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温州银监局的数据，截至2009年12月28日，温州市金融机构本外币存款余额5172.76亿元，比年初新增910.15亿元。而2008年4月末，储蓄存款余额的数字仅为1851.09亿元。两相比较，3300多亿资金选择了从流动状态转为蛰伏。

　　海外资金回撤，实体经济萎缩，民间借贷利率下滑，房市股市前景未明，大量资金蛰伏银行……温州资本真如外界所说“一片彷徨”么？旁人热衷于猜猜它们的去向。去做创投？从地下钱庄去往阳光下的小额贷款公司、村镇银行？或者，干脆像外面传言的那样，拉着一拉杆箱一拉杆箱的现金，去海南炒房，去迪拜抄底？

　　不管怎样，首先应该听听温州人自己怎么说。上周，记者深入温州，与一个个的老板对话，或大或小，还见到了官员、温州市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了解温州资本的最新动向。

　　2010年1月24日早晨，大雨，记者到温州最老牌的工业区——鹿城工业区采访，园区内企业以皮鞋、眼镜等传统产业为主。这里接近温州市区，每亩土地价值300多万。当地一位老板说，2008年初，这里的厂房租金是每月每平方米25元人民币，而到了2009年初，“跌到十二三元，到现在还没涨回去”。

　　温州市外经贸部门的数据显示，2009年1-9月，温州市外贸出口同比下降11.2%。

　　在鹿城工业区，记者采访了前不久进军科技领域的凯德科技集团董事长虞友义。

　　虞友义，每天早上8点30分准时开着保时捷卡宴到公司上班。专注做“商标织带”20多年后，他成为该领域的“隐形冠军”，产品的国内市场占有率约50%。

　　最近他常常出现在往返北京和温州的飞机上——2009年6月，他斥资上亿元收购一家原由清华同方和日本东芝合作的金融机具公司，开启了对一个50多岁的人来说全新的领域。

　　记者：虞总，你不炒房、不炒股，基本专注于主业20多年了。为什么想到收购一个陌生领域的公司？

　　虞友义：我一直在考虑转型。我原来的竞争对手，从台湾迁到大陆地区，降低成本跟我竞争；而我们把原先的产业搬迁到湖州，因为在温州各项成本太高。

　　许多迹象显示，我们原先的优势在逐渐失去。

　　世界跟我们创业初期时已经不一样了，温州的许多传统产业，都将因为种种原因逐渐被淘汰或被迫外迁。而“商标织带”领域，全球也就这一点市场份额，已经无法再有重大突破。

　　记者：怎么会想到进入金融机具领域？

　　虞友义：3年多前，我跟一个朋友尝试合作了一个生产点钞机的公司，发现这个领域前景比较大。比如，美特斯邦威在2009年扩张门店，一个订单就要了我3000多台点钞机。

　　而前几个月收购的北京公司，原先是清华同方和日本东芝合作成立的，生产银行用的中型“清分机”，还有研发纸币的“进出钞模块”，这些核心部件原来都要进口的。

　　一台中型“清分机”，售价约10多万元。国家的金融机具相关标准大概今年5月份能出来，到时会有几十万台老机型需要淘汰，光这一块就有几十亿市场。

　　背景：2009年三季度以来，温州市122家骨干工业企业中有64%在科技研发方面加大了投入，较去年同期有了一定比例或较大幅度的提高。但是，那些“非骨干”工业企业，许多没有足够实力加大投入或彻底转型。据温州当地人说，那些从小型实业企业剥离出来的资本，才组成了温州最有名的“游资”，正是这部分资本冲杀在股市、房产各种市场。

　　2010年省两会期间，省人大代表、温州市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打算策划一个活动：带一帮企业家去创业板上市公司银江电子参观。他说：“温州老板非常渴望接触和学习科技类项目。”

