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龚文苹医生，源于母亲的突发脑溢血。当身着白大褂的她，出现在有多位医护人员奔忙的重症室开始对我母亲进行眼睑翻检、静脉感知等检查时，我的脑海里突然想到了“妙手回春”这个成语。

　　龚医生催生那个反应的整个过程，说来简单：她用一支圆珠笔，在我母亲那双沟壑纵横的脚板上，来回划了几下。尽管这个动作显得有些快，但我还是看到了母亲的右脚神经质地抽搐了一下。啊，我的老娘——你！竟！然！尚！有！知！觉！

　　我一下子对眼前这个能让我母亲产生“抽搐”反应的医生有了好感，因此急忙上前施以恭敬式的礼貌问候。方知她姓龚，主治神经内科。在与龚医生互报了手机号码之后，我向其探询母亲的病情。龚医生说得很是实在：“现在不敢给你结论，如下结论，也得过三天后再说。”

　　在我看来，龚医生这话，几乎类似某些官员嘴上常挂的那句“研究后再说”的托词。因于这句“托词”所包含的“无厘头”，因此绝望再次肆意包围了我。当天夜里，我在家中剥卸了自己浪迹社会时不得不用的那套“强硬外衣”，以无限悲恸，挥洒着恋母泪雨。

　　随后两天，接受生老病死乃为客观规律的我，开始与姐、兄、弟准备往无可奈何的“现实”方向打算。然而，一个来自龚医生所拨的电话，让我看到了希望。电话里，龚医生依然以实在的口吻对我说：“你可以把你的母亲，从重症病房转到内三科来了。”

　　龚医生所说的“内三科”，位于嵊州市人民医院外科大楼七层，又名神经内科。为了免受交叉感染，母亲被安排在一号病室。独居一室的空间，让我能够更加清晰地目睹神经内科的医护人员对我母亲挥洒的医技和倾注的关爱。初始，我欲刻意记住每个参与拯救母亲生命的医护人员的姓名，以利能够当面称呼他们，直接表示心中谢意。但仅仅过了两天两夜，我就放弃了这个想法。放弃的原因也很简单：因于救助需要，医护人员像走马灯似地，进出着母亲的病室，清一色的白大褂、清一色的口罩，加上清一色的关心语气、清一色的明澈眼睛，把我的辨识功能给搞混了。

　　就在我的辨识功能有所“退化”之时，我的母亲，则以一日好于一日的趋势，证明着神经内科的医护人员，无疑为“华佗”再世。短短一个月时间，经历了生死较量的母亲，以清楚的语言嘱咐自己的子女孙辈们：可别忘了龚医生的大恩大德！有一天，母亲当着我和我姐、我姐夫、我弟媳的面，直接向龚医生表露此意，但龚医生却谦逊地说：“大妈，要感谢，就得感谢所有曾经为你努力过的医护人员。”为了证明这个观点的正确，龚医生接着说：“其实医院抢救一个病人，就像公安破案一样，离不开整体的努力，团队的协作，换句话说，即使只是一个药剂师，所起的作用也非常之大，如果药剂师配错一味药，就会给病人及病人的家庭带去不可估量的损失。”

　　古语云：人生一世，不如意事十有八九。以我看来，丧母，乃是每个人一生中最大的一桩不如意事。唯因如此，故有“世上只有妈妈好”的绝唱歌谣，更有“母亲在家的人，是有福气的人”的哲人定论。现在，重获福气的我，有必要表达自己的内心感受：致力拯救我母亲生命的神经内科全体医护人员所积的功德，不仅仅只是将我的母亲从“死神”手中夺了回来，更为主要的是，她们让我这个平时常以工作繁忙为借口的“孩子”，有幸规避了“子欲孝而亲不在”的遗憾。

　　都说大恩不言谢，但真的以此为由不言谢，毕竟有违“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的古训。回溯嵊州市人民医院急诊中心、重症病房、神经内科等科室医护人员挽救我母亲那种救死扶伤精神风貌，我至诚决定：把今后每年的7月3日，亦即我母亲离开神经内科的这个日子，设置为自己毕生不能有违的“法定日”——在这个“法定日”内，我将以我的虔诚，为嵊州市人民医院那些恪守救死扶伤医德、践行人道主义职责的白衣天使们祈祷平安。

　　如若有违，愿遭天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