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遍遍地叮咛：“不要急，骚乱很快就会过去，维吾尔族毕竟好人多，坏人翻不了天，政府一定会有办法制止暴行。”

　　搁下电话，我心里不觉得牵挂起其他亲朋好友，有汉族的，也有维族的，他们是否安然无恙？可是，手机却拨不通，信息更发不了。真懵了！乌鲁木齐啊，你到底怎么啦？那一晚，我辗转反侧，始终没有合过眼……

　　我反复地告诉自己：如此残酷的暴行，决不是我认识的维吾尔人所为。我在乌鲁木齐呆了十几年，亲眼目睹了这个日新月异飞速发展的现代都市，这是维吾尔民族与汉族及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繁华景象啊！

　　1993年我刚到乌鲁木齐，住在铁路局西侧的一个开发区内，那是一个很大的一层楼农家土房院子，里面住着来自各地的外来户。条件相当艰苦，上趟厕所都得跑到半里之外的公厕去，公厕的肮脏和恶臭使人一辈子都忘不了。道路又极差，下雨后一脚踩下，沾起一片污泥，重得抬不起脚。我手提垃圾，双眉紧锁，看着一地的污泥发愁。

　　“想去厕所吗？把这个套上。”我一看原来是住在隔壁的维吾尔族大叔塔里阿汗，他手上拿着两只非常结实的黑塑料袋，说着生硬汉语，双手对着我的脚比划着。

　　我说了声“谢谢”，将塑料袋套在鞋外，用带子绑住裤脚。上完厕所回房后，将塑料袋一解脱，果然干净利索。

　　塔里阿汗大叔身材高大，胡须浓密，鼻子尖挺，眼珠泛有蓝光，长而卷的体毛遍布全身，很是威武。3年前从南疆的且末县来到乌鲁木齐，父子母女一家四口以卖面肺子（维族小吃）为生，他们老实本分，心地善良。有一次在摊位上捡到了一个皮包，里面装着几千元现金和一些证件票据，摊位关门后，塔里阿汗在门口等了3个多小时，失主才匆匆而来……我们同为大杂院内的房客，一住就是两年多。虽有语言和生活习惯的差异，但总是亲切而自然地相处着，我还经常吃他们的奶酪疙瘩和小白杏的核。后来我搬出院子，塔里阿汗一家住进了和平南路崭新的、带伊斯兰风格漂亮的民族公寓。昔日脏而乱的大杂院变成了高楼林业的商业区。但是，我和塔里阿汗一家的联系却从未间断过。

　　几年后，我在商场租赁了一些柜台，在众多的雇员中，有一位维族姑娘叫阿依古丽，她有一种另类的漂亮，说着一口流利的汉语，直率而豪爽。在商场组织的活动中，我们一起去南山牧场度假，策马飞奔。晚上在宽敞的毡房里唱歌跳舞。每年“肉孜节”，我会带着其他朋友到她家去拜年、作客。坐在绘满民族图案的地毯上，接受维族长者奉上的羊腿巴子（表示最尊贵的客人）。在“冬不拉”的琴声中，笨拙地跟在她们后面学跳迷人的维族舞蹈。

　　阿依古丽领着我第一次走进了二道桥的清真餐厅，品尝了独特的维族风味后，来到热比娅大厦，她兴致勃勃地对我讲述了热比娅如何从一个阿尔泰山下的洗衣妇成为亿万富翁的传奇人生。谁知这个“新疆首富”热比娅的伪装被剥去后，竟是一个企图分裂祖国、制造了“7·5”打砸抢烧严重犯罪事件的罪魁祸首。

　　此外，我还结识了其他几个维族朋友，有贩和田玉的，有卖新疆刀的，还有在五一夜市专卖胡辣羊蹄的。这些维吾尔族的男人非常守信仗义，说过的话一定会努力办到，哪怕是很小的事情，从不食言。他们习惯用大盅喝白酒，在酒品中透露出豪爽的性子。

　　“7·5”事件后，我和这些维吾尔族朋友都已陆续联系，塔里阿汉告诉我：他们家也遭了殃，儿子被打，女儿不敢出去做买卖。还是政府好，专门派人来慰问他们，希望这样的事再也不要发生。

　　因为塔里阿汉知道，是改革开放政策和安定团结的环境，才使许多像他那样的维吾尔人，从小生意人变成了腰缠万贯的老板。他深信，只有各民族的团结，才有新疆光辉灿烂的明天。 

　　这就是我眼中的维吾尔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