　　“辛辛苦苦做一年，不如买点房地产”——据说，在温州市区买了房子的人，2009年平均收益率大约50%。

　　温州雄厚的民间资金不仅推高了当地房价，也频频往中西部地区、海南甚至迪拜等地进军。很少有温州人不受房产的诱惑，他们买房、买楼，或者干脆开发房产。

　　在最新投入房产业的大军中，记者采访了70后企业家赵图强。

　　赵图强，一个脑瓜子很灵活，也很有心的70后企业家。他切入了电子产业中的焊锡部分，是乐清第一家焊锡材料生产商。乐清几家龙头电器企业如正泰、德力西、天正、人民电器等采购的焊锡材料约70%来自他的“强力”。

　　小伙子为了克服技术瓶颈，有一阵子周末老开他的奔驰乐呵呵地去机场接老外——那些都是他秘密请来的“星期天工程师”。“老外打飞的赚外快”的故事就出自他们公司。

　　赵图强前几个月和其他6位企业家合作成立了一个投资公司，开始做房地产。

　　记者：赵总，你为什么想到尝试房地产？

　　赵图强：在温州，这样的诱惑太多了！我的朋友圈里，几乎天天有人在说去做房地产。做制造业这么些年，也积累了一些钱，我也想尝试投资新领域。

　　记者：你曾经有过大量买房的经历么？

　　赵图强：你说的是“炒房”吧？我没有。要做就是自己开发房产。

　　我们挂靠在一家有房产开发资质的公司下面，7个人合股来做，我们拿到了一块在温州地区的地。

　　记者：这样会不会分散主业？

　　赵图强：不会，我只是出资，大部分的事情内行的朋友会做。

　　现在国家出台了很多政策如调高准备金率，很多专家也在说今年会“小幅下挫”。不过我觉得基本面短期内不会改变，而且我们投资在温州，这个地方是资金汇聚地，不会缺钱。

　　背景：楼市是2009年温州民间资本的第一大去处，也将是2010年热钱继续关心的地方。目前海南三亚“凤凰岛项目”就吸引了大量的温州资本，据说有上百亿元。

　　中国人民银行温州市中心支行2009年12月初的问卷调查显示，六成房地产企业认为10%~30%的购房者是出于投资或投机目的；四成企业认为这一数字超过三分之一，甚至到半数。

　　这种热情的拥戴直接推高了温州当地房价。以位于浙江东南的县级小镇瑞安为例，城中心房产在2009年直飙到两三万多，直追北京上海杭州等大城市。

　　C：千亿民资鱼贯入创投

　　2007年左右，VC(风投)、PE(私募)概念在浙江大热，创投公司如雨后春笋般出现。

　　据温州一位经济学者估计，当时有约1500亿当地民资进入投资领域。许多温州企业家的孩子，都主动或被动地去接触投资和金融领域，准备为公司寻找新机会。

　　热情背后有人在冷思考。比如曾站在时代前端的林阿信，他表示这两年自己的潜心学习，保持低调。

　　温州民间资本投资服务中心董事长黄伟健更向记者表示：“温州至今没有一个专业的公司，包括我自己，也没有能力担任专业创投人士”。

　　记者：黄总，你估计现在有多少温州民间资本进入了创投领域？

　　黄伟健： 2007年左右“风险投资”的概念非常热，很多海外投资基金进入中国，温州人也尝试建立了很多投资公司。去工商局看看，有“创投”两字的可能有几百家。据说2008年上半年进入创投领域的资金有千亿甚至更多。

　　记者：为什么你坚持认为温州本土没有专业的创投公司？

　　黄伟健：我觉得专业创投要具备几个条件：不直接参与管理；投资3个以上项目，至少有一个成功退出案例，等等。我觉得温州人要经过三五年的学习，才能掌握那一套东西。现在他们投资的，大多数还是房产。

