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40年代初的过年往事

　　除了祭祀祖先的一桌祭品，年夜饭最好的食物就是一碗猪头肉冻了……

　　“有钱没钱，回家过年。”全家人团团围坐一起吃年夜饭，老少同席，其乐融融，充满了浓浓的亲情和节日氛围。　年年过年，今又过年。不同年代的人们对过年的感受是千差万别的。

　　1933年，我出生在长乐镇上一个清贫的农民家庭里。童年时的我，还不到腊月就开始天天盼过年了，因为过年有好吃的，过年有好玩的。

　　儿时过年，我家除了祭祀祖先的一桌祭品，年夜饭最好的食物就是一碗猪头肉冻了。年前，父亲上街买回来半个猪头和一些颗头油腐，母亲以尽可能多的清水(以能冻结为标准)，放点盐和酱油，加上几根大蒜，在八尺镬里烧煮一阵后，盛在一个大钵头里，过一夜就成了猪头肉冻。吃饭时，父母夹给我一小片肉或一颗油腐加些冻，我就扒拉几下吃了饭。之后，还用舌头舔舔嘴唇品尝后味呢。

　　旧社会里，哪个孩子不嘴馋？可是我过年的零食只有自产的三样炒货：罗汉豆、番薯胖、花生。花生是上等品，我实在舍不得吃；平时打开盒子看看，用鼻子闻闻香味后，强咽一下口水，又把它放回原处——不吃完前两种是不会动口的。每次取炒货时，都要先点一点粒数，然后放进口袋里，嘴馋时才摸出一粒来过瘾。

　　爱玩原是孩子的天性。我过年的玩具，一件是母亲做的纸糊风车，另一件是父亲削的“贱骨头”(木陀螺)。晴天晒场上，雨天祠堂里，没奈何只好天天玩这两件劳什子。

　　我童年的过年记忆，几乎年年如此。

　　历史的车轮进入新世纪。每逢春节，儿女们都舍得花钱，在筹备年货时，想方设法采购一些反季节的蔬菜和野菜，还挽亲托友到舟山、宁波采购一些活梭子蟹、冻黄鱼等海鲜，供年夜饭时，大家同尝时鲜，共享口福。为图方便，有几年的年夜饭，是以千元以上的价格直接去嵊州宾馆、城市酒店等大酒店里用膳的。

　　祖传的炒货老三件已经“停产”多年；为保护牙齿和防患高血糖、高血脂，往日视为高档零食的奶油糖、咖啡糖也渐渐失宠，被孩子们搁置在橱柜的角落里，成了老年食品；有的糕饼，即使安放在客厅桌子上，也无人问津……

　　如今，孙辈们人手一只手机，孙女的“苹果”是花5000多元买的。每年春节前后，他们一有空就玩手机，成了百看不厌的低头族；去年除夕之夜，大家在液晶电视机前观看春晚，当时钟敲响12点，三姐妹扫了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就脚跳、口喊、手甩“抢红包”，幸运的小弟还真的抢到了200多元。

　　饮水思源，从年夜饭和炒货老三件中，从打“贱骨头”到玩手机的变迁里，我坚信，我们老百姓的生活，一定会一代更比一代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