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广大群众、各界党外人士和广大党员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对党和政府的工作以及党员干部的作风提出了大量有益的批评，建议，但在这全过程中，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进攻。6月8日，党中央发出指示，同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对右派进行反击。从此，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反右派斗争，到1958年夏基本结束这一运动，历时一年左右，导致嵊县181人被划成“右派分子”。1959年至1963年，曾分别被摘掉部分右派分子帽子，直至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以后，中共中央决定对全部“右派分子”进行甄别、改正和落实政策。这一拖延达二十余年的严重错误，终于得到了切实的改正。一

　　1956年9月，毛泽东在八大开幕词中就提出全党整风问题。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强调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整风的主题，着重检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情况。5月21日，省委作出《关于执行中央整风运动指示的整风运动计划》，决定在全省范围内进行一次普遍的、深入的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宗派主义、反对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规定：“从实际情况出发，密切联系实际，按照整风与工作两不误的原则，在整风中认真解决人民内部存在的突出矛盾，采取边学习、边检查、边改进的办法，总结和改进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的工作。”并且说这次整风运动是“一次既严肃认真又和风细雨的思想教育运动，应该是一个恰如其分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运动。”

　　1957年6月3日，县委根据省委、地委部署，并结合嵊县实际迅速开展整风运动，制订《关于执行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的计划》。党内整风首先在县委内部展开，分学习文件、总结工作、个人检查、改进工作四个步骤进行，随后，县委按照省委指示先后召开各种会议，组织机关干部、知识分子、基层党员干部学习两个“讲话”○注，中心议题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会议掌握重点，主要弄清三个问题：认识历史大转变的意义，了解当前的新形势、新任务、新特点；认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意义，区分两类矛盾的性质，贯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政策；认识在新形势下知识分子的作用，了解党对知识分子的方针、政策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精神实质。

　　9月21日，县委召开县、区、乡三级干部大会，以引火烧身的精神，开展大鸣大放，特别是对县委提出改进工作的意见，在党的领导、粮食统购统销、合作化等几个主要问题上让大家进行辩论，划清大是大非，澄清错误看法，批判右倾消极情绪，整顿干部作风。同时，根据中央整风运动的指示，为切实改进干部作风，加强党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县委大力提倡公开批评，恳切希望党外人士对党对政府工作提出批评建议。此间，县委召开全县中小学教师，文化单位的基层领导共288人参加的文教工作会议，由县委领导传达学习两个“讲话”。会后，县委组织座谈会。座谈会上大家批评县委领导工作存在的问题，有关干部问题的有115条，建党工作方面有16条，生活福利方面有54条，领导方面有68条，党的方针政策教育不够的有19条。对这些意见县委分别发送有关部门，根据实际安排落实。应该肯定，整风运动初期，嵊县县委正确贯彻了上级有关指示，总的发展形势是比较好的。

　　在整风运动的同时，县委根据1957年8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指示》以及9月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在企业中进行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指示》，在全县广大工人和农民中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围绕着划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清除资产阶级的影响，做了许多工作。二

　　反右派斗争是从群众帮助共产党整风、提意见的过程中引发的。在整风运动开始后，广大群众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向党提出批评和建议，绝大多数是善意的、正确的、有益的。当然，在所谓大鸣大放的过程中，确实也有极少数人乘机攻击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1957年5月15日，毛泽东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这篇文章分析了当时国内政治形势，说明了反击右派的目的、斗争的特点和策略。5月16日中央发出《关于对待当前党外人士批评的指示》，在强调党外人士的批评百分之九十以上是诚恳的、正确的同时，指出应当注意最近的社会上有少数带有反共情绪的人跃跃欲试，发表一些带有煽动性的言论，企图将正确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方向，引导到错误道路上去。

　　中共中央对当时局势估量很严重，于是在6月8日发出指示，号召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言论。《人民日报》也在同日发表社论，号召对这些违反社会主义利益的错误言论进行批判，对右派分子的进攻予以回击，以便肃清他们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稳定新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制度。6月9日，《浙江日报》全文转载《人民日报》社论。从6月中旬开始，反右派斗争在全省范围内陆续展开。6月下旬，嵊县县委召开扩大会议，同时分区召开乡干部会议，学习传达毛泽东的两个“讲话”精神。为加强对反右派运动的领导，县委成立整风领导小组，由县委常委孙继曾任组长，并抽调人员组成办公室。县委扩大会议后，各地掀起大鸣大放热潮，整风运动转入反右派斗争。

