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09年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19.45，比上一年下降了1.11个百分点。专家指出，尽管这是近年来出生人口性别比首次出现下滑，但我国出生性别结构失衡情势依然严峻，不可放松警惕。中国社会科学院日前发布的2010年《社会蓝皮书》指出，到2020年，中国处于婚龄的男性人数将比女性多出2400万，“隔代婚姻”、“姐弟婚姻”等错位婚姻现象将凸显。出生性别比偏高成为当前中国人口结构中最突出的一个问题。

　　婚姻挤压与人口老龄化交织

　　自然情况下，出生人口性别比正常范围在103-107之间，即每出生100个女孩，相应出生103到107个男孩。由于男孩的死亡率高于女孩，到了婚育年龄，男女比例就趋于均等。

　　除了战争年代外，全世界的出生人口性别比例都没有出现过大幅度的失衡。然而，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已经历了近30年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且持续上升的过程。

　　1982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08.47，出生性别结构开始失衡，之后，一直快速持续上升，2004年达到历史最高纪录121.20。使我国成为世界上出生性别结构失衡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地区也迅速蔓延。1982年只有18个省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2005年，除西藏外的所有省份均偏高。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翟振武忧虑地说，出生性别比持续偏高不仅会产生“婚姻挤压”现象，还会危及我国人口生态安全。适龄男性，尤其是农村经济欠发达地区男性择偶困难，影响婚姻和家庭稳定，引发买卖婚姻等问题。盈余男性没有配偶和子嗣，与人口老龄化问题交织，会增加养老的复杂性和艰巨性。未来的社会阶层结构、消费结构、组织结构等将更为男性所主导，两性间不和谐问题日益突出。

　　提高女性社会地位是关键

　　翟振武指出，出生人口性别偏高问题是具有男孩偏好国家或地区在生育率下降过程中的普遍现象，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在一定程度上是父系继承和女儿外嫁的隐性制度造成的，根本原因则在于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直接原因是B超的普及更起到了直接地推动作用。

　　性别比失衡问题突出反映在农村。在“重男轻女”、“传宗接代”、“养儿防老”的传统生育文化影响下，一些人借用B超等现代医学手段进行性别鉴定，人工流产女胎现象严重。据调查，在江西、湖北、安徽交界地区从事非法鉴定性别的活动由隐藏变为半公开，由“坐等上门”变为“上门服务”，鉴定时的怀孕时间由16周以上缩短为12周左右，由本地小范围变为有组织的跨区域大范围作业。

　　“从某种角度讲，出生性别比偏高问题实质上也是女性发展权益问题。”南开大学经济学院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所长原新认为，调查显示，我国妇女除了教育程度增长的幅度基本赶上男性外，其他指标尚落后于男性。

　　在经济生活方面，妇女获取资源的机会、收入水平处于弱势；在政治生活方面，妇女在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中仍受制较大。经济、政治生活中的弱势又会延伸至家庭、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比如沿海地区很多公司招聘农村女工时不但把年龄卡得很死，就连工作期间不准结婚、不准生育都列入内部规定。

　　计生政策的激励作用待加强

　　出生人口性别比长期持续偏高，不单纯是严峻的人口问题，更是重大的社会问题。党中央、国务院对此高度重视，把“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问题”列为新时期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5大任务之一，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积极推动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问题。

　　翟振武认为，近年来政府严肃查处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和非医学需要的选择性别的人工终止妊娠(即“两非”)的行为，在全国开展婚育新风进万家活动、关爱女孩行动和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等活动，改善女孩生存环境，促进性别平等，取得显著成效，但是还存在一些困难和问题，需要研究解决。

　　一是打击“两非”取证难。尽管使用B超等手段进行胎儿性别鉴定已被明令禁止，但是在一些私人诊所和地方医疗机构，“只要是男婴，医生不用说话笑一笑，孕妇就知道是什么意思”。如何认定医学需要和非医学需要终止妊娠，在技术上也有一定的难度。

　　二是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的激励作用被普惠性的惠民政策弱化。近几年，国家高度关注民生问题，出台了取消农业税、义务教育免费和教育补助资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城市基本医疗保险等普惠性的惠民政策，实行计划生育的群众看到一些因超生致贫的家庭反而能够享受低保、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孩子上学资助等好处，从普惠政策中获得更多收益，心理不平衡，滋生多生孩子的念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