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不高兴》被西方媒体视为中国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标志。

《中国可以说不》被西方媒体视为中国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标志。

    调查：你如何看待《中国不高兴》这本书？

　　“中国不高兴”是所谓“投机”还是“建言献策”，它是否就能够代表第二次“中国可以说不”浪潮？或许这些都并非重点，关键在于，崛起的中国人究竟应该对中西方关系交出一份怎样的答卷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刘科发自北京

　　我不知道 风朝哪边吹

　　徐志摩诗里这种迷惘的心绪，在这个春天有了新的对应物，它就是时下被舆论炒得火热的《中国不高兴》。

　　今年3月出版的这本新书，一问世就吸引了国外媒体的关注。美国《时代》周刊在3月20的报道中这样定义：“这是继1996年不满西方尤其是美国对中国影响的一部民族主义畅销作品。”

　　而打开这本被《时代》视为“《中国可以说不》续集”的《中国不高兴》目录，类似的观点颇具“冲击力”：

　　持剑经商：崛起大国的制胜之道

　　该由西方正视中国“不高兴”了

　　中国对西方：“有条件地决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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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极具杀伤力的标签式主题，迅即引发国内外从互联网到传统媒体的一轮激辩。

　　震动西方世界的“小平头”

　　对于出身与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人来说，这样的文章应该并不陌生。1996年，随着一本名为《中国可以说不》的图书的诞生，“说不”风靡国内，当时的青年学子几乎人手一本。这是一本在政治、经济、外交等多方面评述中美关系、中日关系和台湾问题的谈话录。

　　张小波等五位当年被季羡林称为“小平头”的青年作者，也成为了西方媒体眼中中国民族主义的“领军人物”。在张小波的印象中，之所以写《中国可以说不》，是在读了日本出版的《日本可以说不》译本后“受到刺激”的结果。“那年有个舆论调查的结果是，中国人最讨厌的国家是美国，最向往的国家也是美国。我思考这是为什么。这是写书的契机。”张小波说。

　　另一个契机是“中国威胁论”在美国的兴起。在1995到1996年间，由于台海危机，美国国内掀起了对华政策的大辩论。加上1997年香港回归在即，美国知识界担心在台湾和香港两个问题上中国将威胁民主和和平，于是有了“中国威胁论”。

　　这些都促使一部分青年学者对美国的观念开始转变。而“说不”的出现，抒发了中国人积压在内心多年的愤怒，中国国内的民族主义浪潮由此爆发。

　　“《中国可以说不》引发的民族主义思潮在西方世界也受到极高关注，”作者之一的宋强，自称来自民间的草莽知识分子，他也是《中国不高兴》的作者。

　　1998到1999年间，美国又掀起了新的中国威胁论热潮。此后几年里，民族主义成为中国社会的焦点话题。

　　称“中国有能力领导世界”

　　王小东也是《中国不高兴》的作者之一，他被认为是网络民族主义者和青年激进民族主义者在知识界的代言人，甚至被帖上了“中国民族主义教父”的标签。

　　在王小东看来，《中国不高兴》的核心观点是，中国和西方在综合国力对比上有了根本的变化，中国仍然要寻求西方的理解和接纳，但不再是一面倒地讨好、逢迎、跟西方接轨，西方国家也要理解中国的观点和情绪，不能动辄教训、打压或围堵中国。

　　此外，《中国不高兴》还提出内修人权，外争族权，制裁西方，肃清内贼；中国的发展不能把绝大多数民众排除在外；持剑经商，不玩金融战争，才是未来中国应走的路，利用西方经济危机，实现中国的产业升级，中国要有重塑世界秩序、领导世界的雄心，明确“惩罚外交”概念，成熟的大国心态不仅是宽容，也有较真。

　　对于两本书的差异，作为策划人的张小波解释道，“两本书在某种程度上是一致的，比如说中西方关系是不是一直在摊牌？”而宋强则这样概括：“说‘不’要表达的是‘中国只想领导自己’，而‘不高兴’想表达的是‘中国有能力领导世界’。”

　　尽管“不高兴”的内容包含如此之广，但宋强还是透露，由于出版安全的考虑，做了些技术处理，“内政删的比较多……删了一些措词。”

　　中国对外心态仍是争论焦点

　　13年前，《中国可以说不》震动了西方世界。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一位官员曾说，“二十年来，从未有过一本书像《中国可以说不》这样，引起海外舆论如此强烈的关注，并产生如此轰动的新闻效果。”13年后，《中国不高兴》再次吸引了海外媒体的关注。

　　香港《亚洲周刊》在3月18日的报道中称，《中国不高兴》是中国国内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标志，“南沙群岛问题、钓鱼岛问题、俄罗斯军舰击沉中国货轮问题、法国佳士得拍卖行拍卖圆明园兽首问题，这些都激起了中国民众反弹，民族主义情绪高涨。”

　　而与当年直斥《中国可以说不》是“一种偏执狂言论”相比，西方媒体在13年后的关注仍然有些担忧，却温和了许多。3月20日的《时代》周刊对《中国不高兴》背后的中国民族主义力量表示了担忧，“如果民族情绪不加以适当制止，它可能会推动北京方面采取好战孤立主义路线。”

　　英国《经济学家》也注意到了中国民族主义抬头的新迹象，该刊在19日的文章里说，“中国的崛起在国内使中国的民族主义抬头，左派卷土重来。在国际上中国领导人至今还保持着邓小平韬光养晦的方针。但国际上有G2，即中美两大国掌握着世界经济命运的说法，这也让一些中国学者和评论家一直在鼓吹中国利用这次危机推动中国战略影响。”

　　“当年的《美国之音》讥嘲我们为乌合之众。1997年，《时代》杂志两位记者甚至合写了《即将到来的中美冲突》，全面反驳《中国可以说不》。”宋强笑着说。张小波也坦言，当时遭遇的质疑很多，“《华盛顿邮报》有个记者问我：你们为什么不写一本向中国政府说不的书啊？”

　　13年后，当相似的质疑再次袭来，张小波这样反问道：“这还需要我们写吗？向中国政府说不的书你们已经有了很多。”

　　一场没有硝烟的争论

　　《中国不高兴》自面世后，也重新引发了中国国内对于民族主义的讨论。在网络中，对于书中观点的反应显现出截然不同的态度，有的认为该书“直言内政外交，是谏言国策”；有的则认为其过于偏激，有的人则质疑该书“投机”。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沈丁立在接受《国际先驱导报》采访时表示，这本书的观点只会使中国人更加愚昧，“书里说中国知识分子矮化中国，这是以偏概全，我认为，多数知识分子是进步的，正确看到了我们民族的不足。”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时殷弘在接受《国际先驱导报》采访时则认为，书中指出的一些问题值得深思，但很多话、很多态度说过了头，“我觉得这些人也是一种特征，左派的特征——批评多，建设性意见较少。”

　　对于要与“西方有条件决裂”的观点，宋强解释，“当外国轮番羞辱我们的时候，我们往往生怕闹崩，我的意思是，决裂了又怎么样呢？”

　　沈丁立对此表示不认同，“我们这么落后，攀高都来不及。为什么要跟西方决裂？”时殷弘则表示，中国对西方的态度，过去是太左了，太孤立、太民族主义了。“但这些年来，我们战胜左的思潮，坚持改革开放，我们自己有些地方是太右了点，对西方主流的依赖，信念幻想太多了一些，我们需要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