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配合未来社区建设，位于保婴路27号的嵊州人民广播电台已于6月21日搬迁。67年的广播，为一代又一代的嵊州人打开了一抹抹璀璨的星光，留下了一段段难忘的记忆。而许多业余作者，也正是从这里开始，走上自己的创作之路，有的甚至成了专业作家......

　　人生开笔从广播起步

　　办了67年位于保婴路27号的嵊州人民广播电台搬迁了，这一下子激起了我的许多美好回忆。

　　那时，嵊州市还叫嵊县，我正在黄泽中学读高中。自己平时很喜欢阅读，作文写得也比较好，常常被语文老师当作范文在班级里讲解。但由于当时课外读物很少，家里每天准时响起的有线广播“嵊县人民广播站”，成了我主要的课外“听物”。在节假日和寒暑假里，有时往往为听广播而入迷，听着听着，我的写作功底也一点一滴地积累起来。

　　1986年的暑假，我在参加家里的农业“双抢”劳动中，发现农村普遍存在着“咬耳朵”——背后乱说别人短处的恶习。有的拿人家的长相容貌取笑，有的捕风捉影恶语伤人，有的信口开河胡编乱造，在村民中常常会制造矛盾，有的还为此大打出手造成无辜伤害。有感于此，我试着写了篇小评论《说人不揭短》，发给了嵊县人民广播站，呼吁大家“静坐常思己过，闲谈勿议人短”。

　　稿子投出后，我也不当回事，慢慢地就忘记了。回到黄泽中学读书后，就投入到紧张的学习之中了。

　　大约是9月下旬的一天，同学徐策给我拿来了一封信，一看是嵊县人民广播站寄来的，很是疑惑，会是什么呢？急急地打开，我惊呆了，原来是两张发票，一张发票联，一张取款联。这是我第一次收到，发票联上印着红字“嵊县人民广播站稿费”，在姓名、地址栏里分别手写着：“吕永江、黄泽中学高二(4)”，来稿题目、稿酬栏上写着：“说人不揭短、捌角整”，在发票右角上写着“86.9.5”字样。原来我的投稿被广播站采用了，想不到还有稿费，这是人生第一回，同学们也纷纷夸奖我，让我久久地沉浸在投稿成功的喜悦之中。

　　捌角钱，在今天看来，真是微不足道的小钱，但在1986年于我而言，既值钱又非常有意义。这第一笔稿费怎么样使用才有意义呢？我想到了广播里常常在讲，要多参加储蓄支持国家建设。凭着这个朴素的想法，在1986年国庆节那一天，我专门找到黄泽信用社，将这笔捌角稿费，再加上二角零用钱合成一元，存了进去。于是我这个高二学生，也有了自己的第一笔存款，并将存单一直保存至今。巧的是，信用社把我吕永江的名字错写成了“吕勇江”，是不是也在鼓励我，要一直勇敢地写下去呢？

　　这捌角稿费，更是嵊县人民广播站送给我的人生开笔礼。这是第一次来自新闻媒体对我写作的肯定，极大地激发了我的阅读和写作热情。仿佛是我的写作种子，此刻被嵊县广播站催芽了。我又陆续向他们投稿，竟然接二连三地又发表了。

　　这一次次的成功，进一步增强了我的写作信心。我便试着向外投稿，在后来短短三个月里，我的作品相继在浙江广播电台、《浙江科技报》《浙江日报》等报纸电台上发表，犹如我的写作伸枝发展了。

　　从那以后，我更加坚定地爱好着写作，人生因此而不断出彩。靠一篇好作文顺利地考上了大学，又通过笔试面试竞争上岗，从乡镇党委书记考到了绍兴市级机关工作。

　　后来，我不仅多年被评为嵊州人民广播电台优秀通讯员，而且在《中国水利报》《中华合作时报》《中国财经报》等报刊上发表了10多万字作品。2021年9月，又光荣地加入了中国水利作家协会，圆了我的作家梦。

　　人的一生，会遇到许多机遇和贵人。我想，1986年9月5日的嵊县人民广播站，就是我的机遇，我的贵人。我虽然从小喜欢阅读和写作，如果没有那广播站第一笔稿费的鼓励，必定不会有我今天的写作，非常感谢嵊州人民广播电台，让我的人生开笔从广播起步。

