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办于宋淳熙元年(1174)的鹿门书院，至今旧貌犹存。它座落于嵊州市贵门乡北临南山水库的山麓地界。历宋、元、明、清，至今已有800多年的历史，其间虽经多次修建，都未见改变原建筑规制的记载，因此可以认定，这是一处保持原貌的建筑。鹿门书院背后有一个人口众多的吕氏族群和乡里维护着。

　　鹿门书院创办人吕规叔，当年从婺州(金华)迁来嵊县办学，想不到后来成了嵊州吕氏始祖，这处建筑也成了吕氏最古老最有文化传承信息的建筑。吕氏后裔在贵门休养生息，在鹿门书院学习，鹿门书院的存续成了吕氏族人兴旺发达的标志。所以，每次由吕氏族人发起修建，虽然经费不宽裕，也不敢将修建敷衍应付。好在老祖宗的原本建筑也是平民四合院的实用设计，没有美仑美奂的殿堂和亭台楼阁，只要挺柱、横梁、砌墙、盖瓦等做严实了，就可保平安无事。还有这处建筑的地理位置，也决定它以原貌修建较为可行，这石砌拱券洞上的台基就限制了建筑面积，整个建筑又造在通达金衢的交通要道上，路人都知道这处建筑的模样，修建时改变样子，路人都能觉察出来，若是缩小了，降格了，路人和外姓人会怎么看待吕氏后裔呢？

　　书院建在山上，是南宋时的一般做法。那时的鹿门山，就在现在的贵门乡境内，是一处清逸秀丽之地，山花争春，绿荫护夏，红叶迎秋，松雪映冬，一年四季都有欣赏不尽的好风景。可惜古树参天下，山涧溪水边，只偶见几处茅屋人家，还没形成村庄，还没有一定人口规模聚居叫得出村名的村庄。所以，当时建在山上的鹿门书院，是嵊州西部一带最吸引人注目的建筑，其名声就是由路人一传十，十传百，传扬开来的。及至后来，随着人口的繁衍，学子求学的增多，人们对书院才有更多的了解和认同。

　　书院的文化信息和创办人吕规叔

　　鹿门书院的存续，不单是一处古迹和建筑的保存，不单是一处山野建筑的显摆，它还是当时文化活动的一种空间存在，凝聚着文人学者的韵致和气息，书院的活动具有传承和渗透作用，它是一方文化的载体。来自书院的学习氛围，来自书院师生的学养熏陶，氤氲着弥散着一种书香。书香为众香之首，这是什么也不能代替的充盈心灵之香。学子的朗朗读书声，老师抑扬顿挫的讲课声，学子背着书包跑来跑去的身影，在那过去时代的环境里，都在营造着一种文明的气息。就连那整队列阵的操练声，舞刀弄棒的喊声(鹿门书院是文武兼修)都会对人有一种纪律和规矩的暗示。书院这种教书育人的环境和氛围，尤其是让人可以零距离接触的活生生的老师和学生，让人可见可闻的原生态文明气息，人们听着它，感受着它的同时，心灵里也是无意识地接受着某种滋养和陶冶。

