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智修(1883—1947)字经宇，嵊州市长乐镇五村人。吴越钱武肃王31世孙，从小受父辈国学熏陶，工诗文，16岁中秀才，20岁入邑痒，翌年游学上海，初入爱国学社，旋入震旦学院，后入复旦公学，毕业后被聘为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工作，后主编《东方杂志》，“1.28”事变后应同学于右仁之邀，任国民政府检察院秘书长、委员。钱智修为人旷达潇洒，胸无城府，律已至严，嫉恶如仇，恒面折人非。抗战时在渝期间，生活艰苦，常患气喘，胜利后回到南京，后旧病复发，于1947年去世，终年65岁。死后，家中一贫如洗，家属生活靠亲朋接济。出身书香门第

　　钱智修父名崇鼎，字梅臣，又字调文，六岁丧父，其母爱怜弥笃。梅臣从小爱读书，求上进，补廪膳生，在士林中声望颇高。后来，他去省城杭州，求教于名师，决心走上仕途之路，以扬祖德，以慰乡亲。但这条路并不顺利，遂退居家乡，收徒从教，曾主讲鹿门书院，雅安艮庐书塾、白泥墩镜源学塾。弟子闻其名，络绎不绝，还从远方赶来。其间与县里名宿周伯珍、吕小麓诸先生创办鹿泉吟社，一篇既出，立刻被其弟子抄录传诵，奉为楷模。著有《寿蘐堂文集》、《遥山半角楼诗抄》、《问花小窗吟草》、《话芦峰杂识》、《默盦随笔》、《南园尺牍》等。钱智修就出身在这样一个书香门第的家庭里面，从小受到父辈国学深湛的熏陶。

　　智修还有一个弟弟学修，字锦焕，是他的继母张氏所生，毕业于武汉高等师范历史系，历任衢州、上海江湾等校教师，回乡时曾任长乐高等小学校长，抗战时任嵊县中学、宁波中学教师，一生从事教育不辍。博学多才 淹贯古今

　　智修生于清末癸未(1883年)正月二十五日(阳历3月4日)生后仅8日，生母蔡太夫人病故，由外婆家抚养。

　　智修从小禀赋超群，读书过目成诵，10多岁就出语惊人，使一些有名望、有学问的老年人都认为孺子前途无量，可惜当他12岁时又丧父，诚然于16岁中秀才。其实在这之前，他已曾为年长朋友代考得中。20岁入邑痒(县里官办的学校)，第二年游学上海，入爱国学社，从学张太炎，蔡孑民诸先生，接受爱国主义和民主革命的思想教育，后入上海震旦学院，从学马相伯先生，习拉丁及西欧文哲学科。1907年，震旦闹风潮，一部份师生创立复旦公学，智修在这时转入复旦(今复旦大学前身)。当时复旦分六个班，以英文程度编班。智修原学法文，入复旦改学英文，因此班次编得不高，和陈寅恪等均编入第四班，要四年毕业。他的同学俞颂华被编入第五班，梅光迪比俞颂华还要低一班。四年后，钱智修获学士学位毕业。

　　当时钱智修班次虽然插得不高，但他的国学根柢很深，堪称博学多才，淹贯古今，文章洛阳纸贵。上海进步的报社都想争聘他为特约撰述，后被《神州日报》所聘，传诵一时。因此稍微年轻一点的同学都要尊称他为钱先生，时常向他请教。每当有同学上门时，他总是非常谦和地说：欢迎大家来共同研究研究，相互谈谈；同时他会针对各人需要向他们提示学习方法和必读的书籍。据俞颂华回忆，他也曾经请教他，经他指点，得益匪浅，甚至比教师讲的还要丰富。

　　钱智修貌似老学究，许多人只知他国学国文堪称专家，其实他对英文的造诣亦很深湛。他读英文，虽是半路出家，但由于他不仅聪颖，而且刻苦努力，又经教务长李登辉先生及其他教授训练之后，在校数年，竟如一日千里，为以后的翻译文章打下坚实的基础。

