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人民,浙江各地都是辛亥革命的坚强后盾,嵊县(今嵊州)志士对光复会的支持、贡献尤大,从辛亥革命开始,到二次革命讨袁,英勇顽强,坚持斗争到最后。
嵊县人民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在近现代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辛亥革命中,嵊县志士如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做出了杰出贡献。嵊县的革命者不畏艰险,不怕牺牲,赴汤蹈火,前仆后继,是一支为振兴中华而英勇奋斗的劲旅。
辛亥革命首义成功在湖北武昌,而作为革命运动的酝酿与发动,却非一时一地之功。当时的江浙与两广、云贵川、两湖,同为革命运动活跃地区,对辛亥革命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著名的革命团体光复会就是以浙江人民特别是绍兴地区的志士为骨干组建而成的。当时,嵊县是绍属八县中参加革命人数最多、影响最大的县份之一。后来,同盟会也在浙江发展了一定的力量。在这两个革命团体中,有好多是嵊县的志士。可以毫不夸大地说:光复会之能组成坚强的光复军,相当大的程度上,得力于嵊县人民的支持。辛亥革命在江浙历史舞台上演出的多幕活剧中,有数不清的场景,是由嵊县人扮演主角或者是不可缺少的角色。
光复会三位卓越的领袖徐锡麟、秋瑾、陶成章的革命活动,都以嵊县同志为亲密助手。1905年徐锡麟深入诸暨、嵊县、义乌、东阳,在嵊县等地结识了一批志士后,对反清大业的信心倍增,“游历数县,得俊民数十,知中国可为也”。徐锡麟、陶成章等在绍兴创立大通学堂,以后成为革命干部学校,第一批学员就是竺绍康从嵊县招募来的会党成员。学堂的总理一度是嵊县人姚定生。胡士俊也是那里的得力干部。而王金发是该校出色的军体教员。秋瑾接办大通学堂以后,组编光复军,徐、秋分任统领与协领,而竺绍康、王金发均被委任为分统。1907年徐、秋皖浙起义失败,清廷调派重兵南下,镇压革命党人,形势急转直下,革命处于低潮,大多数革命党人远走异乡,而嵊县革命党人尹氏姐妹锐志与维峻,排除万难在上海隐蔽坚持。两年后,陶成章回国,在上海重建“锐进学社”,即以尹氏姐妹为依托,设立了光复会的秘密机关,在攻打江南制造局、光复上海战斗中成为指挥部。不仅光复会依靠、重用嵊县志士,同盟会也是如此,孙中山、陈英士、黄兴等十分器重王金发等嵊县同志。陈英士在光复上海前后的几件机密大事,几乎都由王金发执行。惩办叛徒刘师培、护卫孙中山去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狙击袁世凯爪牙上海镇守使郑汝成、侦破宋(教仁)案等等,王金发等都干得手脚利索,令人叫绝。
辛亥革命准备时期,嵊县壮士裘文高率领会党起义,张伯岐率众抗击清军,牵制与消弱了清军,有力地打击了封建地方势力。至今在民间还流传好些生动的传奇故事。笔者曾去张伯岐家乡凭吊遗迹,那座重创清军的英雄桥梁五洞桥至今屹立。
在辛亥革命光复浙江省城杭州之役中,光复会、同盟会统一指挥,协同作战,依靠两支主力:一是起义新军,二是会党组成的敢死队。而带领新军入城的前线指挥官之一就是八十一标三营管带嵊县人俞炜。协助新军攻打抚署衙门与军装局的两支敢死队的队长中,就有张伯岐、王金发以及尹维峻等嵊县志士。在浙江辛亥革命的前奏拒款护路运动中,也有着“决死党”组织,领导人就是嵊县光复会员竺绍康。
王金发率部开府绍兴、节镇越东、改革弊政,更是影响很大的壮举。在南北议和时,坚持不交军队、不撤军政分府,不肯屈服于袁世凯压力的,也是这位分府都督王金发与他的智囊嵊县谋士谢飞麟。谢曾亲赴南京,晋谒留守府黄兴,面陈利害,反对取消军政分府,而终不被采纳。后来的历史证明,谢飞麟是有远见的。