　　鹿门书院开我嵊州一代学风，兴我嵊州一方文化，其渊源当然要追溯到创办人吕规叔身上。吕规叔出身仕宦显族，最初担任的是学官——婺州教授，这教授不是现在的教授，它不是高级职称，而是地区级的管教育的官职。能当这个学官的大多是文人学者，自宋至明、清都是这样。他当这个学官十多年，当得卓有政绩。还结识了不同派别的文人学者，他都拜之为师，但他的这个拜师并非做“门下走狗”，而是“不名一师，转益多师，为我所用”，这并非不虚心，只为充盈内心，吸收营养。后来经地方长官荐举，当了朝中监察御史，这是监察官，以维护朝纲、严明法纪，肃贪反腐为职责。他因秉性刚直，忠诚守职，查处了一些案件，也为一些官员还了清白。想不到竟因此以“忤旨逆权(势)”降职为承务郎，就是说，再不让其当监察官去刚直行事了。后来又迁任河南府推官，当上了地方司法官。这样的降职调任，仍然没有改变他的秉性，他还是尽职尽责，做他应做能做之事。后来又得到升任朝中为官的机会，但他已无意仕途，绝意官念，在他五十岁那年，奏请致仕回家。还好，朝廷赠了个“奉议大夫”，算是对提前二十年退休的褒奖(宋时官员退休年龄为70岁)。获准致仕后他回想了自己不算长也不算短的仕途经历，他想来想去，觉得还是婺州教授这个学官当的有意思，有滋味，因为当学官，直接接触和交往的多是文人学者，没有官场腐气，时时有一股向上的精神追求感染着自己。他又回顾起吕氏家族的为官历史，算得上是官宦世家，当宰相的，副相的，数得上几个，一般朝廷命官就更多了，但也无非是“学成文武艺，卖与帝王家”，为家天下操劳罢了。而吕氏族人，却居无定处，，一路为官，一路迁徙，从河南到山东，从山东到安徽，从安徽又到浙江，自己的祖籍在哪里呢？祖籍就是祖上的官居地(如吕规叔，原籍安徽寿春，官居婺州，祖籍山东莱州，而莱州、寿春都是祖上的官居地)。而老百姓就不一样，一旦选定一处地方，就会祖祖辈辈扎下根来，追求的是安居乐业。所以，文人学者的报国之志，应当有利于百姓的安定，其思想学术应当鼓动平民的休养生息，而不是一味空谈阔论济世于民，自己却只为攀登官梯。他在反思仕途经历后，思想境界有了质的提升，那就是求志不求名，以自己的学养修为，切实为民做事，这就是他办鹿门书院的初衷。贵门吕氏宗谱说，吕规叔致仕有隐逸之意，他的隐逸并非遁入山林，而是融入民间罢了。

　　吕规叔的选择设计

　　应当说，以吕规叔自身的条件，办书院的资格是具备的。南宋时办的书院，大多属于私人事业，国家没有投资。当时吕规叔家庭虽不很富裕，但还殷实，家中人口不多，独子也长大当官了，换句话说，家中有双份工资收入。加之，夫人过氏以“正心俭朴”持家，食俸禄尚有节余。于是在全家人支持下，吕规叔创办书院就成竹在胸了。贵门吕氏宗谱惜字如金，说办书院之事为“卜筑贵门”，仅“卜筑”二字，就把选择地址，看风水等关节包含其中了。曾有人猜度，吕规叔来贵门，是看中山水清妙，又因离过氏娘家较近，算是为吕规叔找出了两个理由，其实不然。吕规叔并非游山玩水之辈，更非为方便妻子探亲。“卜筑”中的风水地利，不全是神秘唯心，其实也有客观环境的分析。当时的婺州已有丽泽书院，东阳的郭宅村已有石洞书院，如果他到这两个现成的书院里，也能谋得施展才华的职位，何况丽泽书院还是他侄子吕祖谦在打理。到这两处书院还不必拿出家里的钱来，又何乐而不为呢？但吕规叔了解当时浙东教学资源的分布，知道东阳郡之东的嵊县还没有办书院，于是就决定到没有办过书院的嵊县开辟草莱，办一处书院以平衡教学资源。

　　把书院建成什么样子呢？这完全是吕规叔的构思和设计。

　　吕规叔从小在四合院的家居里生活，就决定把书院也建成四合院式的，但鹿门山麓没有建造四合院的现成地基，那就在选址上打造地基。幸好吕规叔从东阳带来的能工巧匠天生就有就地取材的计策，开山凿石，既取得石材，又降低陡坡，方便了交通，还筑就了台基，天井放在底部，排水更不成问题。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类似于隧洞的两个石砌拱券洞，承载着这座四合院南北两边的重量，所产生的奇妙效果。对书院的建筑格局，特别是没有洞，也要造出洞来，曾有人猜想这都是南宋书院的惯例。如朱熹修复的唐代书院叫白鹿洞书院，是有山洞的，东阳郭宅的书院干脆叫石洞书院，所以吕规叔也不能免俗，就造出两个拱券洞出来。还有一种猜想也与朱熹有关，朱熹在武夷山研究学问和修身养性时，就住在山洞里，那里的山洞叫崩积洞，是因为山体、石块的地质运动对垒形成的洞穴。朱熹成为这些洞穴的常客，是朱熹的事，吕规叔建书院时没有去过福建，更没有与朱熹接触，也没有必要刻意模仿朱熹。鹿门书院的构思设计独特，完全是吕规叔根据地址实际地形和建造四合院的要求决定的。鹿门书院建造在这样的地形位置上，就造成了它不与村民争地基的优势，这也是这座建筑能保存至今的原因之一。

