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我在亭山脚下的一所新办完小任教，那时国家正处经济的非常时期。无意间，我收到一封笔迹完全陌生的信件。纸面上几个硬梆叠架的文字，只问我是不是“××”，然后简单介绍了他自己。“××”是我常用的笔名，他姓C，是写小说已有相当影响的农民作者。我顿时十分激动，就给回了信，那时我虽已发过几个评论，但一直孤军作战，能结上本地的文友，当然求之不得。

　　没过几天，C就徒步不远70里赶到我处，那时他在南山水库务工。

　　在我课后，他就邀我到10里邻村的一个单身中年家庭作客，宛若历经多年的知交。我们自作主张，刮出白花花的大米，咸菜淡饭地吃了个肚饱。

　　经此后的若干时日，由C牵头，竟然从东西南北中，于剡溪两岸结识了近十位文朋书友，几乎包容文学的各个门类的作者，溪水竟然波及舟山海滩和西子湖畔。

　　我与C的交往也与日俱增。他的性格当属热血型，有点傲气；我乃系中性型，以和缓处世。因此，我们时有性格冲突，但也能自我调整消解。尽管性情明显差异，但为同一文学爱好，我们常来常往，简直亲如兄弟，当然更源于我们创作与评论的配合，收到了1+1＞2的效果。

　　1965年间，我与C应《浙江日报》副刊版之友好邀请，去杭州胜利剧院看昆剧《西厢记》的演出。这是公开演出前的“献演”专场，不对外卖票，只请了专家、媒体和领导审议、观赏，百名应邀者从边门进入。我和C按时跨步进门，我大模大样地让进了，可C被管理人员卡住了，后经邀请单位作证，才倍加礼貌地让行。究其原因很清楚，我步履可能比C更文明，而且主要的是我穿了件当时比较高档的茄克，脚穿锃亮的皮鞋；C身体稍弓，而且仍是上身一件对襟土布衫和脚踩船形土布鞋的农装。这竟成了我们多年的笑料。然笑后顿生悲凉，为这“只认衣衫不认人”的世风。自此之后，C特别注重穿着，在我们这帮人里，穿西装可能他居第一。

　　往事如烟，时过境迁，但记忆犹新。后来C重攻历史剧创作，应聘先后为新昌越剧团、浙江昆剧团和上海越剧院编过历史大戏，不时引起戏剧界的轰动。他则被评为国家一级编剧。不会遗忘，在我们的生存层次有较大改善后，每当他的剧本演出，我总利用我的优势，组织记者招待会，借助媒体的力量扩大影响，寻求艺术的深步探讨。同时，他也曾经协力支持我的文学评论，让理论源于实践又高于创作实际。历史进入新的时期，C在不弃创作本业的同时，进入艰苦又有成效的商海作业。正如世事茫茫“情”难“了” ，C不忘邀我们一家三口去他驻地作游，在素称天涯的蓝天碧海的背景上，铭刻了我们的足迹和笑貌。

　　无奈，前些年他在本乡突发脑溢血，在我们与他家人的悉心奔波与医生的全力救治下，加上他自己抗病的意志，还是走上了新的生活。可是三年后，老病在他置于秀丽客地的新居复发，经当地有效治疗后，我即时受其妻委托，与之转到家乡康复医院长期疗养。嗟乎，这下我去探望他，他痴痴地圆着双眼，就是支支吾吾地唤不出我的名和姓，不知是他咽喉失语，还是大脑失忆。后来家人提醒，他才“知道知道哪会不知道”地又“骄傲”了几声，算是活跃了病房的生气。

　　时经医院三年的用心护理，但今年年前他还是走了，没有遗下什么嘱托，也没有带走什么。生命或许就是这样，来时兴趣盎然，倘如步入去境，也会余音缭绕。不过，最后他只留下了我们这半个世纪的以文为友的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