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世纪60年代初，正是全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坚定不移战胜自然灾害、大力恢复经济的重要时期。国民党反动派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认为时机已经成熟，纷纷派出敌特分子扰乱我东南沿海地区，狂称要反攻。

　　党中央和毛主席针对这一形势，及时作出重大部署，指派浙闽前线的部队给予有力打击，以保卫国家安宁、人民幸福。

　　我们团作为浙江省军区主力团，在团长王敬礼、政委张之吉的带领下，于1962年冬季的一个下午，组织了300多辆大卡车，从宁波鄞江桥出发，经奉化、新昌、嵊县、东阳、永康、缙云、丽水，到温州、平阳前线。我记得到嵊县县城时，太阳已要下山，在阳光的照射下，清清的溪水缓缓地流淌，整齐的房屋依次排列，站在公路边的人们，以无比敬重的目光慢慢地注视着我们的车辆远去。

　　这样的情、这样的谊，使我们这些嵊籍的战友们都感到无比的荣耀和光荣，也激励我们下定决心打胜这场保卫胜利果实的保卫战。

　　第二天下午4时，我们连的队伍都纷纷渡过了平静的敖江，进入了紧张而又严峻的战斗状态。我针对同志们的身体状况，认真地调整了他们的装备情况，使他们在行军中能负载相当，利于前进。当我们进入金乡要向山区炎亭进发时，突然下起了一阵大雨。我们行进在弯弯曲曲的山道上，行路就变得十分艰难。这场大雨似乎在考验着我们每个战士的决心和勇气。诚然，我们没有被它所吓倒，而是勇敢地战胜了它。我们刚刚到达了目的地，初步作好了安营工作，接踵而来的是要在用完晚餐后，迅速投入拖拉大炮的战斗。四门85加农炮是我们的主要作战装备，它是从海上运输过来的。每门炮有3000公斤重，长长的炮身和炮架，平射时却是百发百中的。我们及时用了晚餐，在当地民兵的协助下，用尽全力把它们拖上岸来。可真是说时容易做起来极难。当我们把它绑上粗大的绳子，用几十个人拖上来时，却不见其一点松动，粗大的绳子却断裂了！由于海滩上的泥沙太松，经不住大炮的碾压，不同程度地沉下去了。后来我们用草包木板填空，一步一个脚印地用力，才把它们慢慢拉了上来。此时只见手表上的时针已经过了10点多，连长催促大家回去洗澡后早点休息，待明天有更重的任务到来。

　　第二天的战斗任务就是在工程技术人员的测量后，及时把大炮拉上海拔300多米的山上。这就必须顺着山势筑成一条让炮能够通行的道路来。经过两天的艰苦奋斗，在数百位民兵的协助下，我们终于把它搬上了山。

　　指挥所和炮阵地的修筑，是我们每个指战员的一项重大任务。为了争取时间，我们几乎要连日连夜坚持战斗，来不得有一丝一毫的懈怠。多数同志衣服湿了又干、干了又湿，衣服上出现了一片盐花，人人手上都有大大小小的血泡，有的同志常常夜里发烧。为了战时少流血，我们得把最苦最累的活都扛起来。连长比我们年纪大，参加过渡江战役，经验又比较多。他一面指导工作，一面和我们一起干。有几位大三学生，来自宁波、绍兴，身体本来就比较弱，也不甘落后，干得皮破血流，还是坚持把战壕挖好、炮阵地修筑完成。

　　一次， 为了支援友军炮阵地的测量，我虽然身体有点不适，但为了不使战友们受累受苦，凭着自己掌控的知识和技能，爬上一座300多米的高山，将炮阵地的方位测量完成。在回来的路上，身体有点不适，往后一看，见到团政治处的杨主任和通信员疾步走来，我就在他们不注意时，急忙走进路边的树丛里，等他们走远了才慢慢回到连里。此时，经卫生员俞雪生测量，我的体温有38.5度，只得躺在床上休息。

　　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下，从战略上战术上都取得了成功。在台湾的国民党反动派就不敢来进攻了。我们团也相应地从前线撤了回来。

　　1963年2月10日，我接到了宁波军分区出席党代会的通知，就预先乘上客车回到宁波。另外的连队也根据实际情况或乘车或步行，回到了原来的驻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