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下大雪，父亲总是忧心忡忡，他总是担心我家破败无力的屋顶将被无数细小的雪压塌。雪稍稍止住，父亲就会去借一个很高的梯子，举着溜谷耙爬上去，站在梯子的高处把厚厚的雪一下一下耙下来，我家屋檐下的积雪就像堆满了棉絮。

　　我有时会拿把小铲子把檐下的雪堆成雪人，但我并不觉得这有多少好玩。我喜欢的是滑雪。

　　滑雪是非常美好的活动，但父母反对，倒不是担心受伤什么的，是怕我们的衣服弄脏弄湿了。

　　滑雪有个比较固定的场所，一起玩的也总是那几个孩子。

　　村边有一个小坡，坡上有一条小路，我们把那种长条的凳子翻倒，凳面着地，人坐进去，手抓着凳脚，双脚一悬空，凳子就呼地往下滑了。想停下来只需把脚放下，往地上一支。

　　滑到平地，我们就站起来，拎起凳子往坡上走，人多了就一个个轮着来。

　　上世纪80年代初期，我家的房屋翻修了，但谨慎的父亲还是保持对屋顶强烈关注的良好习惯，我却已经疏于滑雪了，我爱上了看书，对于当时只是一个三四年级的孩子，现在想来有点不可思议。

　　有一次，一场大雪断断续续下了三天三夜，我看了三天的《水浒》。那本缺角的旧书放在邻居家高大的柜子上，我站在摇摇晃晃的凳子上尖起脚伸长手才能够到。我总记得，我把手伸长的时候是多么激动，好像就够到了另一个美妙世界光滑的表面。我在邻居家的角落，在他们视线所能及之外，在白昼隐忍的雪光中，呵手跺脚地看了三天才匆匆看完。

　　看完，抬头，才发现屋檐下长满了冰凌，在檐口一根根列队一样。我们不叫它们冰凌，叫叮叮当，这个称呼似乎让这些晶莹的冰生动和鲜活起来了。

　　老家在一个很高的山上，一下大雪出行就不方便，不过在冬天来临之前，家家户户大抵准备好了尽量够的粮食和柴禾。对于在山下读书的学生来说，则是不管下天倒大雪也要下山的。我读初中就寄宿在学校里，每年总是免不了遇到几场大雪。雪天上学的时候，我就小心翼翼地在鞋帮上扎上防滑的草绳，手上捏根竹竿当拐杖。饶是如此，摔跤还是常事，不幸一点就是把装菜的玻璃瓶打碎了，结局是返回家再取，或者就是差不多吃一周的淡饭。

　　高中我是在城里读的，离家最近的一条路都有40里。由于远，一般是一个月左右回家一次，这样我几乎没有遭遇一场大雪不期而至地出现在我上学的路上。不期而至的是另一场大雪，那雪，纷纷扬扬地落在了我的生命里。

　　我恋爱了，我爱上了雪。

　　雪是一个古灵精怪的女孩，肤白如雪。她姓薛，谐音是雪。我的日记本上落满了雪这个字。当时写了很多很多已经流失的诗歌，无一例外都是献给雪的。

　　和雪约会过两次，在一起的时候总是能愉快地交谈，只是没过多久，竟然无疾而终了，现在想来有点伤感，在那场命定无果的爱恋里我连雪的手都没有轻轻牵过，因此在漫长的记忆里所谓的初恋因为缺乏应该有的长度和力量而充满遗憾。

　　这种遗憾在离开学校一年后情感上才得到了一次有效释放。

　　恋爱、打架、逃学、写作等等集结于一身的我，明智得都没有去参加能改变命运的高考。中学毕业一年后，我就远离故乡到了青藏高原。

　　我是3月22日到的青海。这样的时节，故乡已经春光乍现，或者还可以勉强用春寒料峭这个华丽的成语，有一点，下雪是不可能了。

　　在西宁住了两天后，坐上了去海南州的汽车。一出城，天上就飘起了雪花，不紧不慢的。黄昏的时候到海南州，大雪的白色已经统一了那个高原小城。

　　因为雪，当然肯定不仅仅是因为雪，我思念雪的念头一直没有放下，甚至因为遥远，我一厢情愿地把雪升格到了和故乡并列的概念——情人。

　　差不多到5月份，海南州的冬天才结束，当需要通过雪这个简单的意象开始我对少女雪的思恋时，我就远眺拉基雪山，那里常年积雪，有着耀眼的白和纯美。这样远眺的时候，我明白最温柔的爱恋也是打不破无望的宿命。我在最后一首献诗《给雪十四行》里写到：

　　除了花，还有谁能将后花园点燃

　　除了雪，还有谁能将大地照亮

　　诗成后，我在落款处加了四个字：葬我于雪。

　　半年后，我落魄地让一辆火车带离了青藏高原，我一边轻轻唱着“火车快开，送我到远方家乡”，一边再次张望雪山、草地、帐房和炊烟，我看到了梳着18根辫子的卓玛在河边汲水，我看到了内心所有对雪的美好记忆已经埋葬在那个生命的驿站。从此，生命和气候一样进入了暖冬，每一场节制的雪都变得珍贵、脆弱和短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