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曾经的精干男子已经成为了一个白发老人，但他依然关心着温州的经济发展。

　　夕阳西下，落日的余晖洒进书房，潘老扶靠在窗台上，朝远处眺望。

　　“那个年代存在不少条条框框，鼓励发展私营企业是要有很大勇气的，搞得不好就要被‘扣帽子’。我的很多老朋友都觉得我们推动的这个计划很‘危险’。”

　　说起20多年前的那些“疯狂之举”，潘老记忆犹新。在和我这个年轻晚辈共同回味往事时，他眼中闪烁着兴奋的光芒。

　　●亲历者说

　　一天接待7批考察团

　　“《办法》出台后，得到国家的高度重视，国家相关部门在经过多次会谈修改后，也给出了肯定的答复。从那以后，几乎每天都有好多人来温州考察，那时真的太热闹了。”

　　潘丕良的思绪首先回到了1988年，《办法》出台后的第一年。那一年，对温州商人来说，是飞速发展的一年，对潘丕良自己来说，也是最忙碌的一年。

　　“有了政策扶持后，温州的私营企业一下子在全国闯出了名堂，全国各地的兄弟单位纷纷组团前来考察，最多的一天光是工商局就接待了7支队伍，近300人。那是全国对‘温州模式’的一种肯定。”

　　客人既然来了，肯定要好好接待，可当时温州市工商局并没有招待所，只有市政府设有一家小招待所，根本容纳不下那么多人。那段时期，潘丕良做的最多的事情就是为安排考察团的住宿烦恼。

　　雇用200多人该办什么执照

　　思绪再退回到1983年，潘丕良刚就任温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工商执照登记管理处，是他经常去的地方。

　　一天，潘丕良又来到工商执照登记处，工作人员早已见怪不怪，照常工作。在其中一个登记窗口处，潘丕良注意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

　　“一个男的夹着个皮包，大概40多岁样子，讲乐清那边的方言，满头大汗来登记‘个体户’经营执照，我们的工作人员就帮他登记。”

　　这个男的挺老实，当工作人员问他有多少工人时，他脱口而出：“200多个。”

　　“要知道，根据当时的规定，‘个体户’经营最多雇用工人数只能是8个以下，可这个男人张口就是200人，已经远远超出了规定人数。”

　　其实，这在当时的温州是一个普遍的现象。根据工商局的摸底调查，仅温州市区，发展规模最大的“个体户”用工人数甚至达到了300人。即使是那些登记备案工人数在8人以下的“个体户”，实际用工人数也早已不是个位、十位数能计算的了。

　　这一点，潘丕良心里很清楚。

　　“根据政策，这些民营企业肯定是不能登记个体了。但当时国家尚未出台关于私人企业的条例，我们工商部门在操作时陷入了无章可循的窘境。”

　　在这样的事实背景下，潘丕良下决心，一定要尽快协助政府部门出台扶持“个私”的相关政策，对温州经济做出合适的引导。

　　“温州特色”的过渡产物

　　要想让“温州模式”更好发展，出台私企管理办法必不可少，而要想把私企管理好，帮助这些企业解决实际困难非常重要。

　　“在我市商品经济发展初期，虽然在全国被称为10万农民供销大军，但实际上，很多地方对温州商人非常不信任。要想获得外地群众的信任，首先还是要戴上集体的‘红帽子’。”

　　“让‘个私’企业挂靠在一家国企或者集体单位旗下，由这些单位监管‘个私’企业生产出的产品质量，再由他们出具相关的单位证明，这样温州的个体商人再去全国各地销售产品时，就得到了充分的信任。”

　　《挂户经营暂行管理办法》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应运而生的，潘丕良说，它是“温州特色”的过渡产物，这种模式是全国独一无二的，当时工商局上报市政府后，政府部门也进行了多次讨论调研，最后终于出台了这个条例。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个条例，让温州“个私”企业的发展突飞猛进。

　　●档案解密　　

　　民营经济发展的生命力在于创造

　　民营经济是浙江创业富民、创新强省的基础所在、优势所在、活力所在、源泉所在。浙江民营经济的每一次发展进步，都与我国改革开放进程息息相关。

　　1979年至1982年，改革开放初期的突破束缚、先行萌发阶段。浙江各地认真贯彻改革、开放、搞活的方针，农村普遍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城镇逐步突破禁区，放宽政策，个体经济开始发展。

　　1983年至1992年，全面发动、鼓励发展阶段。1983年至1985年，中央连续下发三个1号文件，要求放宽政策，扶持个体经济发展，乡镇企业、家庭工业从此蓬勃兴起。

　　1993年至1997年，党的十四大后的全面改制、快速发展阶段。省委、省政府明确提出发展个体私营经济“五个不”、“四个不限”，尊重群众的创业权利和自主选择，支持千百万群众大胆进行创业实践，突破单一所有制形式，大力发展个体私营经济。

　　1998年至2001年，党的十五大后的全面、提高发展阶段。中共十五大报告把非公有制经济确定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把非公有制经济纳入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规定之中。

　　党的十五大以后，浙江省委、省政府及时下发了《关于大力发展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的通知》。提出要让个私经营者经济上有实惠、社会上有地位、政治上有荣誉、事业上有作为，要使个私经济在社会主义的土壤里成长壮大给足空间和发展的底气。

　　历时4年

　　《办法》终出台

　　回想起从自己走马上任到《办法》最终出台的4年，潘丕良说：“从最开始研究这个政策的那天起，温州到底是姓‘资’还是姓‘社’的争议声，不绝于耳。虽然在旁人眼中，我老潘的胆子够大，步子也放得够开，但其实自己身上的压力只有自己知道。”

　　不过，压力化作动力后，工作也就更有效率。温州市工商局整体党组成员经过近1500个日子的摸索，最终形成了《办法》初稿，并上报市委市政府。

　　1987年10月26日，对潘丕良来说是毕生难忘的日子。那一天，几经推敲修改的《办法》以温州市人民政府的文件形式颁发，并组织实施。从此，它将正在发展中的民营经济从无序引向有序，将有序提升到规范，保护了众多刚刚走上发展道路的温州私营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