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老一些鲜为人知的往事

　　马寅初的一生颇具传奇。

　　嵊县（州）人的正直、硬朗的性格在这个世纪老人的身上体现无遗，对国民党政权腐败行为的抨击，对《新人口论》的坚持都被广为流传。

　　爱国爱乡的小故事，养生长寿的小秘诀，在家乡更是被津津乐道。

　　近日，马寅初长孙马思泽回到家乡。本网记者对马思泽进行了专访，从中获得了有关马寅初更多鲜为人知的故事。

　　“一生的遗憾，甚至会隐隐作痛，《农书》应该是我亲手烧掉的。”

　　“这份书稿，还没有正式定名，由于其谈及的主要是农业经济方面的内容，我们姑且称为《农书》。”

　　“在那特殊的年代，论著出版发表的前景遥不可见，它的归宿，可能就只有一烧了之了。”

　　采访一开始，马思泽就谈到了《农书》。

　　说起马寅初，大家都知道《新人口论》。但还有一本书，鲜为人知，这本书甚至还未命名，就已经被烧毁。有学者猜测说，这本超过100万字的巨作，有可能会成为马寅初一生中最为重要的著作。但是，现在留下的只有对《农书》的记忆和猜测。

　　《农书》烧毁

　　“一生的遗憾，甚至会隐隐作痛，《农书》应该是我亲手烧掉的。”马思泽说，那是1966年，他才12岁。住在北京东城的东总布胡同32号，在新开路小学读6年级。

　　大概是在8月，建国后曾任轻工部部长的李烛尘先生家被抄的消息，让马思泽感觉到，家里的气氛不大一样了，“这个消息带来的影响是震撼的。虽然大家都默不作声，但心里却很清楚，同样的事情，说不定哪天，也会发生在这个家庭，发生在自己身边。气氛日渐凝重。”

　　那之后的一天，马思泽的父亲马本初提议：把家里清理一下。这得到了马寅初的同意。

　　于是，一家人在几乎默不作声的环境下开始整理，“对书籍的取舍，似乎有一种特定的标准。”他看到，家人偶尔会拿着某本书去征求爷爷的意见，“爷爷一直坐在那里，我无法想象他当时在想些什么。”

　　而后，马思泽就接到了父亲的吩咐：去烧书。

　　炎热的夏天，除了烧书时的热，他还记住了一件令他永生难忘的事情：最后送来的是爷爷的手稿。这些稿纸比书要好烧得多，只用了几分钟，爷爷数年的心血就变成了灰烬，“回想起来，这就是《农书》。”

　　马思泽说，这部手稿是爷爷自1960年初辞去北大校长职务后，到1966年“文革”爆发，其间六年多的时间，所完成的一本著作，“关注和研究的重点，集中在中国的农业经济方面。”

　　《农书》记忆

　　马思泽对《农书》本身的内容其实毫无印象，“一是当时年龄小，根本就不注意爷爷在做些什么事情。二是很多东西，我也根本就看不懂。” 

　　但是，马思泽还记得，爷爷曾与父亲说起过，中国是以农业为本的国家，农业关乎国计民生。他对中国的农业有很多的想法，以前苦于没有时间整理，现在好了，有时间来做这件事了。而这件事就是完成《农书》。

　　1961年的夏天，才上小学一年级的马思泽，第一次跟着爷爷回到老家。“爷爷经常念叨着的老家第一次在我面前呈现。”马思泽说。

　　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马思泽就和爷爷睡在同一间房间。白天会跟着爷爷到处走一走，问一问，既是社会调查，也是运动锻炼。晚上爷爷则会写东西写到很晚，“我睡一觉醒来，还能看到他在写东西。”马思泽说，现在回想起觉得爷爷那就是在积累《农书》相关的材料。

　　在《走近马寅初》一书中，马思泽所撰写的《焚书的年代》有这样的记载：爷爷著书有个特点，他书写时用蘸水钢笔蘸黑墨水，将字写在一张张比小报略小的白绵纸上（这种规格的纸现在基本见不到了），按中国传统的方式，自上而下、自右向左书写。写完一个章节，就将这些稿纸一张张地粘接起来，形成一个长卷，再自尾向头卷好收藏起来。以后再阅读或修改时，可慢慢地边看边展开。写好的手稿，存放在一种从南方带来的藤箱里。这种藤箱，用手指粗的藤条编成，长宽尺寸如通常的木箱，高度则只有一尺左右。因手工编成，形状不够规矩，开合箱盖颇有点费力。到此书完成，手稿已放满两只这样的藤箱。

　　《农书》猜测

　　马思泽一直没有放弃对《农书》内容的探求。

　　马思泽介绍，读报是爷爷每天必做的重要生活、工作内容之一，一份《人民日报》、一份《参考资料》是他重点阅读的报章，而且对于他认为有指导意义或参考价值的文章，他都予以分类，并把文章的标题和日期记录下来以便日后查阅。

　　1958年，马寅初的人口理论和主张已经受到了公开的批判，他承受着巨大的压力。马思泽认为，“对他在这一年的读报笔记进行解读，就有着更深一层的研究意义。”

　　通过细读这一年的读报笔记，马思泽从中读到了一些信息：

　　首先，作为北大的校长，马寅初有着极为繁忙的校务和社会工作，并且还要回应对他的人口理论的批判。但是他依然坚持阅读报刊并记录报刊文章题目800篇左右，由此可以感受到他当时的心态，他并没有因社会上对他的批判而打乱他原有的生活工作计划与节奏。

　　另外，马思泽发现，农业、农村、农民，也就是现在所说的“三农”问题，是马寅初读报时重点关注的领域。这从他的报摘条目数量和标题上就可以看出。在全部80多个条目中，涉及“三农”问题的条目有近30个，约占三分之一，而且分类详细，既有宏观政策方面的内容，包括“工农业 劳动生产力”、“农业和手工业的矛盾”、“农民收入和生活水平”、“计口授粮 农业合作社”等；也有具体农林牧副产业方面的内容，包括“蔬菜”、“养猪 畜牧”、“蚕桑 丝绸（茶叶）”等，甚至还有“肥料”的条目。同时马寅初也注意到了生态问题，这方面有“山区建设”、“水土保持”、“森林 林区木材”等条目。在这些条目中，除了记录文章标题外，有的还简要摘录了文章的主要内容和观点。

　　马寅初在辞职回老家以后曾经说过：他从五十年代初就萌生要写一本关于农业经济方面专著的想法，并一直在搜集准备资料，但苦于没有时间，只能写些“小块头”（他称诸如“新人口论”等只集中论述和表达一个主题与观点的文章为“小块头”），现在好了，可以集中精力来做这件事情了。从上述的那些报刊文章摘要和分类条目名称，我们可以从一个侧面印证他所说的这些话，知道他写农书，并非是辞职回家后的一时兴起，且可以继续推断一下，这些条目名称是否会是他论著中某一个章节的标题。

　　马思泽还猜想，爷爷在“文革”初期，最终决定烧掉这些手稿的缘由：在“三农”问题的条目中，有“单干户与合作社”、“农村的两条道路”、“自由市场（自由王国）”等几条标题，这些内容当年都是敏感的话题。在那特殊的年代，论著出版发表的前景遥不可及，它的归宿，可能就只有一烧了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