　　活生生的事实，又兼自己也一直受着资本家的剥削与压迫，邢子陶潜伏心底的革命种子彻底复苏了。他和进步工人一起组织了互济会小组，看《历史唯物论》、《共产主义ABC》，他还团结上百名工人到国民党上海市社会局请愿，要求制止资本家减工资的非法行为……做工之外，邢子陶将更多的时间都花在另一份“工作”上。

　　1933年7月6日，邢子陶成为脱产的职业革命者，在上海正式做地下革命工作。

　　职业革命者邢子陶在美亚二厂、四厂、统益绸厂发展和建立组织，和资产阶级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以团支部和团员为核心，团结了周围许多工人和群众；用工会小组、读书班等形式开展马列主义教育活动和各种群众活动；在基层组织中为改善群众的日常生活而斗争。邢子陶的名字让资本家和国民党反动派们伤透了脑筋。

　　1934年2月11日（除夕前二天），21岁的邢子陶代表省委到浙江建立浙江省的团组织，在上海火车南站，被特务们逮捕，押解至上海市公安总局专门对付共产党人的“督察处”，开始他的监狱生活。

　　狱中的一千多个日子

　　邢子陶被囚车送到督察处的当天晚上，就被抓到楼上吊打逼供，逼他承认是邢子陶。第二天晚上，又被刑讯。两天下来，邢子陶被打得皮开肉绽，遍身青紫。后因一无证据，二无口供，特务们也没有办法，只好作罢。

　　除夕晚上，特务们对犯人只用了一次刑就结束了。牢房里骂声、恐吓声、打吊声、惨叫声安静了下来，只听得楼上特务员们的留声机里传来“桃花江是美人窟”那种艳情曲子。一边是饥寒交迫的政治犯，一边是“人肉馒头的宴席”，邢子陶心里充满了愤慨。

　　在公安局督察处关了20天左右，3月初邢子陶被押解到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军法处。在那里，邢子陶的脚上被钉上铁镣。带着铁镣睡觉非常痛苦，睡着时脚上体温被铁镣吸去，像有一块冰在咬一样，缠上布也不行，腿部渐渐消瘦下去了。然而，牢房的日子也不寂寞，大家趁着看守不在时，轻轻地唱着《国际歌》和《囚徒歌》，慷慨悲壮。

　　一段时间后，邢子陶被押解去上海漕河泾监狱。在那里，邢子陶的名字是“七五０”。从牢房木制的窗口望出去，可以看到监狱高墙外的一个树梢，春天绿了，秋天黄了，冬季落叶了，第二年春天又绿了。年复一年，青春岁月在狱中流逝，也在学习和斗争中流逝。

　　在狱中，邢子陶他们想方设法搞来不少好书，如《政治经济学》、《社会发展史》、《反杜林论》、《左派幼稚病》等书籍，并且趁着坐牢的机会，学习英、法、德等外语，成为日后革命的武器。在狱中，邢子陶他们还用难友的身份相互联系，有时利用“放风”时传递消息，有时利用两个号子间墙上安装的小洞，包好纸条从洞中抛过去，和狱方作着必要的斗争。

　　后来，父亲邢诵春辗转从嵊县赶去看望邢子陶，说已千方百计托了人，只要“悔过自新”就可出狱。然而，邢子陶却决绝地告诉父亲自己无“过”可悔。在父亲含泪远去的背影中，邢子陶坐牢一直坐到了1937年9月份。

    一座台门的特殊身份

　　长乐是嵊西重镇，在会稽山的南麓，地扼宁绍至金衢的咽喉，与东阳的巍山镇隔山相望。1938年2月起，中共浙江省工委机关就设在邢子陶的家中。5月，又在他家成立了浙东党的最高领导机关——中共宁绍特委，邢子陶均任组织部长。在省工委、宁绍特委的直接领导下，宁绍地区各县党的工作迅猛展开，抗日救亡运动轰轰烈烈，邢子陶为之付出了极大的心血。他首先在嵊县建立党的组织和领导机构，又通过上虞县联系革命青年，帮助建立县工委。他还深入到鄞县、镇海、奉化、余姚、东阳、义乌等县，调查研究，指导工作，使党的工作和抗日救亡运动得以顺利开展。

　　那年头做一个共产党员不仅要冒杀头的危险，还要经受得起清贫之苦；不仅要为完成任务而尽心尽力，还要为填饱肚子到处张罗。身为宁绍特委组织部长的邢子陶，连普通的农家饭菜都吃不上。一次他去找陈布衣（曾任宁波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以钱庄日常的饭菜招待，他吃得津津有味，连声说：“你们吃得这么好呀！”陈说：“那你多来来，我是管伙食的。但要迟点来，待大家吃完了你尽可放开吃！”又有一次，邢子陶带同志上县城开会，他把他们领到一幢黑洞洞的房子，大热天一动就是一身汗，没有茶水，更没有风扇。邢子陶到街上买来一个白香瓜，切成一片片，每人一小片，讲明不准吃下，只能润润嘴唇以解渴。

　　所有的苦，所有的累，所有的危难，邢子陶都挺了过来。烽火连天，民族生死存亡，他的身影一直奔走在战火纷飞中。50年代，60年代……一直到1998年逝世前夕，生命不息，脚步不止。

　　长乐沃基新屋台门,那一座青砖黛瓦四合院仍然静静地屹立。岁月远去，历史却记录了当年的幕幕往事。新屋台门是一座革命的纪念馆，而邢子陶就是一台革命的留声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