　　回忆在广播站生活的那些日子

　　悠悠天宇旷，浓浓家乡情。看到嵊州新闻《一代人的记忆！嵊州人民广播电台即将搬迁，征集：我和广播电台的故事》，当时就思绪万千，我想起了那蓝石块路面，想起了县城最热闹的北直街两侧的黑瓦矮平房、县城广播站以及越剧团和民居房，还有那闹中取静的保婴路……

　　一

　　我的父亲是海军战士，退役后担任县广播站技术员；母亲是县广播站播音员。当时，广播站大楼共二层，我家是二楼朝北的一间。

　　在酷暑的三伏天傍晚，妈妈帮我洗澡，用痱子粉涂得雪白后，让我在过道的竹编躺椅上休息，不许我下地。这时，我会四处张望。我知道在那个过道的拐弯处，赤脚换鞋进去的地方是妈妈工作的地方。因为家就在隔壁，我也有事没事经常到播音室，很想看个究竟。

　　腊月的一天大清早，我发现妈妈像以往一样天没亮就上班了，听她说每天清早要先把机器设备预热好才能正常工作。我偷偷下床，走出房间，看着漆黑一片的过道，不禁害怕起来，飞快跑到播音室门口。但是，大门紧闭，窗外很黑，万籁俱寂，我紧张地敲门，大声呼喊着妈妈。见无人回应，我就用双手拼命捶着，哭闹声惊动了整幢大楼。那天，整个县城的人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今天清早喇叭没响多久，就听见一个小孩敲门的哭闹声。毕竟年幼，我没有明白自己所做的事给别人带来的影响。

　　我最喜欢农村亲戚来家里。为了腾出床给客人，自己会随父母睡隔壁的播音室。播音室是用深色油漆地板装修，墙壁是用白色有圆孔的方形大块贴成的，特别宽敞，里面东西摆放整齐，窗户都加装着蓝色的纱窗，干净亮堂。当我每次想用手去触碰些东西，都会被妈妈严厉制止。平时很少有机会到播音室，所以最开心的事是到那里睡觉。两张乒乓球桌大小的桌子一拼，上面垫上垫被，盖上被子，就可以睡了。在我心中，这是很美妙的事。

　　二

　　广播站大院主要由三幢大楼组成，沿保婴路有正大门的是办公用的主楼，后面并排一幢二层楼和最后面的一排矮平房，由此形成了一个长条形的大院子和最后面的一个小院子。除了办公房间之外，大院子里主要居住着当时广播站的工作人员约近几十户，有南下老干部、县政府领导等各单位人员和家属。

　　门口有个传达室，我平时很喜欢到那儿玩。这里人多，大院子里的叔叔伯伯们经常会坐在大门口的小凳子上喝茶聊天，跟进出院子的人打个招呼。

　　那时，管传达室的毛师傅除了看门，还要负责烧开水。广播站的人只要向他提供粮票大小的印有广播站内部专用的茶水票，就可以用公家的空热水瓶换走装满开水的热水瓶。所以，传达室内，进出的人很多。

　　其中最热闹的事，要数外线工的工程队回来的那一刻。

　　他们一到门口就会开心地讲笑话，一边从车上抛下一卷卷五颜六色的电线圈、电缆线等物品，而且还有红色的电话机。我一看到电话机，就很好奇。每次工程队回来时，都会跑过去，用手不停地摇电话机的柄。我一直很想拥有一个这样的玩具。

　　传达室对面的墙壁下，有个带长方形水泥槽的自来水。在上个世纪70年代中后期，有这样的自来水条件的单位不多。那时，大家都会在那儿好好洗一番，然后开始聊天，讲笑话。

　　广播站是人们去保婴路的必经之地，所以有时会有小商小贩到传达室逗留，顺便看看对面的自来水和水泥槽，趁机也想洗一下，但他们都会被传达室的毛师傅大声制止。

　　我为此很是得意，毕竟自己经常被父亲横抱，被母亲按着头在自来水那儿洗头。虽然有时自己也不知道为啥对这样的洗头方式懊恼，但看着被制止的外人，我会暗自偷乐：我可以随便用。