　　县委按照中央“既要狠狠改进自己工作，又要狠狠打击右派”的指示精神，提出机关整风反右的四个阶段：大放大鸣阶段(边整边改)；反击右派阶段(边整边改)；着重整改阶段(继续鸣放)；研究文件、批评反省(提高自己)阶段。这次机关整风工作，由县整风领导小组直接领导，将县级机关分成党群、政法、财企三大系统，各系统建立核心领导小组，领导本系统的整风运动。同时，县委要求在机关反右斗争中，一般运用小组会、大字报向“右派分子”展开斗争，并针对“右派分子”的不同情况，确定专人进行谈话，同时各单位还大量张贴大字报、墙报、漫画等驳斥右派反动言论，使他们在群众中原形毕露，完全陷于孤立。

　　12月18日，县委开始对全县1726位中小学教师集中开展整风反右派运动。运动的目的充分揭露文教系统内部矛盾和领导上存在着的“三大主义”，即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揭发批判打击右派分子，对群众进行深刻的实际的阶级斗争教育，在运动中锻炼和考察每个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

　　这次在全县展开的大规模的整风反右运动，历时一年左右。导致嵊县有181人，主要是知识分子被划为右派。同年，县委撤销整风领导小组和办公室，整风反右派运动结束。三

　　1957年的经济工作，由于认真执行中共八大的有关方针，是建国以来效果最好的年份之一。但是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的错误却产生了影响深远的严重后果。在揭露右派过程中把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当作敌我矛盾来对待，把一些在涉及党的领导和社会制度等重大问题上发表了意见，虽然言词过激，但不是根本立场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人视为右派，甚至还把许多出于善意向党和政府提出正确批评意见的人也视为资产阶级右派。

　　1957年10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划分右派标准的通知》。应当肯定，这个标准的政策界线还是比较清楚的，但在反右扩大化和“宁左勿右”的气候下，嵊县县委在具体执行过程中不够严格，政策认识模糊，对照检查的确存在不少问题。因此在一个很短的时间里，从性质和数量两个方面导致反右派斗争的严重扩大化。比如：许多人只是向党的工作和干部提出批评意见，这些意见相当部分是正确的，或仅仅是言词比较尖锐，或有这样那样的片面性，但却被视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分子，对县委提意见就是反党，反对第一书记就是反党分子。又如：有一位副县长主张“包产到户”，说“党内民主气氛稀薄得使人透不过气来”、县委合作部长对县委有意见、对县委负责同志有不满情绪、县委办公室干部怀疑党的粮食政策说“500斤不够吃”、某乡支部书记裘某某在总结袁中渭合作社丰产经验时说袁中渭社是靠富农的经济和农具获得丰收，均被定为右派。反右派斗争愈演愈烈，迅速推向文化知识界和教育界，把平时的背后议论、闲谈、怨言、牢骚和对领导的看法都当作反党言论。如崇仁区教师孙某某说“自己喝菜露，外面敲铜鼓”(对国家支援弱小国家有想法)就戴上“右派”帽子；在暑期学习中教师编排小戏《秦香莲》，认为是影射县委领导，竟把编剧和演员打成右派；《嵊县日报》编辑邬某某，在《嵊县日报》《铁面话》专栏上发表讽喻性小杂文，就定为“极右派”等等。

　　反右斗争严重扩大化造成了不良后果：一是造成一批知识分子、革命干部和民主人士被错划为右派，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和不应有的打击，长期不能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二是使全党整风背离了原有的意义，整风运动没能收到预期实效，相反，党内的主观主义作风却在反右斗争中大大发展了；三是助长了党在对国内阶级斗争和主要矛盾的认识上产生“左”的错误倾向；四是反右斗争严重扩大化，这成为后来党在阶级斗争问题上一次又一次犯错误的理论根源。

　　反右派斗争扩大化期间，嵊县一批知识分子和党员干部除被错划为右派外，有的甚至被解除公职下放劳动改造；有的还被划为“顽固不化的极右分子”，长期得不到平反。反右斗争之所以被严重扩大化，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原因是党对1957年春夏国内政治形势，特别是对阶级斗争和右派进攻形势，作了过分严重的估计，对斗争猛烈发展没有谨慎地掌握，严重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反右派斗争的严重扩大化，严重损害了党的威信，严重影响了社会的安定，严重妨碍了社会主义建设。四

　　1959年8月，为了纠正“左”的错误、调整关系，毛泽东写信给刘少奇，提出在国庆节前后为表现好的“右派分子”摘掉帽子。9月，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摘掉确实悔改的右派分子的帽子的指示》，决定在新中国建立十周年的时候，摘掉一批右派分子的帽子，人数“以控制在全国右派分子的20%左右为好”，并许诺今后还将分期分批摘掉右派的帽子。

