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泳民是谁？一个以种植水稻和茶叶为业的嵊州农民。但他显然不安分于务农。

　　48岁时，因为一个简单的念头，他怀揣着自己的“科学发现”走上了与大学教授的争辩之路，并且阴差阳错被推到了媒体的聚光灯下。

　　这个提出不寻常观点的农民，究竟是发现了“新大陆”，还是喧嚣之后“梦一场”？

　　小山村里蹦出“大理论”

　　见过楼泳民之后，很难将“恐龙灭绝新论”、“中国南方红土沙尘起源”等与眼前这个有些瘦削的中年人联系起来。但听他娓娓道来自己的发现，才知道他对这些有多么执着。

　　中国南方红色沙丘是古代遗留的沙漠，并不是岩石风化形成的！

　　恐龙灭绝是因为6500万年前，一颗巨大的小行星撞到了地球的南极或北极附近，把地球的自转角从90度转成了66.34度。从此地球有了春夏秋冬，但恐龙没有抗酷暑和严寒的基因，最后就灭绝了！

　　人类最早吸烟是因为想要驱赶蚊子，后来吸烟上了瘾，并非驱邪消灾！

　　世界上最早发现恐龙化石的地方在绍兴诸暨！

　　可以想见，这些高深的话题在村里没有办法找到共鸣。楼泳民把视角放到了外面的世界，他开始给别人写信，告诉这方面的专家，让别人听到自己的声音。

　　他最为坚持的一个理论是“中国南方红土沙尘起源”，并且花了十年时间，去证明自己是对的。1994年，他在一本叫《十万个为什么》的书中看到一篇《为什么我国南方多红土？》的文章里某些表述有些不对劲。他不觉得“岩石风化说”是对的，经过一番琢磨，他认为另有原因，提出“中国南方红色沙丘疑为古代遗留的沙漠”，并向相关机构寄出了自己的信件。据称，2000年，浙江大学的陈桥驿教授给楼泳民回信，“沙漠的可能性极小，但也不能排除”。

　　时间一晃又过去了几年，楼泳民意外发现当年《十万个为什么》中那篇文章的作者是南京大学夏树芳教授。为了解开多年的谜团，他决定动身去南京和夏树芳教授“面对面”讨教。

　　曲折叫板大教授

　　到了南京之后，楼泳民随即前往当时的南京大学地质系。然而事情并没有他想的那么顺利。在系里老师的帮助下，他与夏树芳教授通了电话，然而楼泳民在电话中要求当面讨教的愿望，遭到了这位74岁老先生的婉拒。

　　失望的楼泳民走在街上，看到附近的墙上贴了很多海报，灵机一动，找出一张大白纸，写上“挑战南大”，称：“我要挑战！推翻中国科普作协理事、《十万个为什么》编委、南京大学夏树芳先生的定论。”

　　楼泳民举着海报，站到了南京大学校门口。这么一个人的出现，引得出入的师生和经过的路人不禁多看几眼。一站就是几天，其间还曾因为接到群众举报扰乱校园秩序被“请”到了派出所。还好，最后民警认为其没有干扰到校园秩序而让其离开。

　　楼泳民的另类之举引起了南京媒体的关注，经过《南京晨报》记者的牵线，南京大学一位项姓老师前来和楼泳民进行交流。经过1个小时的交流，双方仍然各抒己见。之后，楼泳民踏上返乡的列车，此行没有实现当面见夏树芳的心愿，与项老师交流也没有在言论上说服对方，他感觉仍有心结，他对南京的媒体记者表示，“我对红土的观点永远坚持。”

　　8个月之后，楼泳民又踏上了另一次“叫板之旅”。这次的目标是广州的中山大学。这次显然要顺利得多，他在中山大学南门附近手持海报，声称要挑战黄进、彭华两位教授的“丹霞地貌说”，“我的发现如证实，它不仅是21世纪全世界最大的地理发现，而且全世界大部分的石油在沙漠地区发现，因此它可以为找石油提供理论依据”。

　　广州当地的媒体接到市民报料，很快介入并帮楼泳民联系上了中山大学的彭华教授。据《南方都市报》记者报道，彭华招待楼泳民午饭，并在席间展开了交流。事后，彭华对媒体称，楼泳民追求科学的精神令人敬佩，但其基础知识薄弱，研究带有很强的主观臆断倾向。

　　而楼泳民在自己的博客上回顾这段经历时，称当时的对话胜负已分，只是他(彭华)不肯认输。这趟广州行之后，楼泳民再没有继续叫板下去。但通过这种“特别”的方式，他的故事被更多人知晓，有人热捧，也有人质疑。

　　执着后的悲怆人生

　　为什么楼泳民会对这些科学问题感兴趣并如此执着？

　　1956年出生的楼泳民小学毕业时赶上了文革的风潮，“因为家庭成分不好，不能再继续读书了”。失学之后的楼泳民用各种方式找来书读，“最喜欢看书，没有书看就像发疯一样。”

　　童年失学的记忆给楼泳民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学业的中止，却没有让他放下书本。在他的床头，尤为醒目的是一套黑色封面的《十万个为什么》。他还从很多旧书摊上淘来了很多旧书。

　　楼泳民的房间里有一台有些年头的电脑。他不会打字，只能通过手写板，学习用电脑，通过网络告诉别人他的理论分析和发现。如果说楼泳民寻求自己的发现“被认可”是一条有些孤独的道路，那么走近楼泳民之后，感受到的却是一种生存的艰辛。

　　楼泳民的家有些简陋，现在只有他和30多岁的儿子一起生活。儿子两岁时，不幸从楼上摔下，落下了长期的病根。妻子之后又因性情不合，离他而去。楼泳民生活清贫，每年的收入也只有四五千元。站在有些空旷的屋檐下，楼泳民突然冒出一句，“我的人生很悲惨的。”此时，这个56岁男人的身上，完全看不到当年四处“叫板”的锋芒。

　　即便是当年的“叫板”，其实也不无辛酸和命运的隐隐造化。去南京时，楼泳民把种植的三亩玉米换来的1500元分三处藏在身上，以备路上开销。即使这样，路上还是被小偷割破口袋偷走了500元。为了去广州，他从朋友那里借了500元。而当时楼泳民每年的收入也才2000元左右。

　　楼泳民告诉记者，决定在南大门口举海报“叫板”之前，根本没想到之后会得到媒体如此的关注。当地媒体帮他联络，让他感觉到了特别的“魔力”。去了广州之后，楼泳民甚至没有直接联系学者，而改用“叫板”的方式“逼迫”专家出山。果然，广州当地的媒体也出面替他“牵线搭桥”。

　　谈起自己多年对问题的钻研，楼泳民说，“最大的愿望，就是能获得外界的认可”。站在书架前，楼泳民若有所思，回过头来对记者说，“如果不能被认可，我所有的研究就都失去了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