　　朱熹与吕规叔的相会

　　吕规叔与朱熹真正接触，面对面促膝交谈，是在鹿门书院建成七年之后，而且还是朱熹主动找上门来的。人们对朱熹这个大理学家为什么要屈尊拜访吕规叔，而且是置公务于不顾(当时他负责浙东赈灾)，又带了随从邱子服，从嵊县的东乡(三界)跑到西乡，不惜费时费力，水陆兼程，翻山越岭找吕规叔见面，总是不理解，其实，只要回到当时南宋理学形成发展的境况中，就会释然而解。当时的朱熹还未成大名，他与吕祖谦、张南轩称为“东南三贤”，是并列的，并未排出谁是老大。朱的学说还在形成中，就是还在自圆其说的完善中。理学也不是只有朱氏一派，他之前有二程一派，与他同时有陆氏一派。吕规叔与侄子吕祖谦为代表的吕学，又称吕氏家学，也是理学一派，因它躬行实践，有《吕氏乡约》和《家教》部分，列为吕氏家族必遵，故称吕氏家学。吕学经过北宋奠基充实，到南宋时已相对定型，已成为理学名宗，又由于吕学的开放大度吸引了众多士子趋同向学。要说理学中的这个派那个派，吕学才是人多“势”众的一派。而朱氏的理学，真正的闻名于世是在朱熹死后。

　　吕规叔与侄子吕祖谦同为吕学代表人物，而侄辈的祖谦名气大过叔辈，但毕竟有辈份之分(否则，金人与南宋议和，为何以叔侄相称作条件呢？)。有人撰文，分析朱熹主动拜访吕规叔，是希望通过吕规叔影响侄子吕祖谦，去调和朱熹与陆九渊的矛盾。其实，不用吕规叔做侄子的工作，吕祖谦已积极地投入了与朱、陆的相会，他认为学术之争是思想之争，不应影响个人感情而意气用事。早在淳熙二年(1175)6月，祖谦就亲赴江西鹅湖寺，促成了朱、陆和谈，“气氛趋于缓和融洽”。到了淳熙七年(1180)，朱熹还希望这样做，岂非马后炮，迟了五年。何况，朱熹一直认为自己有学术上的强势，有一个学派出来争辩也不无好处，顶多只是提供了一个对立面，以便让自己更完美地丰富自己。所以，朱熹拜访吕规叔，并非要侄子祖谦去调和朱、陆矛盾。他的愿望更大，是想劝说吕规叔，与朱氏合流成一派，因为此时的吕规叔是吕学代表人物中辈份最大的人，通过他再去劝说吕祖谦就较为容易。吕规叔当然不会这样做，吕学的性质就是不名一师，转益多师，凡有营养的就吸收，根本用不着以人多势众去压人，只要和平共处，求同存异则可。为此，朱、吕在现在贵门乡的白宅墅谈经论道相处了几天，还以朱熹的手迹石刻留下古迹。在交谈中，朱熹当然还会提起，吕规叔祖上对他学术建树中给予的道义上的帮助，规叔的伯父吕本中为副相时，曾推荐朱熹的老师、岳父刘勉之到朝中为官，这也是对理学的肯定；规叔与侄祖谦在学术争论中，更是为他说了公道话，为他避免了尴尬，更鼓励了他的学术思想的探索。