在二次革命中,嵊县的革命志士更是旗帜鲜明,高举反袁大旗。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在上海被袁党暗杀,民党内部多数领袖优柔寡断,迟迟不敢讨袁,而最早主张武装讨袁的是谢飞麟。早在7月李烈钧在江西湖口发出讨袁通电(后来史界作为二次革命的开端)以前三个月,谢即在上海金发寓所起草好讨袁檄文,请王金发面交孙中山、黄兴等民党魁首,同时一面在报上发表。谢飞麟反袁立场坚定,针对当时调和舆论,他力排众议,据理力驳:“吾民党一误于汉阳稍挫而遽议和,再误于希统一之美名而即释兵权。今宋公生命已被断送,且证据确凿如此,犹惑于调和之说,虚与委蛇,岂断送宋公一人为不足,必欲三误以断送我民党中无数之生命,并断送我中华民国乎!”然忠言逆耳,调和之说占据上风,谢愤然离沪,到宁波、绍兴组织力量进行抗袁,后被告密而失利。
二次革命暴发后,王金发在上海任浙江驻沪讨袁军司令,开展讨袁活动。谢飞麟与嵊县旧部马逢伯、陈楚青、吕衡、盛钟彦、胡士俊、王炯武、张剑耀、张志南、王鉴庭、钱竹安、王潜庵等许多同志积极投入反袁斗争。二次革命失败后,各地义军先后偃旗息鼓,王金发、谢飞麟仍坚持反袁活动。谢飞麟在绍兴、嵊县一带建立据点,童济时、赵镜年、张淡烟、冯逸等许多嵊县志士都参与谋划。在他们的影响下,浙东数县多有响应。这是一支全国少有的坚持到底的讨袁军,其处境之艰难自不待言,而革命意志之坚定,更属可嘉。这个史实尚未引起以往修史者的注意,其实值得大书特书。在辛亥革命中,嵊县人民为什么能作出这么多的贡献,出那么多的人才。究其原因,大致有如下因素:一方面,嵊县的文化发展源远流长,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嵊县的风气已日益开通,在民间、在知识界中有一股进步思潮在潜流。1904年大同学社的建立、爱华女校的创办,即是维新进步思潮在嵊县发展的标志与结出的硕果。爱华女校由谢飞麟、陈禄卿、卢梅卿创办,最早办在卢峰公祠,现在城内保婴路九号。活动在这些团体与学校周围的知识青年,他们传播新书报,探讨新思想,砥砺德行,教育后生,不仅以宣传新学、新思想为常务,而且以救亡图存、改造封建中国为已任。正是新文化的进步潮流,哺育着辛亥革命一代新人。
再一方面,嵊县与绍兴、宁波毗邻,可朝发夕至。宁波的海外交往,绍兴的学术昌明,对嵊县人有很大的吸引力。那时,宁波、绍兴的知识界有什么动静,嵊县的知识青年即起响应。20世纪绍属东渡留学生中,就不乏嵊县子弟。王金发、童德淼、胡士俊、袁翼、姚永元、李瑞萱、徐官梅、周志由等一批留日学生,如远涉重洋的信使,他们带回故乡的是世代的新声、文明的强音。民主、自由、平等的新思想,有力地冲击着古老的山乡旧习俗、旧思想。那时,与外地外县的交往,如徐锡麟、秋瑾来嵊县访问、联络,“鼓吹革命,征集同志”,更直接地吸引了许多青年走上革命大道。
又一方面,嵊县商品经济较为发展,县内外市场交易,有利于打破封建闭塞状态与小生产的狭隘眼界。人们要求发展经济、扩大交流、改变山区面貌的积极愿望与富国强兵的爱国主义思想凝结成了强有力的精神纽带。辛亥时期嵊县人民的活动,正是当时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大战的必然产物。
编者按:作者胡国枢,男,1928年生,上虞人。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曾任历史研究所所长,省历史学会副会长、辛亥革命史研究会副会长。著有《蔡元培评传》《浙江历史大事记》《光复会与浙江辛亥革命》等书二十余本。本文《光复会的坚强后盾——嵊县》选自胡国枢先生《光复会与浙江辛亥革命》一书中的第六节。我们选录这一节刊载的目的是,正像胡先生所说的“浙江各地都是辛亥革命的坚强后盾,嵊县(今嵊州)志士对光复会的支持、贡献尤大。”值此辛亥革命100周年来临之际,希望本市的文史爱好者能挖掘出有关支持、参与辛亥革命仁人志士的更多材料,来纪念这次伟大的民主主义革命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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