　　记者：民间资金怎样才能真正融入创投领域？

　　黄伟健：温州人做投资优势非常明显。但是，我们骨子里有“控股”的观念，不肯放手让创业团队做；迄今为止投资的领域，往往是矿山、房产等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对于高速成长的快消费、环保、新能源、物联网等领域，你听说很少吧？

　　我觉得温州企业家得先学习、先聘请专业的创投人士来帮我们做，操作过几个案例后，我们就能慢慢熟悉这套流程。

　　背景：2007年温州民资经历了一个“创投热”，而经历了2009年上市故事的反复演绎后，专家估计2010年股权投资将是温州人的至爱。

　　温州企业总数超过8万家，全市电器制造等十大行业产值均超100亿元。与此相对应的是，截至2009年年底，在国内主板、中小板和创业板三个市场，温州只有5家上市公司。

　　D：试水金融，醉翁之意不在酒

　　2008年，温州曾出现数千家企业抢16张“小额贷款公司”牌照的盛况。当然企业醉翁之意不在酒，盯着的是2009年中银监会发布的《小额贷款公司改制设立村镇银行暂行规定》。

　　叶建勇，温州第一家村镇银行“苍南建信村镇银行”的董事长。因为他在外地有事，银行一位周姓行长接受了记者采访。

　　记者：周行长，从去年5月开业到现在，建信村镇银行收支能平衡么？

　　周行长：应该说基本保本。银行主要靠存贷利差赢利，我们几个月来累计放贷1.6亿，累计吸储1.09亿。

　　记者：在您身边，想尝试小额贷款公司或村镇银行项目的企业家多么？

　　周行长：非常多非常多。他们不是看中现在，而是看中将来——只要国家开了这个口子，就会有越来越多的空间可以给我们发挥。

　　背景：到现在为止，温州总共有10多家小额贷款公司、2家村镇银行，涉及资金约数十亿。相对于“6000亿”民间资本来说，这只是小小的一角。但当地不少企业家都认为，温州呼吁“建立金融试点”已久，从小额贷款公司走到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不具有吸储功能，只能靠资本金运转)，是巨大的一步。这位温州民间资金的阳光化提供了合理出路。

　　不要为温州人的钱担心

　　温州打火机行业协会会长黄发静告诉记者：“金融危机后至今一年多时间，温州打火机行业协会会员单位始终保持在100家左右”。他觉得这是个理性的数字，温州打火机企业数目此前最高飙到过3000家左右。

　　“那些放弃做打火机的人，有的开了担保公司，有的开锁厂，有的炒房子，反正都有事情做。”——总之，你永远不必为温州人的钱担心。

　　然而温州资本因为缺乏两个要素，可能失去“产业带转移后”最绝妙的商业机会。中国的高科技产业、环保节能产业、消费服务业、新能源产业……急需资本投入以得到高速发展，这些产业可能会构筑未来中国实体经济的基础。

　　为什么温州资本和新兴产业可能失之交臂？因为驾驭者缺乏两个要素：全新知识结构和社会公共精神。

　　温州经济发端于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最早的一批“个体户”已经隐没，目前的主流企业主阶层年龄层次在45-55岁之间。他们的年轻时代大都赶上“文革”，缺乏受教育的机会；长期以来从事中低端制造业，倾向于做“看得见摸得着”的行业；在制造、贸易和房产投资中成绩骄人。

　　要求这样一个群体迅速适应不仅需要眼光和胆魄，也需要对知识产业深厚了解的未来社会，恐怕有些困难。而他们的下一代还年轻，大多对金融、资本等领域表现出更大兴趣。

　　温州资本最纯粹地展现了“资本”的逐利性——但这只是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一面，欧美人强调的另一面“社会责任、公共精神”等，在温州人乃至中国人身上，都显得匮乏。这种匮乏导致中国缺乏一个透明、诚信、交易成本更低的市场环境。

　　新兴产业必须打破这种市场环境，才能获得属于自己的发展路径。这是对温州传统意识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