　　南宋王朝是个武绩不振、文治可观的时代(宋史中这样评价)，朱熹就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发展了学术思想，创立了客观唯心主义思想体系。他在继承程颢、程颐思想的基础上，吸收佛教和道教的理论，独立发挥，建立起自己的理学，后人并称为“程朱理学”。长久以来，世代儒家读书人都认为天地有正气，万物有始源，但它是什么呢？没有人能够用一个理论框架解释清楚。朱熹也认为在超现实，超社会之上存在一种标准，它是人们一切行动的标准，他称之为“理”。“理”是客观存在的事物起源，是一切真，善，美的起源。人们只要格物穷理，就能发现和遵循天理。但是人们心中和世间的种种欲望总要破坏这种真、善、美，因此，朱熹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的口号，号召人们遵从理学，以达到万物和谐。这就是朱熹哲学思想的核心。巧合的是，与朱熹同时期，还形成发展了陆九渊的“心学”，陆九渊认为主观的“人心”才是万物的起源，人们要发现并遵照“本心”，迈向真、善、美达到自我完善。“理学”和“心学”在万物本源上就有根本不同，在个人修为上的主张更是截然相反。淳熙二年(1175)的江西鹅湖之会，就是由吕祖谦促成的朱、陆相会，这是唯心主义内部的派别之争，争得再凶，抑或归于平和，仍然不能在唯心主义框架下趋向唯物的升华。朱熹尽管一再强调个人修为，但他个人派系思想比较严重，不自觉地陷入了“党国伐异”的思维之中。朱熹与吕规叔谈起鹅湖之会的情况，真难为了祖谦的善意，和他拖着病体东奔西走的努力。吕规叔不同意朱熹的“党国伐异”思维，马上就想到这次来白宅墅劝说吕学与朱说合流一派，会不会是另一种方式的“党同伐异”呢？吕规叔不觉警惕起来！所以，吕规叔在与朱熹交谈中，不断暗示启发他，最好的学术思想也要由时间和实践验证，而吕学是躬行实践的，相信实践验证一切。至于800多年前朱、吕在白宅墅相会，在村前的斜坦岩石上坐而论道，几乎把石都坐热了，也算是棋逢对手，话亦投机，以朱熹当时争锋士林的态度，若是规叔为平庸之辈，朱熹是不屑于此的。只因吕规叔出身于累世官宦业儒世家，吕氏家学的功底深厚，纵使朱熹雄辩滔滔，也脱不开唯心主义的巢臼，以规叔吕氏家学之坦荡包容，善于吸收，注重实践，倒是更容易趋归唯物主义，这并非是规叔的聪明和前卫，而是家传吕学赋予他学习方法和学习态度与朱熹不同所致。

　　吕规叔的家传吕学源于中源文化中的中州文化，论学派为荥阳学派，荥阳在河南。吕学早期称道学，所以贵门吕氏宗谱称“道脉荥阳起”就是说吕学发端于北宋时的荥阳。中州文化以坦荡包容为特证，吕氏的荥阳学派同样含宏博大，能兼收各派学说之长，使之融会贯通地容纳于自己的学说之中。当时信奉认可吕学者众多，首先是其气度为人折服。吕规叔与朱熹论道时，规叔与侄祖谦已成为吕学的铁杆继承人和代表人物，规叔同样秉持吕学的气度和坚定，他与朱有争辩，但不与之争锋，因为吕学不必争锋，更不必“党同伐异”，这就是吕规叔的高明之处，也是朱熹的不及之处。朱熹虽有学术雄心，无奈说服不了吕规叔，更确切地说，是说服不了吕规叔坚守的吕学，一个从不与之争锋，却喜爱求同存异的学说，你要吞并它作何用？

