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乐镇三阳村阳山自然村80岁的老党员过增富收到了浙江大学医学部寄来的遗体捐献志愿卡，这意味着他正式成了遗体捐献志愿者。昨天，他告诉笔者，百年之后捐献遗体一直是他的意愿，“就作为最后一次交党费吧，也是为社会作最后一次贡献。”

　　老人实现了多年的愿望

　　1951年，过增富成了一名光荣的人民解放军，不久便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在朝鲜战场，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1954年开始，党员的称号已经陪伴他走过了近60年。1957年复员后，他曾在临安、上海等地工作，1994年从上海桃浦化工厂退休，后一直生活在老家。

　　老人告诉笔者，最早有捐献遗体的想法是在1986年。他回忆，当时报纸上说，我国的医学教学急需遗体捐献者，于是他马上就给当时的合肥医科大学寄了一封申请书，希望自己死后能够捐献遗体。但是第一次让他有些遗憾，该大学并未接受他的“申请”。

　　第一次申请被拒绝了，但是这个意愿并未消退。1996年，退休在家的过增富前后两次写信给我市人民医院，再次表达死后捐献遗体的愿望。但是答复依然令他失望：市人民医院不具备这样的条件。

　　今年2月，央视一则新闻再次坚定了他的想法：一名天津播音员要把遗体捐献给国家，播音员的妻子也用同样的行动支持丈夫。更为难得的是，在夫妻两人的带动下，有300多人表示愿意捐献器官和遗体。“看完新闻，触动很大，人活着，就要为社会多作贡献。”过增富说。

　　于是，过增富找到市红十字会，办理了捐赠遗体和眼角膜的手续。前些日子，他收到了浙江大学医学部寄来的遗体捐献志愿卡，这意味着他成了一名遗体捐献志愿者，实现了自己多年的心愿。

　　为社会作最后一次贡献

　　笔者面前的过增富，全然看不出已有80岁高龄——身板硬朗，吐字清楚，思维清晰。老人说，自从有了捐献遗体的想法后，他就特别注重生活规律。每天起来就跑跑步或者打打太极拳，随后还看书看报，看电视新闻，关注国内外的大事。老人说，虽然自己已80岁了，但身体无大碍，“到最后捐献的时候，要高质量地把身体交给国家。”

　　事实上，在农村，“入土为安”的想法依然盛行。对老人的决定，唯一的儿子一开始并不是马上就能接受，“按照农村的做法，老人过世后肯定是要热热闹闹地送出去，我就是怕万一自己家热闹不起来，要被人说不孝的。”但最终，在老人多次做思想工作后，儿子还是在捐献志愿书上签下了名字。不过小女儿的想法，倒让老人颇为欣慰，“她在电话里说，她也刚好在考虑同样的问题，自然就答应了。”

　　“我志愿无偿捐献遗体、器官，要求不留骨灰,骨灰可以放在校园绿化作肥料。躯壳、骨架、器官可以做标本，供医学教学用。这是我的心愿和要求,是我百年后最后为国家医学事业献爱心,也是我最后一次向党交党费。”在一封给浙江大学医学部的信中，过增富这样写道。

　　老人还说，捐献遗体不仅是想为医学事业作贡献，更想为国家的生态文明建设作表率，现在社会上丧事大操大办现象仍很严重，自己愿意用实际行动，起一点文明办丧事、绿色办丧事的示范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