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年来我最关注的第一是教育公平，第二提高教育质量，第三深化教育改革，第四，这些综合起来，就是要建设教育强省。”沈健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这样表示。

    如今，沈健仍在争议中继续推动江苏高考制度的调整和改革。

    减负先改理念

    《21世纪》：目前全国教改规划纲要正在征求意见，讨论热烈程度高居前位的三个问题之一就是学生课业负担过重的问题。你怎么看，解决之道在哪里？

    沈健：这个问题和我们的教育理念有关。也就是我们到底要培养什么样的人？以及如何培养人，最终他对于民族的振兴、国家的强盛担当起什么样的任务？我们提出，要树立正确的人才观。

    过去我们在这个问题上认识模糊，在基础教育、特别是高中阶段，往往考上了大学就被认为是人才；对在高校工作的人而言，在《Science》和《Nature》上发表了高水平的论文就是人才。这些毫无疑问是人才，但仅仅是其中的一部分。

    我们的教育，就是要让所有受教育的人，在走向社会开展工作时，具备合理的知识结构，并掌握一定的知识内容；另外他有比较强的学习能力和实践能力。知识总是在快速发展的，尤其是相对上世纪而言，现在我们处于一个知识膨胀的阶段。知识的积累、发展、创新都是如此，一个人难以穷尽地学习所有的知识，老师再怎么高效率地满堂灌，也不可能全部灌进去。但是一旦你掌握了一定的基础，有了很强的学习能力，就能够学到工作需要的新的知识。

    再者就是受教育者的素质，他应该有良好的品德，强烈的民族精神和社会责任感，有很好的生理和心理素质。

    各类教育如果能做到这几点，受教育者就能够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作贡献，也能为国家的强盛和民族的发展作贡献，这就是我们要培养的人。

    人才观的问题明确了，教育中的一系列问题就可以得到缓解，包括片面强调文化知识、不重视能力培养和忽略素质培养，导致应试教育、课业负担太重，等等。另外大学生毕业后，社会对于大学生的需求，也不会出现一方面有些单位没人去，另一方面大学生就业难的状况。

    《21世纪》：目前外界对江苏的教育改革有着不小争议。连接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的高考改革，在江苏“十年五改”，引起了很多议论乃至批评。对此，你怎么看？

    沈健：自从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这一制度始终处在不断的调整之中。只不过这些年来随着教育部人才选拔制度改革逐渐推开，随着高考指挥棒的作用日渐为人们所意识到，大家对高考制度的变革也就越来越关注。

    另一方面，我们还在尝试从应试教育中转型，从基础教育到高考改革的实践都难免出现偏差，而诚如有人所说，“高考改革是教育改革，更是一场重大的社会实践”，出现一些议论和反对的声音也是正常的。

    但是应该看到，这是教育大省江苏在不懈探索，它体现了一种勇气和责任。江苏的高考改革在设计之初，就定下了“四个有利于”的目的——有利于推进素质教育，有利于实施12年基础教育的课程改革，有利于减轻学生负担，和有利于高校选拔人才。

    今后江苏省将坚持高考改革的方向，不断调整完善方案，删繁就简，积极稳妥地推进改革。

    教育发展要“适度超前”

    《21世纪》：江苏是此次与全国同步进行教改规划试点的九个省份之一。为什么会选江苏来做这样一个试点？

    沈健：江苏省的经济发展比较快，江苏的教育也得到了跨越式的发展，形成了比较厚实的基础和比较大的规模，同时各级各类教育的发展质量也比较高。

    第二个原因在于，江苏省向来崇文重教，文化昌盛。名人辈出不说，各级政府对教育也非常重视。

    其三，江苏地处东部沿海，面积10万平方公里，7600万人口，人口密度是全国最高的。从物质资源上来讲，除了水资源以外，其它的任何资源都比较匮乏；江苏的环境压力也是最大的，环境承载力又最弱。在这种情况下江苏要取得又好又快的发展，就必须把人口负担变成人力资源和人才的优势，这要依靠教育。

    第四，江苏是开放度比较大的省份，最能够接纳海内外教育比较先进的理念和教育的发展方式。

    第五，江苏省的发展存在南北差距，苏南和苏北相当于国家的东部和西部，如果能在有关方面取得一些规划成果，将对全国具有指导意义。

    《21世纪》：江苏版的教改规划，将在哪些方面开展试点？

    沈健：结合江苏版教改规划的制订，我们一是要进行教育理念的变革；二是实现教育布局的调整和教育结构的优化；第三在教育的发展模式上，以往我们更多地注重在教育系统内部、按照教育规律办事。这个要不要？我认为是要的。但是仅有这一点还不够，还要考虑社会经济发展对教育的需求。教育要与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相适应，还要适度地超前。这就是发展模式的变革。

    因此我们加强了与社会各方面的联系，有一系列会商机制，我们跟发改委、经贸委、人事厅、劳动与社会保障厅、以及各个专业的职能部门像农林、卫生、信息、体育等加强联系。我们还要以行业为纽带，形成一些培养人才的教育集团。一方面按照教育规律，另一方面根据社会的需求，来科学地设置和调整专业和学科，改革我们教学的内容和培养模式。

    在人才培养模式上，要加强对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实践能力的培养，我们的办法是以政府为主导，加强企业和学校的合作。

    《21世纪》：江苏和上海都是全国教改规划制订的东部试点省份。听说你还在大力推动建立苏浙沪三地的教育会商制度？

    沈健：国家确定试点省份时主要考虑的是区域。苏浙沪同处长三角，这里目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都是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最快的地区，无论GDP、还是人均受教育年限等指标领先全国。三地有相同的教育文化背景和基础，在教育改革中有类似的探索。大家也都有一个共同认识，就是教育在发展中要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同时要适度超前。上海除外，浙江和江苏的情况还有一个类似之处，就是浙东浙西与苏南苏北的差异。

    因此江苏教育厅提出的会商制度很快就得到上海市教委和浙江教育厅的赞同，我们力争今年3月份就能有第一次会商。主题很可能落在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上，教育如何起到适度超前、引领的作用。第二要加强苏浙沪三省市的交流会商，共同探讨区域教育的热点问题。

    《21世纪》：你为什么提出教育发展要“适度超前”？

    沈健：适度超前是我们从包括发展的目标、时序、任务和内容上来说的。比如说，江苏可能会根据自身经济的发展选取一些指标，参照西方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指标，对比这一时期西方国家教育所处的状况和主要的发展方法，然后我们再考虑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可能会出现的重大问题，确定今后一个时期教育发展的指标。

    实际上我们已经在这样做了，我们建立了一个教育现代化的指标体系，并将在指标建设、考评体系、监督监测等方面，促使各级党委政府能够按照目标要求和时序来实施。

    这更像是一个比较研究，根据我们自己的发展现状，以西方为借鉴，来确定下一步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