　　其实，早在朱熹拜访吕规叔之前，朱熹与吕祖谦早有交往，由吕祖谦协调促成的江西上饶鹅湖寺之会，就有两次，虽然没有达到统一思想的目的(也永远没有统一思想的事例，我们的民主集中制也只是统一行动)，但吕氏的努力已付出了。朱熹与吕祖谦之间，你给我写序，我给你作记的互文往来更有多次，朱熹还认同规叔堂兄吕大防制订的《吕氏乡约》，为之作过文字修改；吕氏宗谱首次编修，其卷首的《吕氏源流图谱序》就是由祖谦约请朱熹写成的，他在这篇序里说，与吕氏素有道义之交。而与吕规叔的面对面接触交谈，是到白宅墅才实现的。朱熹可能是低估了吕规叔，以为能说服他，一起去成就争名于“士”的学派。没有料到，吕规叔的文化结构竟如此充实平衡，秉持学术节操竟如此坚决。不过，朱熹的白宅墅之行还是收获不小，自此为他赢得了学术思想发展的黄金期有十七八年(直到他被打成“伪学逆党”首领)。或许这是南宋大局的赐与，可与他白宅墅归来的心理调整变化也不无关连。那时交通不便，通讯落后，能与一位旗鼓相当的朋友交谈实在难得。吕规叔的文化修养，人格气度无疑会给他以感染渗润，启发其钻研，开阔其心胸，给他以增进学术的动力，这就是朱熹拜访吕规叔不久，急忙写诗赞颂吕规叔，“公心昼夜一般同”的原因。

　　吕规叔与闽学文化

　　从文化渊源上说，朱熹的学说属于闽学文化，为闽南学派。令朱熹想不到的是，吕规叔少年时曾从师杨时(1053-1135)杨时为福建将乐县人，学者称龟山先生，历知浏阳、余杭、萧山三县，与规叔的堂兄吕大临同为程门子弟。杨时有学生千余人，形成了精英士群。规叔的伯父吕本中能诗，在闽地为官时，诗、学双馨，追慕者众，都伙从闽学。当时闽地名儒迭出，成了南宋儒风大盛，人才荟萃之地。杨时为闽学的奠基人，他传扬的文化是闽学文化。当时的张栻(南轩)也从师杨时(后来成为湖湘文化的代表人物)，而朱熹只是杨时的三传弟子，规叔比朱熹年长五岁，自得闽学风气之先，规叔小小年纪正当记忆力最好之时，就奋志攻书，潜心力学，深得杨时喜爱。而吕规叔本初的吕学，因为是家传，是累世官宦业儒的积淀，这是他底蕴深厚的根基。朱熹本是江西人，但他长期生活在福建，其学术发端于武夷山。吕规叔早就探究过朱氏学说，因上文已述，此处不赘。吕规叔得此闽学的熏陶濡染，这对他头脑中吕学的吐故纳新充实提高和思想的随时增进，无疑大有好处。这或许是他不因循守旧，敢于创新办学的原动力。

　　吕规叔与湖湘文化

　　青年时代及吕规叔为婺州教授时，他又从师张南轩。张南轩(？-1180)，原籍四川，他曾任严州大守，当时吕祖谦为学官，并邻墙而居，交谊甚深。规叔虽不能如侄祖谦可得朝夕之教，却可攻读著作以求字里行间阐发明智，深意处还可问侄子，所以规叔对张南轩的学问也得其堂奥。张南轩来浙江前，曾在湖南岳麓书院执教八年，他的学问渊源于湖湘文化。湖湘文化在川、湖、广省区润泽深广，特别是本土湖南扎根很深，辐射力强。直到清代，左宗棠冶边新疆，还使这一文化随军进疆：“大将西征人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遍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这是以进军方式，大兴绿化传播了湖湘文化。吕规叔对湖湘文化的代表作《知言》早年就悉心攻读，《知言》为湖湘学派开创者胡宏(?-1155)所著。朱熹、吕祖谦、张南轩三人对《知言》作过批判研究。由朱熹整理成《知言疑义》。对《知言疑义》吕规叔也作过评判分析，对其中有些观点认同，有些观点保留原文原意，有些观点另有看法。后来，张南轩在湖湘文化研究的基础上写成《洙泗言仁录》一书，此书吕规叔细加领会，吸取其精华，曾作为讲学之用，传授给学生，想不到此书暴露出张南轩与朱熹在“仁”说上的不同和分歧，促成朱熹完成了“仁”说上的思想体系，补正了以前的不足，朱熹则转身又来同张南轩抗衡。可见，学术派别，论学派虽有边界，其学说则没有壁垒，如朱熹、祖谦、南轩等都有交往，有的还交往频频，如朱熹与祖谦。因此，单独一个学派，无论有何特长优势，也不能独立发展，即使是自圆其说也难。这是文化发展的共同特点，文化如没有交流、渗透、交融、就成一潭死水，失去鲜活的生命力。湖湘文化源于湖南，使这个地区人才辈出，岳麓书院有副对联：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南轩为湖湘文化的代表人物，他为官浙江的余杭、萧山，随身而带这一特色文化。后来他迁居浙江，其后裔在浙江落户，现在长乐镇的雅张村，还保留着张南轩先生的家庙(祠堂)，其村民绝大多数姓张，均是他的后裔。雅张村是个水土肥沃的平原村，曾有江南第一蚕桑村之称，由此还烘托出了一个嵊州有名的老牌丝厂——开元丝厂。湖湘文化竟然随人而迁，异地而活，由此繁衍出一族人口众多的张姓后裔，可见文化是会生根的，由于人口生存发展的需要，还催生了一个产业——蚕桑和丝厂。这说明，文化也是有力量的，就是我们所说的“软实力”

