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寅初长子马本寅为我们讲述一段70多年前的往事
马本寅近照
1940年12月，我父亲马寅初在抗日战争时期的陪都重庆，因反对国民党政府所推行的财经政策而被捕，并被投入了集中营。光阴荏苒，70多年已过去了。
今天，当我翻阅旧时照片和父亲当年发表的演讲、文章时，往日的情景又一幕幕地在我眼前掠过，是那么的清晰，那么的栩栩如生，耳边仿佛又回荡起父亲那熟悉而又亲切的声音。此时此刻，我的思绪，透过历史的烟云，又情不自禁地飞向了战争年代那些烽火连天的日日夜夜……
知难而进
1939年的重庆。全民抗战已进入第二个年头。
这一年，敌机开始对重庆实施所谓的“疲劳轰炸”。由于当时后方空防力量的薄弱，面对敌机的轮番施虐，政府竟然束手无策，致使敌机气焰更加嚣张。敌机分批轮番闯入三峡天险，对重庆滥施轰炸，妄图利用这种“疲劳”战术，瓦解大后方人民的抗战意志。与此同时，国民党政府内部亦分崩离析：亲日派汪精卫等在南京筹组伪中央政府，分散和削弱了抗战的力量。值此国家民族危亡之际，全国上下理应更加团结一心，同舟共济，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前仆后继，力挫强敌。但是，事与愿违，40年代前后这一段历史的真实记录却是与人民的愿望截然不同的局面：由于国民党政府错误的财经政策，对抗战前途起着支柱作用的后方经济已呈现出不稳迹象。加以政府执法不严，措施不力，致使无耻之徒、贪官污吏、不法奸商们有机可乘。他们凭借手中掌握的权力和资金，在市场上兴风作浪，大肆进行黄金、白银、美钞的投机买卖，大发其国难财！物价犹似脱缰之马，猛烈上升。人心浮动，惶惶不可终日。
广大的人民群众深受其害，苦不堪言，但迫于国民党政府白色恐怖的淫威，噤若寒蝉，他们是敢怒而不敢言啊！
父亲目睹此情，痛心疾首，忧心如焚。作为一个爱国的、有责任感的经济学家，他岂能袖手旁观，听之任之。为此，他殚精竭虑，苦苦思索着对策。
他回想起两年前在庐山召开的战时财政金融问题座谈会上，曾提出过许多有益的建议，特别就如何稳定法币币值，严禁私人套购外汇和防止资金外流等，提出过极其有效的意见。在这次会上，他严厉谴责了只图个人利益，大量套购外汇者的“不爱国的荒谬举动”，并主张“政府对此等国民不可不予以相当惩罚”。他又回忆起，在抗战前夕的1936年，他也曾提出应及早筹措战时的财政经济各项问题，以免临渴掘井，张惶失措。为此，他曾连续发表了《非常时期之财政问题》《非常时期之经济问题》《非常时期之管理经济》《非常时期之物价问题及货币政策》以及《非常时期之物价问题与纸币政策》等文章。他与报界多次谈话，针对非常时期的财政、经济、货币、物价等重要问题，阐述了自己的主张和建议。目前看来，他的这些经过深思熟虑后得出的见解，并未能引起当局的足够重视，这使他感到十分痛心和遗憾。
为了扭转后方经济的混乱局面，凭借他多年的经验和掌握的资料，他认为自己有充分的理由要求政府立即采取断然措施，向发国难财者征收“临时财产税”，使之用于平抑物价，稳定市场，支持前方抗战。他也清楚地认识到，此举无异是“捅马蜂窝”，“捋虎须”，带来的后果亦是不言而喻的。但父亲的性格是“知难而进”，用他自己的话说是“虽斧钺加身亦毫无顾忌”。
亲朋好友得知后，深夜来访，劝他“息事宁人，免受其害”。时任“三青团”书记长的康泽亦奉蒋命前来面谈，无非是“疏通和劝导”。父亲旧交金国宝亦来我家传蒋口谕，希望父亲能与蒋“同舟共济”，出任财政部长或中央银行总裁，“共挽危局”。蒋企图用高官厚禄封住父亲的嘴。但父亲已是一支收不回来的离弦的箭，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