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区和平原，历来是中华民族的生存之基。每当外敌入侵时期，山区从军事意义上是天然的屏障，从经济意义上则是最后的根据地。而当和平时期，平原就提供着优越的生产条件和市场环境，成为国民财富的集聚地和城乡发展的自然腹地。今天的中国，处在相对稳定的和平发展时期；山区经济也被纳入了发展的视野。而以往经济学上的思维定式是：山区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率远远不如平原。因此，在遇到山区经济发展条件限制时，更多的期盼是主张对山地实施政策性移民。然而，占中国国土面积三分之一的平原地带已经集聚了三分之二的全国人口。一些富裕省份如浙江、福建等地，平原以及城市对人口的吸附力已经接近环境承载限度。为了辩证地研究山区经济发展的现实条件和发展必然，上海社会科学院“山地发展课题组”日前进行了相关调研。

　　课题组选择浙江中部的县级市嵊州市作为调研腹地，该市地处浙江经济发展的中轴线上。在这一中轴线上的嵊州，北连省城杭州、东邻大港宁波，属长江三角洲经济圈的一个重要支点；中轴线以东为平原富裕地带，以西为浙江山区欠发达地带。三峡工程启动之后，嵊州还曾接纳过500户库区农业移民；本世纪以来，嵊州经济发展主要依托平原，但山区经济仍然是区域发展的重要主体。

　　课题组应嵊州市政府之邀，着重对其行政区划所属的三界镇、金庭镇以及贵门乡进行了深入调研；并认为当地山区经济发展所面临的共性瓶颈主要体现在：

　　其一，穿境而过的高速公路并非致富主体条件。如上三高速、甬金高速与嵊州“十”字相交，104国道、37省道贯穿全境，距浦东国际机场约3小时车程；距杭州萧山国际机场、宁波港、宁波机场、义乌以及金华市均在1个小时车程以内，属于浙江省一小时经济圈。 “融入经济”、“大桥经济”、“高速经济”和“码头经济”的辐射效应看似能给这些乡镇带来很好的经济效应，但实质上却不然。这些乡镇山区离开投资主体甚远，人均消费不足，资金很难引入并且流通。

　　其二，简单的外来订单型加工经济，很难实现自我转型。当地山区缺少自然资源和土地资源，不过民众思想解放、私营经济萌芽较早，一些乡镇企业经过多年的奋斗打拼也确实形成了相应规模，并且一定程度上带动了山区经济发展。但由于其粗放型的加工和签单，加上近年来经济危机的爆发，使其转型面临着难题。

　　其三，历史文化遗产的经营性开发能力欠缺。这些地区拥有丰富的人文历史资源，以“百年越剧诞生地、千年剡溪唐诗路、万年文化小黄山”闻名于世。一代书圣王羲之晚年归隐于金庭镇；山水诗鼻祖谢灵运，杜甫、李白、陆游、朱熹等历代数百位文人墨客和贤士名流曾多次入剡览胜，开创了“唐诗之路”；朱熹曾在鹿门书院讲学，并为当地题名“贵门”，植下了悠悠文脉。但是由于创意路径的缺乏，这些丰富的历史人文资源，却始终没办法在山区转化成现实的财富。

　　其四，基础教育体系虽然发达，但人才外流状况十分突出。当地历来重视文教，中小学皆由圣贤开办书院转为百年老校；如今师资力量雄厚，政府教育投入充足。但是，当地人却秉着以走出嵊州、离开故土为荣，纷纷外出上海、北京和杭州求学本科和硕士，目标就是日后能在这些大城市就业和安家。调研中发现：田间耕作者都是老人、缺乏农业科技人员的指导；当地工厂都是外来务工人员唱主角，也很难遇到管理型的本土青年才俊。正是由于对经营型人才的培养能力弱，因而很难支撑山区经济的新发展。

　　上海社会科学院课题组和调研地政府一起谋划了初步的顶层设计，主要思路是：首先，省级政府部门和地级市政府有必要经常性地主动推介山区经济发展项目，而单靠县级市或县政府的努力事实上很难进入龙头企业的“法眼”。其次，县级市或县政府有必要积极保护好自然和人文景观，在切实加强生态保护的前提下，引进“外智”做好各类产业发展规划；并且在重视基础教育的同时，加快培训符合山区区情和发展需求的职业技术人才和经营型人才。第三，乡镇政府有必要充分发挥山区优势，将山区森林、矿产、土特产和低丘缓坡等资源优势充分体现在生态农业、生态工业、新兴服务业、生态旅游业等特色产业发展的各个方面。 （作者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