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慰安妇”真相

　　虽然苏智良在上海近代史、毒品史、黑社会史等领域都成就显著，但最受人关注的还属对于侵华日军“慰安妇”的研究，苏智良是当今中国进行“慰安妇”研究中的“大拿”，在百度搜索打入他的名字和“慰安妇”跳出的搜索结果多达46万条。

　　苏智良的办公室里搁着一摞摞研究“慰安妇”的著作。他已经研究中国“慰安妇”问题20多年，足迹遍布全国。他先后走访了一百多位中国“慰安妇”幸存者，家里存放着四十多盘受害者满含血泪的口述磁带。

　　如今再来回首往事，苏智良说，20多年的研究其实源于一次偶然。

　　1992年3月的一个周末，一次闲谈，一名日本学者向他求证：“据说世界上第一家‘慰安所’就设在上海？”这一问揪住了一直研究上海黑社会史和中国毒品史的苏智良的心。“应该把这个历史难题搞清楚啊！”“慰安妇”制度实行于何时，它是否真是在上海开始的？有多少中国妇女被强逼为“慰安妇”？

　　于是他开始收集资料，着手进行这方面的实地调查。从确认日军经营的最大的杨家宅慰安所，到找到世界上第一个慰安所遗址“大一沙龙”……最初，苏智良以为日军在上海仅设立过数个慰安所，并以为这项调查会很快结束。岂料最后的结果大大出乎他的预料，经调查上海的日军慰安所至少有166个。

　　除了上海之外，二十多年里，苏智良受过严寒酷暑，经历风霜雨雪，住过黎村苗寨，入过深山丛林，就是为了寻找“慰安妇”的真相。山西盂县、云南高黎贡山、黑河边境……一个个幸存者被找到。

　　苏智良对于“慰安妇”的研究一直困难重重。战争已经过去那么多年了，许多证据都已经找不到了。而且一直以来，苏智良都是凭借己力和一些学生、社会人员的帮助，属于民间调查，研究经费、人力和精力都存在很多缺陷，调查很难全面铺开。由于涉及性暴力，有些受害者难于启口，苏智良说，有一次找到一名受害者，见面她就说“胡说八道，没有这回事”，但当他们离开的时候，她才小声地说，“有些事情过去了就让它过去，让它烂在我的心里。”

　　更让苏智良没有想到的是，一些地方政府的思想观念扭曲，导致证人、证据的消失，以前有“慰安妇”受害者找当地政府求助，然而当地政府的工作人员却说：“你们做了这样的事情还好意思说，回去吧。”2000年，他带着6名幸存者到日本参加民间法庭作证，也有地方政府在办理护照的时候设置障碍。

　　即使困难重重，但苏智良在二十多年的研究过程中从没想过放弃这个课题。他说，之所以坚持调查“慰安妇”问题，是为了拒绝遗忘。对“慰安妇”问题持之不懈的研究，除了揭露日军当年的暴行，让历史记忆保持唤醒状态之外，更是提醒我们要居安思危，警钟长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