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止是小说家，还要早一些，世博会就进入了中国近代诸多有识之士的视野，他们提出的一些理性主张，显示出非凡的远见。

    改良主义思想家郑观应，称得上是第一个真正认识到以世博会为代表的展会意义，并首次提出在上海举办世博会的中国人。他在１８９４年出版的《盛世危言》中，明确提出：“故欲富华民，必兴商务，欲兴商务，必开会场。欲筹赛会之区，必自上海始。”郑观应进而强调：“上海为中西总汇，江海要冲，轮电往还，声闻不隔。”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主张中国举办世博会的史料。

    比郑观应晚８年，近代思想家梁启超１９０２年在《中国未来记》一文中发表了对６０年后的预见：“那时我国民决议，在上海地方开设大博览会。这博览会却不同寻常，不特设商务、工艺诸物品而已，乃至各种学问、宗教皆以此时开联合大会。处处有论说坛，日日开讲论会，竟把偌大一个上海，连江北，连吴淞口，连崇明县，都变作博览会场了。”

    在梁启超看来，世博会不仅是商务、工艺的荟萃之所，还应是各种学问乃至思想的交流所在，这与世博会作为“见证人类发展的文明驿站”的定位很接近。

     梦想中不灭的希望

    １８５１年世博会诞生后的半个多世纪，清政府起初对世博会“不闻不问”，中间由外国人包办，第一次以官方身份参展，这是一段从闭关自守、主权受辱到被迫对外开放的不堪回首的历史。从参展内容看，这一阶段世博会上的中国展品，基本上是初级农副产品、手工艺品和古董，几乎没有像样的工业产品。这种与西方在生产和科技领域的巨大差距，正是晚清以来中国饱受列强侵略的原因，即落后挨打。

    在那样一个遭受列强侵略和瓜分、国家倾颓、民不聊生的时代，吴趼人与陆士谔的两部如同黄粱梦一样的幻想小说，实际上是中国人在封闭中渴望开放、在落后中企求强大、在沉沦中挣扎奋起的心理反射。而郑观应和梁启超则是纵有远见卓识，怎奈生不逢时，英雄无用武之地，只有空画楼阁。

    但对一个民族来说，哪怕是幻想，也比没有梦想要好。因为，梦想中有不灭的希望。世博会，可谓承载着中国人自立自强的百年梦想。

    １９１０年，作为出版家的张元济曾远赴西方十多个国家考察，并参观了同年的比利时布鲁塞尔世博会。他在寄回的信件中对中国简陋的展厅陈设、偏僻的展位深表痛心。他认为，中国的参展情况不能与老挝、越南、非洲等国相比，更不及美国、日本，就连袖珍小国摩纳哥都比不上。回国后，张元济“掌舵”的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大量有关世博会的书籍。张元济认为，世博会不仅是展示的平台，与教育、军事、经济、文化都有密切的联系。中国一方面可以在世博会上展示自己，也可以学习借鉴别人如何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