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在国民党反动势力统治相对薄弱的农村首先夺取政权，壮大党的力量，农民暴动在全省如火如荼地展开……

      1928年 6月22日，游康区茶农不满不法官商与当地地主勾结，压低茶价并非法加征茶捐，举行暴动。图为手拿锄头、短棒等工具举行暴动的游康区茶农。

　　中共中央“八七”会议后，浙江省委把工作重点转移到农村，积极组织各地农民暴动，以图在国民党反动势力统治相对薄弱的农村首先夺取政权，壮大党的力量。

　　1927年8月22日，嵊县、新昌、上虞、绍兴、萧山、余姚、宁波、诸暨等县市党代表在绍兴召开浙东九县联席会议，准备秋收暴动。随后，宁波党组织制定了浙东大暴动计划，决定11月28日为甬绍线秋收起义日，以象山港和上虞为中心，举行暴动。

　　很可惜，11月12日，浙东暴动指挥机关主要负责人王家谟被捕，暴动计划被搜出。

　　大暴动虽然遭到敌人的破坏而未能举行，但包括嵊县在内的各地党组织为这次暴动而做的许多发动工作，在农民中已经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各地农民暴动此起彼伏……

　　1928年春，下王收茶站春茶收购价由往年的40元(银元)左右一担压到二十几元一担，还贴出以县长名义发布的每担茶叶征收2元茶捐的布告，引起了茶农们的强烈不满。毛鸟村进步茶农朱曰生经调查，发现这张布告是伪造的，是下王村地主、任游康区(今下王镇一带)自治委员的童亚镇借办学之名搞的鬼。

　　朱曰生马上回村与村中好友商议如何对付茶捐。经商议，大家分头奔赴各村，进行宣传发动，动员茶农联合起来到下王与童亚镇评理。朱曰生以毛鸟、裘村岭等村为中心点，以朱康林、王少朋等人为骨干，走遍游康区四都和十八都的各山村，广泛揭露童亚镇的非法剥削行为，动员大家起来斗争。

　　6月22日端午节那天，四都和十八都的千数茶农，手拿锄头、柴刀、铁锹、铁叉、棍棒、土枪，敲着两面大锣，吹着两支平号，高举红、白两面上书“茶捐不公、众心不服”8个大字的大旗，由一面数丈高的高照大旗开路，气势浩荡地分别向下王进发。

　　童亚镇一心以为自己的势力强，没有把茶农放在眼里，但看到数千茶农浩浩荡荡而来，也惊慌起来，携带家小，避出村外。根据预先规定的纪律，茶农们进村后没有动下王群众的一草一木，也没有抢童亚镇的财物，只把他家两进屋宇的部分椽、桁条拆下，堆在一起烧毁，也捣毁了一些家具。

　　6月26日，朱曰生带领芦田、高山等村茶农来到县城，以“请罪”的名义与县长评理。面对众多怒目而视的“请罪”茶农，县长黄真民只得口气缓和地对茶农们说：“有事好商量。不办(罪)。”众茶农逼问着：“今天不办，以后呢？”县长回答：“以后也不办。你们回去好好生产。”茶农们提出取消茶捐、房子“白烧”、不得抓老百姓等条件，县长一一答应。几天后，县政府在下王贴出了取消茶捐的布告，还把非法收去的千余元茶捐退还给茶农。茶农们奔走相告，欢庆斗争胜利。

　　这次反茶捐斗争，是嵊州现代史上的一次著名农民运动，其事迹被载入浙江省农运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