　　主编东方杂志 办事一丝不苟

　　钱智修于1911年在复旦公学高等正科毕业，立即被复旦前校长高梦旦先生延聘到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工作。那时该所尚属草创时期，编译人员宿舍很狭窄，而他正淡于名利，对编译所工作很感兴趣，所以他对住所简陋毫不在乎。他进编译所后，曾译过数本欧美名人传，列入《少年丛书》，内容充实。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他翻译过一本《美国总统威尔逊在战时的著名演说集》，威氏所抱的崇高理想和对世界和平的热忱，均跃然纸上。那本译文是中英文对照，前面是译文，后面附了原文。年轻读者以及国内爱好和平的人士都争相购买，销路之多，出于意料。复旦前校长严复，尝提出翻译应于“信”、“雅”、“达”三者并重，看了这本译文，这三者发挥无遗，足以使人满意。

　　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东方杂志》在全国出版物中时间最长，我国有杂志，也应首推《东方》为巨擘。该杂志创刊于1904年3月，主编人常有更迭。1920年就由钱智修接“伧父”杜亚泉先生主编。回顾杜先生主编时也曾锐意革新，销量大增。智修接任后，以提高本国学术地位，评论时政，增进国民知识为宗旨。他一方面继承杜亚泉办《东方》的优势，一面又扩充篇幅，版面由32开为16开，大量刊印自撰和征集专题译文，增加图片、画报，还将月刊改成半月刊，使杂志业务不断扩大。期间，他还兼任馆内办的国文函授主任，成绩卓着。

　　智修主办《东方》时，取材异常丰富和严谨。他经常自己审查关于国故与文学的来稿，竟无第二人能象他那样认真负责。对于社友的译文，他常常要找来原文对照，以求得读者的信任。当时有位友人进入《东方》担任编译后，因他的译稿只能做到“雅”、“达”，忽略了“信”，来稿要钱智修化许多时间校对，就只好把他调到没有翻译任务的部门去了。为了做到校对不出差错，钱智修总是在每期出版前，拿了清样稿带回家中利用业余时间亲自过目，然后签字复印。他这样锲而不舍，一丝不苟的精神，赢得了广大读者对《东方杂志》的信任，馆内同事都赞扬他是继任杜亚泉先生最理想的人物。荐用人才 决不滥竽充数

　　钱智修在用人问题上非常慎重，决不滥竽充数。有两件事，足以说明。

　　办《东方杂志》同时，馆内办的国文函授业务也一天天发达起来，声名远扬。这时内地有一位高中语文教师写信给他的同学俞颂华，想托他向钱智修先生推荐一下，以求到《东方》工作。俞颂华就拿了此信，介绍给钱先生。当钱先生将此信看了两遍后，就问他可否考虑？钱的回答是：这封来信上面的“潭安”的“潭”写作“禫”，这虽是来信中的疏忽，但这两字含义不同，差别很大，假使请他来改卷，实在不放心。这件事使俞颂华佩服钱智修的精细，而自己太粗心了，心里有些惭愧。

　　又有一件：俞颂华到《东方杂志》工作前，曾和张东逊同在中国公学工作，担任教科，有一个时期，曾主持教务事宜，要物色一位法律系主任教授。俞颂华就请钱先生介绍，他经过考虑之后，郑重提出谢冠生先生，并介绍他去和谢谈谈。那时张东逊求贤若渴，立刻和他一起去拜访谢先生。当时，谢先生与他们彼此都从未见过面。不过他们邀请之意很诚恳，还有钱先生的介绍信。谢相信钱先生，就与他们披诚相见，最后竟然允诺。谢冠生先生到校后，为中国公学培养了很多法律人才。同时校方发现谢冠生的国学很深，就请他能利用绪余兼讲了一学期的“国学门径”，全校学生选读这门学科十分踊跃，而且反映良好，真是一个国内少有的名教授。

　　上述两件，可以看出钱智修荐人时，不避亲疏，知人善任。友人上门荐人时，直言相告，不虚与委蛇。步入政途 以诗言志

　　在1932年“1.28”事变中，商务印书馆被日机炸毁，此后由王云五接管。钱智修与王云五有隙，遂辞去商务印书馆工作，应监察院长于右仁之邀，任国民政府监察院秘书长；1942年任监察委员。期间，他工作认真负责，决不徇私舞弊，即使关系到某些权贵，也能坚持公正立扬，决不避让，因此能得于公信任。从政期间，常与友人吟诵，以诗言志。

