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马寅初在一起的岁月

　　简洁大方的客厅内，触目所及，显眼处挂着的是一幅书法。上书两个大字“正气”。

　　“正气，这是马寅初先生对我的教诲，这么多年，我一直以此作为为人处世的座右铭。”马先一感慨地说。

　　上世纪50年代，从小县城一举考进中国科技大学的马先一，带着家人的殷殷期盼来到北京。初到京城，人生地不熟，除了在学校学习之余，他最期盼的，莫过于节假日或有空时，到北京东城区东总布胡同拜访一位姓马的嵊州名人——马寅初。

　　由于马先一的姑姑在马寅初家里工作，加上都是嵊州人，马寅初非常喜欢这位同姓的小老乡。“每次到马老家里，他总是拉住我的手问长问短，除了问一些我学习和生活上的事情，问得最多的还是家乡的情况。”马先一回忆说。而每次马老问起，马先一总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一老一小相谈甚欢。

　　从1958年到北京上学开始，到以后参加工作的二十多年里，马先一曾多次到马寅初的家里拜访，亲耳聆听马老的教诲，跟他的家人至今还保持着联系。“马老的高尚品格和浩然正气，对我影响很大。尤其是马老亲自对我讲的‘做人要正气，要讲真话’这句话，我永远铭记在心头。”

　　“参加工作之后，马老的教诲时时影响着我，让我在工作中不断求真务实，从不向假大空妥协。”马先一这样说，更这样做。“文革”期间，马先一在干部局从事人才教育工作，由于干部局掌握着中科院所有人才的资料，当时造反派来跟他要一些人的资料时，他总是想方设法拖延、藏匿，“造反派要不到资料，就拿人没办法”。他说。而在参加一些被批斗的同事的材料分析会的时候，他也总是实事求是，从不违背自己的良心乱说话。而事先获悉造反派要到哪个老同志家里抄家的时候，他马上先去通知。骑车路过看见有被打成“反革命”的老同志在路上扫地，他一定会跳下车，跑过去和他们聊天，安慰他们“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劝他们保重身体。后来“四人帮”粉碎后，许多老同志都特地来感谢马先一，他们忘不了那个特殊时期，“别人看见我们都避得远远的，只有你这样关心我们、保护我们，你是一个好人。”

　　做好人，有时也意味着要付出很大的代价，但马先一全然不在乎。当年，一个老同志在抄写大字报的时候，因为抄错了几个字，成为严重的“政治事件”，因为这位老同志出身不好，是地主阶级，害怕由此而受到更多的迫害，就找到马先一，说他出身较好，希望他能帮忙承担此事。马先一一口承担下来，还为此受到造反派的审查。当时，了解内情的人都偷偷替他捏了把冷汗：“别的事可以承担，这种‘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你也敢承担？你真不要命了。”马先一淡然一笑，“如果我不承担的话，说不定那位老同志真的会因此而丢了性命。能帮人一把，就帮人一把。”

　　“文革”时胡耀邦被批斗，马先一写了份简报，说这样把一个拖着病体的老同志拉出来批斗，不是应有的做法。为此，他受到严厉的审查。但马先一认为：“我堂堂正正，做人硬气，没有什么辫子可让别人抓，但要说的话一定要说。”胡耀邦逝世后，马先一去参加追悼大会，胡耀邦的儿子对马先一说：“我父亲说过，马先一这样的人是敢于说真话的。”

　　做人正气，还要没有私心。上世纪90年代初期，马先一所在的部门掌管着学校教学用房和教职工住房的购买权，当时有个房产商跑到他家，提出只要买他的房子用作教职工住房，就给马先一每平方米100元的好处费。这样一算，足有几十万元，在当时来说是一笔巨大的财富。但马先一想都不想就拒绝了，“这个钱我不能拿，你要是真有这心的话，就把房价每平方米下降100元，优惠卖给我们学校。”事后，这个开发商逢人就说：“马先一真是个傻瓜，送他钱都不要。还一心为集体着想，傻得没路了。”这话后来传到中科院的领导耳中，大家才知道马先一拒绝巨款回扣的“傻事”。

　　因为做人正气、敢讲真话，尽管退休已有十来年了，但在庆祝建党90周年时，中国科学院还把优秀退休党员干部的荣誉评给了马先一。马先一不解，“我经常会批评单位一些事情，为何要把这个称号给我？”单位领导和其他党员回答他说，“就是因为你敢讲真话，这就是热爱党、热爱国家的体现，所以一致决定要把这荣誉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