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投身船业

　　1916年，契莘先生回国后，任大沽造船所工程师，马尾福州船政局制造所主任，北平航空署机械厅厅长。1921年曾任辽宁省葫芦岛专员，主持该岛开发工作。1927年至1932年任东北联合航务局总经理兼东北造船所所长，竭力整顿，除清积弊，营业盈余之多，为历来所未有。继应张学良聘请，任哈尔滨造船所所长。接事之初，设备简陋，经营惨淡。其执掌不数年，而为官厅及申商造船四十余艘，盈余五十余万元。以建筑厅属购置机器，制造本所营业自用之船只，沛然有余。

　　在大沽、北平等地工作期间，契莘先生为培育人才，不遗余力。曾执教于天津工业专门学校、北平农业专门学校及中国大学等院校。“九·一八”事变后，不受日本人利诱势迫，毅然南归，任上海招商局造船厂厂长。在执掌船务领域十多年间，创造了可喜的业绩。

　　三、航空救国

　　1937年4月，契莘先生任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机械处处长。同年8月14日，杭州笕桥中央飞机制造厂遭日寇轰炸，被迫内迁，又值该厂的首任监理官王助需赴苏联洽谈对中国空军的军援等事宜而离职，次年他临危受命，转任该厂监理官。从此，跨入了“航空救国”的历程。

　　为安全起见，中央飞机制造厂厂址选在云南垒允。云南瑞丽、龙陵、腾冲等地老百姓参与了垒允的拓荒建厂工作。从美国进口的设备器材，大多由香港经仰光运到垒允安装使用。该厂工人组成施工队，负责开拓厂基，修筑道路，安装设备，铺设水电线路以及配备公共卫生设施等。在他的领导与全厂员工的共同努力下，仅花了半年多时间，就在这荒野的边陲小山下，成功修建了生产、生活和医疗设施样样齐全的具有当时先进技术水平的中央飞机制造厂，厂内还建有一条飞机跑道。期间，他组织领导了把从美国购买的50架霍克机的零件，全部装配成整机，经测试、试飞全部合格后，拨交轰炸机大队接收并投入空军使用。他还安排组织人力把存放储藏在缅境八莫的从美国运来的30架CW21飞机零件的货箱运回到垒允。

　　当年，嵊县沃基邢墨卿、袁志强夫妇^[3]、甘霖吴佑献及毫石张庭煦等随邢同去滇西垒允中央飞机制造厂供职。由于条件艰苦，1939年邢墨卿不幸染疾，病故垒允，为抗日事业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后垒允遭日机轰炸，吴佑献的妻子被炸死，儿子失散后下落不明，同时死伤者众，飞机厂损失巨大。

　　据统计，1939年7月至1940年10月，在他指挥下，制造了霍克Ⅲ双翼战斗机3架、霍克—75战斗机30架、莱因教练机30架，组装CW-21战斗机5架、P—40战斗机29架、DC—3运输机3架，改装勃兰卡教练机8架、海岸巡逻机4架等，共制造、组装、改装了各式飞机达113架。凡战斗机经测试和试飞全部合格后，均拨交空军使用，投入抗日保家卫国之用。其后为了对日作战的需要，在离厂不远的地方他又组织领导修建了南山大型机场，作为盟军对日作战的基地，盟军据此击落了入侵的日机八十多架。其后，该机场与中央飞机制造厂均运行状况良好。1941年5月他因患眼疾而辞职。

　　至于中央飞机制造厂的先后三任监理官，即中方的最高领导王助(1893——1965)、邢契莘、钱昌祚(1901—1988)三人，恰恰同为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航空工程硕士，都是我国著名的航空制造业的专家和先驱。他们长期从事飞机的研究与制造工作，曾为中国初期的飞机设计、制造以及人才培养作出了极大的贡献，他们是民国时期中国飞机制造业的三杰。从1934年8月中央飞机制造厂(杭州笕桥)开始运营，到1942年5月因日军进犯滇西垒允而解散。该厂在三位监理的组织和领导下，并得到美方的技术支持和帮助，8年内共修理、组装和生产了飞机近600架，几乎全部投入了抗日战争之中。同时面对日寇的疯狂报复，狂轰滥炸，他们带领员工转移机器设备，不屈不挠，不怕牺牲，勇敢战斗。期间，死伤近三百人。而领导该厂的三位监理励志“航空救国”而殚精竭虑，对抗日的杰出贡献，实属功不可没。他们虽已去世几十年了，但仍值得人们纪念。

　　这里还有一鲜为人知的感人故事值得叙述一下。1941年，契莘先生在滇西中央飞机制造厂任职时，他那35岁的长子传禾(曾在美国普渡大学攻读土木工程)不幸去世，先生一家受到了沉重打击。尽管如此，他强忍悲痛，自己仍致力于“航空救国”与国家港务建设。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他明知上前线危险，在痛失一爱子后的1944年他还鼓励、支持正在西南联大求学的幼子传芦投笔从戎，参加了“青年军”，远征印、缅。热血青年传芦先当汽车驾驶兵，后任美国空军飞虎队翻译，在境内外效力于对日作战，抗击侵略者，保家卫国。在国难当头之时，先生父子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实为国人所称颂。

　　1937年4日，邢契莘任航空委员会机械处处长，举家住重庆。说来也巧，抗战爆发后，马寅初先生任重庆大学商学院院长，全家迁居重庆。两个老乡，早年就相识，有交往。次年，契莘先生转任滇西中央飞机制造厂监理官，常住滇西，两老见面甚少。1941年5月邢因患眼疾，返重庆休养。1942年恰逢马老受当局释放恢复自由，复任重庆大学教授，入住重庆歌乐山，与邢同住一院子，故两老见面机会增多。邢对马的遭遇十分同情，对马的铮铮铁骨非常佩服；他们互相尊重，互为勉励，当为国效劳，为民造福。邢也逐步接受了马的基本政治观点，思想上逐步倾向进步，与进步的民主人士也增多了来往。当时，两家来往非常频繁。马老的三个子女、一个侄儿与邢的四个子女，年龄都差不多，放学后在一起玩耍，有的还是同学，一起交流学习情况，十分融洽。马老的侄儿马本师与邢的大女儿文燕，日久生情，互相爱慕，在双方家长的支持下，订了婚。后来由于马本师奉命去解放区鞍钢，因时局原因，别后无缘再会面而未成婚，留下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