　　三

　　住在广播站院子里的人，有乐事同分享，有难事齐担当。

　　一天，爸爸急匆匆地回家。他说，有人出事了，而且拿了东西就往外跑。根据描述，我隐约感觉到是一个叔叔在外出作业时不幸触电去世了。

　　那几天，整个院子的人都在谈论这件事，我也看到那个叔叔的妻子无比伤心憔悴的样子，心里想：原来干这个工作需要冒这么大的风险啊！

　　爸爸给了那位叔叔的妻子一些钱，院子里的其他人也都送了不少钱。

　　那段时间，大家闷闷不乐，都感到难过。传达室那边好一阵子没有欢声笑语，院子里谈得最多的也是以后外出工作时要小心，广电系统和电最有关联，还是要坚持安全第一。

　　一年深冬的一个夜晚，爸爸晚饭后就开着东风大卡不见了。当时，我不知道爸爸去了哪里，天蒙蒙亮时看见爸爸疲惫地回来了。从妈妈口中得知，原来芳芳奶奶去省城杭州看病时不幸去世，为了把她运回老家，爸爸当天晚上开着东风大卡车在数小时后到达杭州，然后连夜再把车开回县城，忙了个通宵。那时做这类事冒风险，芳芳爸爸为此对我爸一直感激不尽。

　　上小学二年级时，我的爸爸妈妈跟不少同事一样，都选择调到其他单位工作，所以我们一家也告别了广播站这个大家庭。但是，大院里那些日子难以忘记，永远铭刻在我的心中。

　　我的爸爸妈妈和他们当年的广播站同事，都把自己一生最美好的青春奉献给县城的广播事业。作为他们的女儿，我回忆那个年代的这些往事，一直感到恍如昨日，如在眼前。

　　我当然记得读小学时的清晨，每天都在听着家里正方形的有一条开关绳线的喇叭广播放出的音乐声中慢慢醒来，记得最先播放的是每周都学唱的一首歌：“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后来，有了酒红色针织花布面的台式收音机，也成立了县电视台……

　　历史的车轮碾过悠悠的岁月长河，保婴路27号凝聚着几十年几代人的青春和热血。这一片让我们这一代人魂牵梦萦的土地，进入新时代后继续迸发出更充沛的活力，正在续写新的辉煌事业。那是新一代的嵊州人将竭力完成的使命。

　　四十多年前，在县广播站的往事将沉淀在流年岁月之中，成为我一生最珍贵的记忆。

　　这里就是我的家

　　我是一名退休教师，有一个坚持了45年的兴趣爱好，那就是做通讯员写报道。前几天，我收到了市融媒体中心邀请我参加广播电台搬迁直播节目的通知后，盛情难却，只好滥竽充数答应了下来。已有67年历史的嵊州广播电台因城市改造搬迁，对于一名广播电台的老通讯员来说，也有点依依不舍的感觉。

　　说起来，我最早写的一篇广播稿是关于学校办蘑菇场的报道。那是1977年，我在灵鹅村小学(那时叫工农队校)任教的第三年，学校规定每一个老师除了上文化课外还要兼管一项工作，我被安排负责校办蘑菇厂。当时，每个老师和学生都要轮流参加捡牛粪、挖烂泥、种蘑菇、卖蘑菇等活儿，在培养师生爱劳动好习惯的同时，还增加了学校不少经济收入。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写了一篇题目为《小小蘑菇厂办出“大产业”》的稿子，贴上邮票把稿子寄去县广播站。过了五六天的样子，我在广播里竟听到了“陈君贤报道，工农队校小小蘑菇厂办出‘大产业’……”。此时此刻，我高兴得像孩子似的跳了起来，连忙叫同事们一起收听。从那时起，我就成为广播站的一名通讯员，与广播结下了不解之缘。

　　前几天，我把一叠曾经投稿过的纸质底稿翻了出来，初略一数竟有500多页，仔细一看都是1993年至1998年的。我连忙捧着这些发了黄的稿纸去打印店装订了两本厚厚的资料。1993年之前的底稿已经无法找到，而1998年以后因我逐步学会了电脑打字，所以就把文档保存在电脑里了。

　　回想起以前的投稿方式，主要有打电话、邮寄、传真和邮箱。不像现在发QQ、发微信就可以了。一封平信的邮资是8分钱，如怕丢失寄挂号信的话要两角。为了节省我们通讯员的费用，记得广播站推出了不少“便民”措施。我们在信封上只要注明“稿件，邮资总付”几个字，稿件就会免费寄到；1995年11月起，广播站在城区南岗亭设立了一只“稿件箱”。那个年代南岗亭那边的南大街是城区比较繁华的地方，我们通讯员每次到城里都会去那里，所以投稿很方便。

　　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也会把稿件送到保婴路27号广播电台的传达室。而且，我也经常会进去直接把稿件交给编辑，还会稍坐片刻。每当编辑或记者端上一杯开水并促膝谈心时，我的心里就感觉热乎乎的，好像这里就是我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