　　1959年10月，县委根据中共浙江省委和宁波地委的部署，组织有关单位学习中央、省委的指示和党中央为右派分子摘帽子工作规定的各项政策。同时抽调干部，并指定一名常委专人负责此项工作，对全县291名右派分子(含新昌县110名)进行了一次全面考察和摸底排队。这批右派分子被留作为内部处理的有126名，占右派分子总数的43.3%；被清理出的有165名，其中给予开除作自谋职业的70名，监督劳动的75名，送劳动教养的18名，开除法办的2名。并对作内部处理的126名右派分子，按照中央指示划分为三种类型。一是低头认罪，确有悔改，并且在工作、学习中表现较好，愿意向党和人民靠近的16人。占现有右派分子的12.7%。二是表示愿意悔改，但内心不服气，表现时好时坏的93人占73.8%。三是基本不服或完全不服，表现不好的17人占13.5%。并从第一类中选择11名有显著悔改表现的作为第一批摘掉右派分子名单，经当地党支部鉴定和群众认可后，再提名上报地委审批。于同年11月20日、21日，宁波地委先后批复公布第一批11名摘掉右派分子帽子。

　　1960年9月，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统战部、中央组织部《关于右派分子工作的几点意见的报告》，提出1960年要摘掉15%到20%的“右派分子”的帽子。根据这精神，1960年3月、5月先后经宁波地委批复公布摘掉8名右派分子帽子(含新昌县)。

　　1961年9月，中央统战部、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共同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改造右派分子工作会议”，提出1961年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比例一般不低于30%。这一年经宁波地委和嵊县县委批准公布，摘掉12名右派分子帽子。

　　1962年夏，第二次“全国改造右派分子工作会议”，中央统战部起草了《关于右派分子工作几个问题的报告》，进一步提出为错划右派分子平反的问题。尔后，县委于1963年3月先后批准公布摘掉17名右派分子帽子。但是在这次分批摘掉“右派分子”帽子过程中，由于受“左”的思想禁锢，落实政策的广度和深度受到各种限制，导致右派摘帽工作进展缓慢，没有达到中央提出的为右派分子摘帽的比例。并随着以后“左”的错误严重发展，使右派改正问题成了一个禁区。尽管留下了这一历史遗憾，但是，给部分“右派分子”摘掉帽子，对于团结工商界、知识界、民主党派，调动他们为社会主义服务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五

　　1976年10月6日，胜利粉碎“四人帮”以后，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使全国的社会秩序得以恢复正常，党和国家的工作得以重新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党的历史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1977年4月，嵊县县委结合全面落实党的干部政策时，率先对14名“右派分子”发文宣布撤销右派帽子。1978年4月，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统战部、公安部《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请示报告》，又于1978年9月，中共中央决定对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人进行复查，本着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把错划的右派改正过来。同年11月，县委发出《关于对张××等同志不应划为右派分子的改正决定》，宣布对原定为右派分子的张××等7人撤销帽子的决定。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加快了对错划右派的甄别、改正和落实政策。同月，嵊县县委成立摘掉右派分子帽子领导小组，由段星名任组长。此后，全县的右派摘帽的调查核实等工作进一步深入。并根据中宣部、统战部、公安部、民政部联合呈报的《贯彻中央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在大量调查的基础上，对原定为右派的人进行逐个逐条复议，作出了实事求是的结论。1979年至1983年5年中，县委根据中共中央(1978)55号文件和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方针及上级有关指示，对全县181名右派(其中4名民办、代课教师)改正工作进行了实事求是的复查，经县委复查、审批后发文，1979年改正170人，1980年改正4人，1982年、1983年改正3人。至此，全部完成右派改正复查工作。并给他们在政治上恢复名誉，除外迁28人外，在职的33人恢复了原工资级别，重新分配工作57人，办理退休22人，退职1人，已死亡的给家属分别发给抚恤费和丧葬费。1980年3月，完成对“反社会主义分子”58人和“中右”分子67人的改正复查和善后工作。此外，对外地迁入本县的右派分子110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6人及“中右”与受株连家属16人合计132人，根据政策规定，需由本县负责安置的85人全部得到落实；1983年，对因受株连下放农村的家属子女办理了户粮农转非共28户61人。注：指1957年2月，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及随后毛泽东《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作者：张家康，中共嵊州市委组织部退休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