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下路西村有个祠堂，祠堂里有个戏台，戏台的顶子像官帽一样，被里面两根、外面两根的台柱子支撑着，这里外的台柱子上都写有对联。写在外面的一联是：

　　此曲只应天上有；

　　斯人岂谓世间无。

　　这上联分明在告诉人们，在这戏台上演出的戏，真的好听、动听，只有天上玉宫里才会有，在人间实在是“难得一见、难得一听”；而下联，说的是在这里演的戏中人、戏中事难道不就发生在我们身边吗？这不是说戏如人生吗？所以，我的妈妈特别喜欢看戏，每当有什么班子来了，在我的印象里，开始被妈妈抱着、后来被妈妈牵着去看戏，我是在看戏中渐渐认识生活、走进生活、走向社会的。

　　写在里面的一联是：

　　或为君子小人，或为才子佳人，登场便见；

　　有时欢天喜地，有时惊天动地，转眼皆空。

　　这幅对联说得很直白，令人一目了然。妈妈教导我说，在戏中的角色，不能只看那张脸，不要以为脸上画蜻蜓的小花脸就一定是坏人，她说《仁义缘》的戏里就有个鼻子上画白涂黑的小花脸，他就是个热心人，敢与黑心人斗，敢帮落难人忙，真是个忠肝义胆的君子。妈妈还说，在《秦香莲》里的陈世美，生得多英俊、多潇洒啊，可他变了的心又有多黑，抛弃结发之妻尚且不论，居然还杀妻灭子！于是，我养成了在“登场”演出的“欢天喜地”或“惊天动地”中去理解、判断人物好坏的习惯，因为人的品行之好坏和素质之优劣，不是在人的表象上就看得清、看得准的，要在他(人物)做出的一件一件具体事情中表现出来的。给人们划“阶级”、贴标签、定好坏，是不合实情的。

　　真的，看的是戏，说的是人生；人生是戏。

　　这大概就是我跟着妈妈看越剧而养成爱越剧这个性格的开始吧！

　　解放了，是人民政府了，共产党领导我们穷人大翻身。在我们下路西村祠堂的戏台上，演戏的内容不同了，大多是为“阶级斗争”服务的、为巩固人民的政权服务的：“这是对的，”我妈妈说，“戏是人生嘛，让我们知道我们人民的江山是怎样打下来的。”于是，她也喜欢看那些歌唱红军、歌唱共产党和歌唱毛泽东的戏，但是，她老人家说，“那些戏，总觉得太脸谱化了。你看那《白毛女》中的恶霸地主黄世仁，一上台就知道是个坏人，而贫苦农民杨白劳的女儿喜儿，一看就明白是个善良的好姑娘。在我们的生活中，好人和坏人难道真的会在脸上显示得如此泾渭分明吗？”我妈妈说，这样的戏简单化了，就少了思考的兴趣、少了回味的魅力了。

　　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吧，我们那里历来有“十月初六”的“会期”(也叫庙会)。在“会期”间，有各种各样的摊贩，卖各种各样的货物。我妈妈在接连不断的摊贩里突然发现四张直条的《孟丽君》；一帧一帧的照片自上而下地排列，组合成完整的一出《孟丽君》。仔细、逐一看去，展开着《孟丽君》的故事情节，很亮丽，很养眼；而且，最宝贵的是，扮演孟丽君的竟然是我们嵊州人，叫王文娟。我妈妈更加喜出望外，不加思考，“不惜工本”(我妈妈是个一分钱要掰开二分用的人)把它——《孟丽君》买下请回了家，而且马上贴在最夺目的正堂墙壁上。于是，我的妈妈几乎每天都要看看《孟丽君》，看了后，总要在《孟丽君》前自言自语什么扮演孟丽君的王文娟真漂亮、真可人啊；什么在许多戏里唯《孟丽君》最具人情味、最有情谊缘、最合大圆满啊……有一次，我妈妈指着“孟丽君”，说：“你看这个‘孟丽君’的眼睛多水灵，好像会说话；你看这个‘孟丽君’无论是‘千金淑女’，还是‘国之丞相’，都风采照人、活灵活现，真叫我看不够。可惜，它摸摸——平平的，看看——花花的：没有唱的声音，没有动的表演！”我听在耳里，想在心中，于是千方百计想办法买来了关于《孟丽君》的唱片和放唱机，在家里放给妈妈听，这时，我妈妈已经是七十多岁的人了，啊，我妈妈听着听着，把吃饭什么的都忘了，她说，这个王文娟的唱腔就是好，一点也不做作，自自然然，清清亮亮，是那样的真切，又是那样的委婉，真有迷人的力量。我觉得我的妈妈是个剧评家，讲得真准；我也觉得我的妈妈是个越剧迷，说得真好。有一次，妈妈很动情地对我说：“王文娟的《孟丽君》告诉我们这样一个道理：好人冤屈是暂时的，好人受难是一时的，是好人总有出头的日子；你看‘孟丽君’最后不是功成名就、夫妻团圆了吗？”我听了很吃惊，一个斗大的字不识一箩的人，看问题竟然会这样的一针见血、高屋建瓴！

　　我的妈妈，原来是在看越剧、听越剧中提高了洞察人生能力的；可惜她老人家没有看到改革开放，没有享受八十大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