　　写诗，是钱智修的爱好，他早在年少时，就加入嵊城鹿山吟社，多篇在《鹿山吟社》上发表。谢冠生是智修的内侄，也曾写诗夸他“诗境清新似山谷，文则汪洋恣肆，上追南华”。当智修六十寿诞时，谢先生写了《经宇姑父六十寿诗》两首，表达了他对姑父的敬慕之情。其诗是：

　　弱岁春申浦，从君校秘文。赏音延妙誉。探道挹清芬。

　　稽阮神何似，潘杨谊自殷。即今同避地，载酒命军勤。

　　六十堂堂过，翛然鸾鹤群。谈言致玄远，翰墨策功勳。

　　挥尘春常在，开樽夜未分。江梅花正发，驻景莫辞醺。

　　在渝期间，钱智修眼看大片国土受到日寇蹂躏，心中非常纳闷。是时，在渝也有很多浙江人，时时想念故乡，有位张目寒先生的夫人朱紫虹女士时时想念杭州，梦魂常在“六桥三竺间”。目寒的八哥张大千先生为弟媳画了一幅《雷锋夕照图》，并题诗一首以慰：

　　零落西城越国砖，残经一卷价论千。

　　画图认取黄妃塔，犹有斜阳照碧天。

　　图的右角修竹成林，焦叶掩映，中有小屋数间，意为紫虹别庄。智修见了此图，欣然为题两绝：

　　万里王孙叹转篷，西湖空忆旧藩封。

　　白公堤畔黄妃塔，开卷真如在梦中。

　　物力降魔事渺茫，拖罗经在塔基荒。

　　可怜胡骑冯陵日，政有朝官礼法王。

　　又得钱智修另有两首，现录于下，供读者品评。

　　鹓雏先生赐诗，扬诩过当，戏作豪语，乱之，仍次元均。

　　箨石何能方李杜，竹汀亦未学孙吴。

　　雕虫篆刻非时用，社稷生民要我扶。

　　太息横流无直道，轻量豪士作迂儒。

　　行年六十雄心在，安得松煤染鬓须。

　　再用娇字均柬鹓雏。

　　无盐刻画不成娇，敢向人前浪作骄。

　　僚底功名元尔尔，山中诗事亦寥寥。

　　偶因沽酒愁同遣，未觉围棋劫子消。

　　世事方长身已老，那凭强弩射江潮。

　　酷爱书籍 著作颇丰

　　钱智修一生酷爱书籍，在商务印书馆时，每每有新书出版，总要购买回家，日积月累，家里成了书库，可惜在“1.28”事变中，被洗劫一空。以后虽因形势严峻，生活动荡，还是爱书如命，继续聚书，终日手不释卷，博览群书，著作颇丰。在商务印书馆时，曾编译数本欧美名人传，列入《少年丛书》中，其内容非常充实。译文《美国总统威尔逊在战时的著名演说集》，对威氏所抱的崇高理想和对世界和平的热忱，均跃然纸上。此后，他在商务印书馆的《东方文库》出版的有《美共和政鉴》、《近代社会主义》、《妇女职业与母性论》，在《教育丛书》中出版的有《法国大科学家郭根传》等，在《少年丛书》中出版的有《苏格拉底》、《宇宙与物质》、《达尔文》、《林肯》、《拿破仑》、《克林威尔》等，都成了当时的畅销书。特别是《少年丛书》以锋利的文笔，热烈的感情来启迪青少年的爱国热情。受其影响者非常之多。此外他还参与编写《辞海》、《人名地名词典》。

　　1945年，抗战胜利，钱智修回到南京，因在渝期间，生活艰苦，营养不良，身患气喘，回到南京后，又看到蒋介石政府的黑暗统治，贪污腐败，深恶痛绝，对国统区内民不聊生，深表同情，民国三十六年初，气候突寒，旧病复发，病情一天天恶化，亘40天于1947年二月十一日(公历3月3日)卒于南京大杨树寓所。由于钱智修一生清廉，他死后，家无积畜，家属立刻陷入困境，靠亲朋接济过日。

　　从政期间书稿不少，遗著由他的子女经多年收集待辑。可惜在十年“文革”“浩劫”中，其子女不得不将遗稿付之一炬。惜哉！

　　作者：钱大莘，退休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