　　鹿门书院的“文化”

　　鹿门书院所在地的贵门，乃至整个嵊洲的本土文化都是吴越文化。

　　五代十国时期的吴越国辖地十四州，包括全浙江以及江苏、福建的一部分。吴越国国王钱镠始，三世五王治理吴越国约百年，实行“保境安民”的明智政策，最后一个国王尊祖训和平归顺赵宋王朝，交出所有领地，保全了吴越文化。北宋败落，失去中原大地，南宋得以苟安东南江山，其中就有吴越文化的垫底支撑。嵊西特别是长乐镇是钱王后裔聚居之地，随着南宋人口南移，这一带地区村镇渐渐形成，文化也继往开来发展起来，这种文化，从根源上说，仍是吴越文化。

　　吕规叔继承坚守的吕学源于坦荡、包容的中原文化，自然不会因地域差异看不到吴越文化的精致和通达顺变，何况整个浙江都是吕学的再生地。吕规叔祖上早就与嵊县县令过昱熟识交往，不然过昱也不会看中吕规叔这个孙女婿。吕学融合了吴越文化，因有姻亲血缘的关系，可谓是合乎自然的证明。这也是吕规叔作为鹿门书院的创办人、一个文化的研究者和传播者，成为嵊州吕氏始祖，他的后裔繁衍成一个人数众多宗群的原因(其分支还迁移到东阳，甚至马来西亚、菲律宾和东南亚都有宗亲血脉分布)。

　　吕规叔创办的鹿门书院，由于其本人的学养和气度，能够融合多种文化，使得中原文化、闽学文化、湖湘文化和本土吴越文化，都能得到传扬和释放。因为吕规叔不但是这座书院的治营者和主讲人，还是多种文化的融合贯通者，因而他的讲学，并不照搬原文和词语，而是更注重旨意的阐述，往往是娓娓道来，条理自然，又深入浅出，这就使这座书院增加了文化容量，在文化的传承上也增加了渗透的力量。

　　南宋的书院一般都是传扬一种文化一派文化，因为主持书院的学者大多为一派文化的学者，派别的限制只能传扬一种文化，就连朱熹办的书院也是如此。吕规叔创办的书院，因其本初家传吕学的风度和品格就消除了这种派别的门户之见，所以，我们说鹿门书院因有吕规叔的主持和讲学，开我一代学风，兴我一方文化，这种文化乃是多种文化融合的文化。

