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宓阿姨一样，上海有越来越多的人加入遗体捐赠的队伍，他们希望在生命终结的时候，用躯体架起人类攀登医学高峰的阶梯。

    但，还有一个现实是：目前我们实现的捐献数和医学需求仍有一段距离。在遗体捐赠的暖流大爱中，羁绊着主办方的推广尴尬、医学院的接收困境，以及人们根深蒂固传统观念。

    从“4”到“417”，捐赠墓碑上的名字越来越多

    在福寿园，有一片专为上海市红十字遗体捐赠者设立的纪念碑。按照捐赠年份，每位捐赠者的名字被刻在墓碑上。有个细节：在离入口最近的一块墓碑上，刻着“1981年-1988年”，8年间的捐赠者名单“共享”一块墓碑。其中，“1981年”，仅四个人的名字———这也是上海早期的遗体捐赠者记录。再抬眼看旁边的墓碑，墓碑上的年份间隔越来越短：“1994年-1997年”、“2001年-2002年”……到2010年，417人，已经写满一块墓碑。

    “我们总感叹遗体捐赠工作难做，毕竟中国人‘入土为安’的想法根深蒂固。可从1981年的捐赠者共享一块碑，到现在一年一块碑，上海遗体捐赠的人数在不断增加，这是对我们工作的最大鼓舞。”卢湾区红十字会秘书长沈莹感叹，十年前，咨询捐赠的人屈指可数，即使有人报名，也总是“偷偷地”来取申请表，“如果被人看见，不光自己可能遭人误解，子女也会背上‘虐待老人’的指责。”

    10年过去了，上海最年长的捐赠者是本市最后一位清末秀才、110岁的苏局仙，最小的才两个月大，捐赠的人各有各的故事。

    有一位癌症全身转移患者，现在体内有七八种癌症。“我想把身体捐出来，让医学院研究一下，为什么我一个人能得这么多癌？”达观的老人参加癌症俱乐部后不久，加入了遗体捐献者的大家庭。

    “400”与“700”，实现捐赠数和医学需求有差距

    尽管上海的捐赠申请人数在不断增加，但实现捐赠的人数和医学需求仍有一定的差距。

    去年，上海市红十字会曾在上海遗体捐赠的主要接收地、上海的五大医学院———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复旦大学医学院、同济大学医学院、第二军医大学、上海中医药大学下发了一份遗体捐赠需求调查表，他们发现5所医学院每年仅用于基础教学就需要700具尸体；而本市平均每年实现的捐赠数为400具。

    一位大学医学院遗体接收站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由于缺少尸体，医学院的很多学生可能得排到大三甚至更晚，才能轮上“解剖课”。

    需求缺口，部分源于要达到有效捐赠有难题

    “一些老人在社区医院去世，那里不像三级医院有停尸间，患者去世后必须‘立即出院’，可是一些接收站的工作人员可能因为是双休日，不愿自费打车去接收站取接收车来收尸，家属无奈只能拿去火葬场火化。”一位遗体捐赠工作者告诉记者，接收站人手紧张且经费紧缺，以至于不能做到“及时接收”。

    如果说遗体等不得，角膜更等不得。记者了解到，捐献人逝世后，必须在6小时内取出角膜，不然，它就失去了医学价值。但是，由于各种原因，接收站的人要在6小时内，取出角膜有点难。

    此外，遗体捐赠始终挑战着我们“入土为安”的传统思维，以至于遗体捐赠的“宣传”很难开展。

    “我们不能敲门去征询别人是否愿意遗体捐赠；也不能往别人信箱里投递宣传资料，这是要遭人骂的。可是我们又了解到，一些有捐赠意愿的人，找不到组织也很苦闷。”一位从事遗体捐赠10多年的红十字会工作者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