签约后 我国烟草需求不降反升

在控烟这条路上，其他国家烟草销售和需求量在下降，而我国反而在上升。

李新华向记者透露，签署《公约》以来，我国的烟草税负逐年增加，然而我国烟草生产量和消费量并没有因此而减少，反而增加了20%多。

李新华介绍，签约的时候我国的烟草生产量和销售量占全球三分之一，2008年的时候，这个数字超过全球的40%。据说目前已经占到全球的48%。姜垣也告诉记者，2009年当年来自烟草的税收高达5000亿元。

为什么税收和价格措施会在我国失效？

李新华分析，在我国，虽然高档烟和极品烟平均税率被提高了，但高档烟的公款消费是一个公开的秘密，甚至某些基层政府通过“红头文件”，实行摊派消费，加上我国送礼习俗，所以，价格和税收措施很难对高档烟的销售产生影响。

而真正可能受到价格和税收措施影响的低档烟，10年来的价格却没有太大变化。消费者在收入增加的同时，相对经济负担在不断下降。据了解，目前我国销量较大的卷烟的价格均低于5元/盒，税率水平很低，存在巨大的加税空间。

禁烟难度·立法

全国性立法困难重重

姜垣告诉记者，只有100%无烟环境才能保护公众免受二手烟的危害，而立法是禁止在公共场所吸烟的关键措施，也是履约的必然途径，因为包括爱尔兰、新西兰等几个立法的国家中，无烟法规实施后，烟草销售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

然而，在本届控烟研修班上，官方和学者都表示，我国实现全国性立法很难。

首先，烟草工业带来的经济效益问题，比如云南是烟草大省，如何在实现控烟的情况下不影响社会经济的发展；另外，一个如此大的国家，如何实现情况不同的地区能够通过一部法规来控烟，也值得探讨。

姜垣告诉记者，国外一些具有全国性控烟立法的国家，人口和领土数字都不大，对于我国人口众多而且地区之间差异巨大这样一种特殊情况，在立法上从下往上不失为一个好的办法，也就是说，先通过推动各地的立法来实现控烟，然后再推动国家层面的立法。

我国从2009年以来，杭州、银川、上海、广州已经实现了地方立法。但只是4—8类场所禁烟，不是所有场所禁止吸烟，甚至有的地方仍然设吸烟区。

李新华告诉记者，目前我国地方立法存在两种棒杀控烟政策和法律的理由，一是认为与其有法做不到，不如不立法，有损法律权威；二是工作场所不纳入法律，单位自由执行。

按照李新华的说法，广州就是棒杀控烟政策的一例。据了解，广州在控烟立法二审的时候，去掉了在工作场所禁烟的内容，允许单位自己制定标准。“控烟涉及发改委、财政部、外交部、卫生部、海关总署、工商总局、质检总局和烟草局等8个部门，而卫生部门在履约方面恰恰属于弱势部门。”李新华说。

李新华表示，卫生部门所能管的只有医疗卫生系统，所以现在能做的就是发挥医疗卫生系统的带头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