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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毛鸭毛，换糖换针线。”40多年前，离改革开放还很遥远。东阳和义乌等邻近县市的小货郎常常挑着货担到嵊县来串村走户，赚点小钱以度温饱。相比于东阳义乌，那时嵊县人民还算得上丰衣足食，对于那些小货郎，嵊县人叫他们东阳佬或义乌佬。

　　16岁的美兰就是那个时候跟随她的大哥到甘霖镇西叶村的。一个村子一个村子走过来，走到西叶村的时候，美兰的大哥看着面黄肌瘦的妹妹，再看看她脸上的几个浅色麻子，心里重重地叹了口气。这天生意特别差，兄妹俩喊哑了喉咙，摇酸了拨浪鼓，也没摇来多少鸭毛鸡毛。

　　天色暗下来，兄妹俩找到朱大年家投宿。当时朱大年已经28岁了，朱大年母亲早已过世，家里只剩下父子俩，除了一间泥墙屋一张床一个灶头，再也没有其它的东西。美兰和哥哥住到他们家时，朱大年的父亲突然有了想法，他想拣个现成媳妇。

　　晚饭后，找个机会，朱大军父亲连比带划跟美兰哥哥说了自己的打算。

　　谁知道，美兰哥哥一口应承。这户人家虽然一穷二白，但两个男劳动力挣点工分吃吃饭总是可以的。况且自己妹妹脸上还沾着几粒麻子呢。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美兰和朱大年的婚事就这样定下了。新婚之夜，朱大军看着美兰泛着红光的麻子，心里竟然没觉得难看，谁能嫌自己老婆长得不好呢。

　　婚后，哥哥继续在嵊县各地换糖换针线，美兰则安心当了人家的媳妇。

　　初始的日子，村里人很看朱大年的笑话，讨个义乌佬当老婆，还是个麻皮婆。有些小孩子不懂事，看见美兰就跟在后面大声喊，麻皮婆麻皮婆。美兰听了暗暗抹泪，朱大年听了，就四处追赶小孩子打屁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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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婚后第二年，美兰生了儿子。一家四口，一间房子，住在一起总有许多不方便。第三年，他们想盖三间新泥墙屋。泥墙屋盖盖反正也不费事，用手拉车拉石头，拉烂泥，主要是力气活，不花多少钱，只是请泥水匠才要付工钱。

　　朱大年的父亲是个酒糊涂，三餐酒，早中晚，一餐也不能少。酒喝多了，就呼呼蒙头大睡，好像造屋的事情与他毫不相干。拉石头拉泥沙，所有的活都是朱大年夫妻包揽了。

　　那次，朱大年拉着满满一车碎石从福泉山上回来。回来都是下坡路，路又狭窄，一不小心，朱大年把握不住，连车带人摔了下来。当时腿伤严重，朱大年站都站不起来。路边有人看见，朱大年父亲的酒意醒了一半，连忙带着美兰把朱大年背回来。造屋是件大事情，朱大年的腿尽管痛得厉害，但他既没去医院，也没有好好休息，叫美兰去山上挖了些草药敷敷就打发了事。一个月过去，两个月过去，这腿一直不见好转。从此，朱大年走路就像撑船佬一样，一摇一晃的。

　　美兰心里难过，有时看着朱大年的腿，就忍不住要流泪。朱大年笑笑，你脸上开麻花，我腿上打摆子，两个残疾人，配在一起，刚刚好。话虽这么说，但美兰笑不出来，一个好劳动力，转眼间成了瘸子，家里就失去了栋梁。而与此同时，儿子已经两岁了，还不会说话，一双眼睛也死沉沉，一看就知道是个痴儿。

　　美兰哥哥当初让她嫁在这边，原指望她衣食无忧，能够平平安安过日子，想不到日子过得一点也不顺心。接下去，美兰又生女儿，又生儿子。很快，四口之家扩大到六口之家。六口之家，全凭美兰和朱大年两人挣工分，日子过得无限心酸。

　　再过几年，改革开放。别人家都开始富裕起来，而朱大年一家，却还是死水一潭。

　　已在义乌摆摊的哥哥写信来，叫美兰带一个儿子回老家算了。美兰摇摇头，这个一贫如洗的家，如果她走了，就陷在风雨飘摇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