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日报讯(记者 徐园)农家里的“隐形工厂”

　　“咔嚓，咔嚓——”凌晨4点多，天还蒙蒙亮，嵊州市甘霖镇殿前村村民黄素琴就来到“织布车间”换班。一天24小时，她和丈夫轮换管理七台织机，随着有规律的“咔嚓声”，织机将长长的棉线“吞下”，“吐出”一段段白坯布。

　　“既是工人，又是老板。”这是黄素琴对自己的定位。她穿梭在摆有上百台织机的“车间”中，就像一个熟练的纺织工那样，用灵巧的双手随时解决断线、跳线等故障。而七台织机带来的利润可观，根据2010年的行情，每台织机一年能赚取利润3万元。

　　在这个“车间”中，上百台织机分属于十多户人家，像黄素琴一样的“工人兼老板”不少。“村民拥有织机的数量从两三台到八九台不等，全村拥有织机1200多台。”殿前村党支书俞瑞军告诉记者。

　　“开始的时候，织机放在家里，机器的声音很吵。”俞瑞军说，后来，村里在山边的一块荒地上，建成四排厂房，形成了一个个私经济集聚区，放置了约六百台织布机，其他织机也尽量放在一些废旧的农村闲置房里，和生活区阻隔。

　　“都说外贸形势不好，你们的生意怎么样？”记者问道。“我们的成品布销售价比大厂每米便宜六七毛钱，根本不愁销路。”俞瑞军的另一个身份是嵊州市嘉惠纺织有限公司董事长。他告诉记者，原始的家庭工业早就发生蜕变，实际上如今村子里纺织原料采购、配送，布料的后加工与销售都是一条龙服务，效率非常高；而利用农村闲置土地，农民们离土不离乡就近工作，则让生产的成本进一步降低。

　　一只铁葫芦的157个车间

　　戴着眼镜的吴林鸟仔细地将一个零件放到钻头下，一会儿一个洞就打好了。他抬起头，一板一眼地说：“我的工作就是钻洞。”

　　56岁的吴林鸟是个农民，出外打过工，现在他就在离家很近的一个老的粮管所仓库当钻床工。“我们上岗前进行了培训，现在一个月能挣3000来元。”老吴说。

　　散落在农村，为龙头企业、大户提供零配件等初级产品加工生产的车间，被称为“卫星车间”。而这个废弃的粮管所仓库，是浙江双鸟集团有限公司157个“卫星车间”之一。

　　“主要就是靠‘双鸟’的订单，我们这里总共六个人，加工五六十种零部件。”“卫星车间”老板竺陆军说，虽然企业比较小，但一年到头能做到车床不停地在响，总会有钱赚的。

　　双鸟集团董事长张文忠说，葫芦是个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一个葫芦有零部件200多个，因此上世纪90年代，产业从日本转移到了中国。

　　“如果没有这些‘卫星车间’，要维持现在的生产能力，就得多出至少两倍的车间场地和人力成本。”张文忠说，当初从一个配件厂转型到葫芦厂之后，他就鼓励厂里的员工、自己的亲戚朋友去创业，“他们做起来了，也是倒逼着我的厂子做大。”

　　如今，有157家像竺陆军这样的小厂为双鸟集团生产机械葫芦的15000多种零配件。

　　“全国的葫芦产值大约10亿元左右，我们公司的产品占了全国1/3。”张文忠告诉记者，正是因为这一独特的生产模式，让“双鸟”成长为“隐形冠军”。

　　激活“沉睡”的要素

　　用工荒、用地难，是近年来制造业普遍遭遇的难题。而“卫星车间”，实现城乡之间、企业与农民之间的要素整合，似乎提供了一种有力的解答。

　　“把初级的加工环节剥离出来给‘卫星车间’，大企业就能专注于附加值、技术含量更高的环节，通过转型升级应对成本上升；另一方面，农村的闲置人力和空间又得到合理利用，尤其是农民离土不离乡获得创业收入。”嵊州市工商局负责人潘绍东这样分析。

　　据了解，在嵊州，“卫星车间”主要依托当地的块状经济产业。如服饰类零料制作、厨具前期组装、机械配件等初级生产环节具有劳动力密集、生产空间占用大、技术要求不高、需要手工作业、生产数量较大等共性，同时又没有什么污染，因此适合整体剥离转移。

　　如今在嵊州，“卫星车间”已经成为农民创业的重要载体。嵊州市民营企业协会秘书长曹俊明说，嵊州市各类“卫星车间”有24500多个，其中8500个“卫星车间”还发展成为个私企业。这些“卫星车间”，利用农村闲置用房面积310多万平方米，就地吸纳就业65000人，年加工收入达6亿多元，年加工产值超过40亿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