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抗日救亡运动遭受很大的压力和损失，但一些青年团体依旧活跃在各个角落宣传抗日救国思想。图为摄于1939年8月的嵊县青年学生暑期服务团城中区队全体团员合影。

　　1939年四五月起，嵊县国民党顽固派对我党组织领导的各抗日团体和群众组织，如流动宣传队、城区业余宣传组、群力书店以及政工队等，采取挑拨、造谣、污蔑、勒令解散、关闭等手段，进行限制和破坏。抗日救亡运动和秘密工作遭受很大压力和损失。

　　早在1938年四五月间，正当流动宣传队的宣传活动搞得热火朝天时，嵊县抗卫会突然通知第二流动宣传队回城开会。县民教馆馆长袁雄杰动员宣传队员参加国民党“励志社”和“三青团”，遭到队员的反对。袁见拉拢不成，不久便公然取消宣传队每月的化妆津贴费，以限制宣传活动。到1939年9月，第二流动宣传队被勒令解散。

　　对于城区业余宣传组，国民党反动派也制造舆论，指责业宣组行为“越轨”，继而限制活动范围，最终也将其解散。

　　群力书店的进步活动也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怀疑和注目。1939年四五月间，嵊县当局在查办群力书店时，发现店内有《红色的延安》《唯物辩证法》《社会发展史》等七八种禁书，并认为群力书店是“异党分子活动、聚会的中心”。被誉为“精神食粮供应站”的群力书店遂被查封。

　　在政工队内也充满着斗争，特别是在党控制的第四区队，限共和反限共的斗争一直十分激烈。四区队巡回在农村，除了宣传抗日救亡、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外，还开展一些党的秘密工作，国民党反动派对此非常不满。

　　1939年4月，政工队选举分队长，党的力量和反动势力又展开了一场尖锐的斗争。党组织组织进步力量积极串联活动，打算争取1—2个分队长位置。国民党反动派则千方百计进行阻挠，甚至公开出面威胁。许多队员不为所动，特别是许多女队员信任妇女支部一班人，结果女党员王云蓉当选为城区分队长。

　　11月，四区队发起揭露新任政工队长周凯南侵吞公款、要求撤销其队长职务的斗争。党员樊仲初、佘惠民代表政工队向县长方志超请愿，党员陈午韵、张纯奎起草传单，向全县人民散发，揭露周凯南的贪污行为。县长方志超迫于众怒，只得同意撤换周凯南。

　　但县长方志超在撤换周凯南的同时，耍了个阴谋，指示政工队对队员进行甄别，并突然下令逮捕樊仲初和佘惠民。县委根据这些新情况，决定把面目已红的几名党员撤出政工队，同时保留和补充了一些党员继续在政工队坚持斗争。

　　1940年6月，浙江当局借口“统一青年组训和领导”，发布“本省各县政工队改组缘由”的通令，解散各县政工队，把它改组为“青年服务队”并一律划归国民党三青团领导。嵊县党组织遂将政工队内的党员分批全部撤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