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主流文化传统，以孝治国，百善孝为先。要做官、要出人头地，或者即便已做官、已发达，不孝顺父母是难以想象的。父母去世，往往要丁忧三年。苏轼进士及第，母亲过世，二话不说回家，下次再考；明明是皇帝特批不让回去丁忧，张居正还是遭朝野一致攻讦。孔子难得讥讽弟子，就因为宰我不想守三年丧礼。孔子说，人生出来三年才离开父母怀抱，守丧三年理所应当，宰我这家伙父母难道没抱过他三年吗？

　　时代终于进步了。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改变着旧有价值观念，如今据说“小时代”了。不过，娘生爹养的事实大概还是没有变。孝，却“沦落”到要用法律规定。法律，我觉得天性长于“禁止”，而拙于“提倡”。法律规定“不能做什么”，往往比“应该做什么”有力、有效得多。不能做，往往是社会共识，不能杀人、不能偷盗，说来义正词严；应该做，是无限可能、是进步敞口，法律无法、也不必一一列举。

　　法律天性又是固化的，因为它要刚性、明确、可理解、可执行，又因此容易陷入僵化：比如常回家看看，用“双规”(规定时段、规定看望次数)来要求儿女看望父母，必然把这种原本充满温情的自发行为变成可笑的程序——没有情感的看望，真的比不看望强么？

　　即便有了这样的法律，你法律来、我法律往；你刚性要价、我刚性还钱，“不肖子孙”自然会，也已经提出还要别的“法律”来让这条法律足以实施：放假、给钱，等等。

　　然而，看望(孝顺)父母真的是要法律来创造条件的么？《晋书》中有这么个故事，王裒母亲怕打雷，母亲过世，每逢打雷，王裒都要到墓边告诉母亲“裒在此”。母亲走了，尚且如此，更不用说，母亲在的时候。

　　小时候，我们害怕时，妈妈说：“妈妈在”；长大了，该我们来告诉妈妈，充满温情、庆幸和自豪：“妈妈，我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