　　一位求志不求名的文化学者

　　综上所述，吕规叔是个融合吸收各派文化的学者。从文化结构的多元和思想包容的宽度来说，超过后来显名的朱熹。吕规叔对朱熹遭受“伪学逆党”案的苦难，深表同情并给以道义上的支持，但因当时吕氏朝中无人，已难给以实际帮助，至于后来朱熹的平反显名都是死后哀荣，规叔也不在人世了。作为文化学者的吕规叔，只办了一件事，就是办鹿门书院，一办就是三十年，在鹿门书院传扬了文化，他的文化素养和吸收的文化精华，在这座书院里得到尽情释放。朱熹似乎也是办了一件事，就是建树他的理学与不同学派争锋，忙得不亦乐乎，总算是功成名就。以规叔与朱熹比较，以办一件事论之，似乎是名人与凡人的差别，其实不然。朱熹之成名，成为“理学集大成者”，从渊源上说还是“程朱理学”，学术文化的渊源顺序如此，争锋也不能颠倒，朱熹的理学今人概括为六个字：“存天理，灭人欲”，如果不作语义解释，只从字面直白地理解，你能信服接受吗？说到底，当年朱熹的学术争锋，也只不过传扬了一种文化，这与吕规叔专心致志办书院，可说是殊途同归。至于成名与否，似乎与初衷立志有关，朱熹立志当学术霸主，想不到这个客观唯心主义，通过主观努力，果然达成目的，只是他自己不知道了。吕规叔提前二十年退休办学三十年，志在民间传扬文化，也是如愿以偿，三十年工夫没有白费，让他看到了书院的成长壮大，同时也让他享受到四世同堂的天伦之乐，此愿足矣！因为他本来就是求志不求名，若为求名，何不再当官二十年，以求名利双收；若为求名，何不著书立说，至少可以把讲稿笔记整理成册以付梓传后世(其侄祖谦曾劝说他这样做)。但他为主持书院事务，执掌书院讲学，忙于教育乡里子弟，放弃了这驾轻就熟的劳作。以致我们今天只能看到他当年讲学的画像，想见他的风度和神采，而留给我们的文字资料少得可怜，因而在后世造成误解，不少人参观贵门古迹，看到白宅墅的朱熹手迹石刻，以为是朱熹为规叔扬了名。却没有想一想，朱熹的闻名是在什么时候，就算朱熹已成名了，他为什么会放下架子，写那赞颂规叔的题词(梅墅堆琼)呢？上文已提到朱熹到白宅墅与吕规叔相会，除了他想通过谈经论道，拉近与吕规叔的私人感情和学派关系，以壮大自己一派声势外，当然也不会不考虑到吕规叔身上所蕴藏的文化重量和人格魅力。朱熹是个强势人物，岂会拜访一个平庸之辈并与之几天谈经论道？从朱、吕相会后，朱熹留下的“梅墅堆琼”和“公心昼夜一般同”的赞诗看，朱熹对吕规叔的文化素养和个人品格是敬服的。吕规叔不愧为当时一位求志不求名的文化学者。

　　关于吕规叔的不求名，上文已有充分论述，关于他的求志，还可强调一点，他作为一个文化学者，自决定办鹿门书院起，坚持了三十年，三十年如一日，坚守在这块文化阵地上，其志不可谓不坚决，南宋办书院的文人学者不少，如规叔这般心无旁骛办书院的却不多，其志不可谓不专注。这就是他的“求志”，志在民间，志在教育乡里子弟，他可以官不做，著书立说不做，唯求干好办书院这件事。因而，他避开了被打成“伪学逆党”的遭遇，避开了政治风波，他只是按部就班地备课、讲学、接待学子，没有争锋士林，卷帙成册的刺激，只是淡定地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在山野一隅这块文化阵地上耕耘。吕规叔逝世时，南宋王朝还有五十年衰败的岁月没有走完，他早就不管国事了。他已抚养培育了他的后代，足可把书院的事业延续下去，令他没有想到的是，这座他亲手创办的书院竟然延续了七百多年，一座风格独特，文武兼修的书院竟然延续了七百多年，在书院的末期，竟然还培养出了封建王朝的掘墓人，走出了一批辛亥革命的志士。吕规叔是长寿的，活到80多岁，鹿门书院是长命的，它办学竟然办到与新式教育相衔接，书院的实体建筑至今还端坐在芦峰山麓，以它古朴的容颜，淡定的姿态，呈现在当今时髦的漩涡之外。

　　作者：吕先义，嵊州市贵门乡雅安村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退休干部，从事宣传文化工作30多年，边疆工作43年退休回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