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多年前的一个夏天，我刚参加工作不久，竟意外得到了一个出差至广西凭祥市友谊关的机会，遣返两名非法入境的越南妇女出境。

　　即将被遣返的越南妇女一位叫阮氏芳，另一位似乎叫阮氏莲。阮氏芳26岁，其时已身怀六甲，行动迟缓，在嵊州生活不到一年，她居然会说一点简单的嵊州方言，在得到民警要送她们“回家”的消息时，她一下子开心起来，眼睛亮闪闪的。不像阮氏莲那般神情漠然，似乎不关心此行的去向。

　　带队的黄警官当时30多岁，另一位40岁左右的张大姐，是来自两名越南妇女“婆家”所在地的镇干部，加上我，组成三人遣返小组。

　　我们先坐汽车到达省城，住宿在省公安厅招待所，预备第二天去省厅办理相关手续后，再坐杭州至南宁的火车。

　　看得出，阮氏芳一直在找机会和我们聊天，只要有人看她几眼，她就问什么时候到家。她能正确地说出“婆家”所在的镇村名。我们都十分谨慎，因为临行前领导再三交待，此次遣返，难点是阮氏芳，她对“丈夫”及家人都有一定感情，万一让她在不恰当的时候觉察出此行的真正目的地，很有可能发生逃跑、自残甚至自杀事件，所以一定要内紧外松，高度重视。

　　第二天傍晚，出发去杭州城站。当我们踏上站台，看见长长的列车，阮氏芳的神情突然激动起来，人也有点颤抖。她拉住黄警官的警服，不停地摇头。告诉我们要坐汽车，不要坐火车。我们告诉她，坐火车也可以回家。她将信将疑地看着我们，趁她犹疑，我们把她半推半拉弄上了车。阮氏莲已先一步上了车，她冷漠地看着阮氏芳，神情很是不屑。

　　夜色渐阑，车厢里灯光昏暗，晚饭时分的喧闹渐渐平息下去，甚至有旅客发出了沉重的呼噜声。有一个去广西贩荔枝的上海人，被呼噜声吵得烦起来，在铺位上怨憎：“赤佬，夜头像困了猪圈里。”我无声地笑了，觉得这话用上海方言讲出来特别有韵味。出发前，经常外出的爸爸对我说，去南宁的火车要经过浙赣线，这是中国最早的铁路之一。火车到向塘，还要把车头从前面换到后面，开上一段回头路。我就很好奇这个叫向塘的地方，听着像一个村庄的名字，居然连火车都可以掉头，掉头了不是又往回开了吗，这不是南辕北辙的现代版吗？为什么要这样设计呢？带着这样的疑问，我提醒自己千万不要在到达向塘站前睡着了。

　　在突然的安静中我醒来了，火车悄无声息，全然没了行驶时那种所向披靡的磅礴气势。我探头望向站台，昏黄的灯光下，陆续有刚下火车的旅人，他们的身影一会长，一会短，肩扛手提大包小包，行色匆匆，怀着不同的心情，奔向不同的目的地。我看了下表，根据上车时“研究”过多次的火车时刻表推断出，这个地方应该就是向塘。那么此刻，火车到底有没有在换车头呢？车厢里静谧无声，打呼噜的人此刻也安静了。车窗外只能看到一条条纵横交错的铁轨，伸向未知的远方，远方也有城市和田野……正当思绪飘散信马由缰之时，我听到下铺传来细微的声响，是那种压抑着的抽泣。我从窗外收回目光，低头看下铺。只见下铺的阮氏芳半躺着，手里拿着一张一寸黑白小照，手指在上面轻轻摩挲，照片上是一个男人。过一会儿，她把照片正面朝下，轻轻覆在隆起的肚子上，闭上眼睛，任泪水无声地流淌，不，应该说是涕泗交加，她也不擦，任它们肆意漫流，打湿了衣襟。她是在思念那渐行渐远甚至终其一生都无法再见面的“丈夫”，她腹中孩儿的父亲了。见此情景，我想到了戏文里王母娘娘、二郎神等角色，仿佛自己就是他们的帮凶。心中惆怅难言，却又无力改变什么，唯一能做的就是轻轻地躺下。

　　到达南宁，换乘前往凭祥市的火车，经行崇左、宁明等站，到达凭祥市区。从南宁开始，阮氏芳和阮氏莲都已经知道此行的目的地。南疆的地貌风土人情与越南相类，阮氏莲不时地指点着车窗外的风景，和阮氏芳说话，神情里有掩饰不住的轻松，如鱼儿重回大海。阮氏芳却很少回话，只是偶尔看一眼阮氏莲，算作回应。我想起昨晚的一幕，好像刚从日场电影里散出来，有一种分不清戏里戏外的恍惚。

　　凭祥市边防支队派出警官，专门协助我们的遣返工作。从友谊关旁金鸡山西侧的弄尧边贸点遣返阮氏芳和阮氏莲出境。 到达弄尧，我们继续向山上走了一段路。边防警官告诉我们，要跟着他的脚步走，千万不可随意走动，要不然会踩上越战时埋下的地雷。直到一段废弃铁路出现，我们才停下，因为再向前一步就是越南了。一样的草木，一样的土地，没看到明确的界线。无法想像，十来年前，这里曾发生过无数次惨烈的厮杀。历史的烟尘扬起，遮住了时空和光影，却没有填平那一条鸿沟。阮氏莲直接地踏上了自己国家的土地。而阮氏芳却问了几句话，才在我们无言的目送下，一步三回头地离去。等她们走远，边防警官告诉我们，刚才阮氏芳问的是，她什么时候可以回来，回不来的话，孩子生下来，有什么办法可以送回中国。我闻此言，向塘那个晚上的情景又浮现出来。鼻子一酸，差点落泪。她的命运，似乎也像经停向塘的那个深夜，被一股神秘力量操纵着，冥冥之中就掉了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