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中共中央开始启动甄别平反工作，是党的“实事求是，有错必纠”原则的具体体现，是对“大跃进”以来多次“反右倾”运动中所犯扩大化错误的初步纠正，是国家全面调整工作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调动广大干部、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和国内政治生活的稳定乃至国民经济的恢复都起到了非常重大的作用。

　　一

　　 1958年，“大跃进”运动以来，党内党外进行了多次“反右倾”的批判斗争，包括1958年的整风补课、“插红旗、拔白旗”运动，1959年的反“右倾”、整风整社运动，1960年的改造落后队和民主革命补课运动。在这一系列政治运动中发生了不同程度的扩大化错误，一大批干部、党员和群众遭到错误的批判，不少人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或被当作“白旗”拔掉。1958年至1961年6月，嵊县累计受批判处分的干部，党员4472人，其中党员1425人，占受批判处分的31.9%。他们被受党纪处分的391人，受行政处分或其他处分的1433人，受刑事处分的149人，受批判未受处分的2499人。而这些受处分的干部、党员大多数是敢于讲真话、敢于反映实际情况和敢于提出批评意见的同志，他们受到不应有的打击，并由此在精神上、工作上受到影响，不能正常地发挥自己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给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带来很大损失。而且这些“左”的错误批判，严重破坏了党内外的民主生活，使人们的思想上发生了混乱，助长了不讲、怕讲老实话的坏作风，并对经济建设上“左”倾错误的发生和加剧，产生了极其不良的影响。

　　二

　　 “大跃进”和“反右倾”运动中的错误倾向，最终造成了国民经济比例的严重失调，加上严重的自然灾害，人民生活陷入了严重困难之中。嵊县与全国各地一样，全县人民群众生活水平急剧下降，部分农村由于粮食不足，曾发生了饿、病、逃、荒的严重现象，因食物营养不良而患浮肿病者达1.56万人。原本希望快一些让人民群众过上较好的日子，结果却出现这样令人痛心的局面。从1960年冬开始，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开始纠正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并且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随即在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同志的主持下，制定和执行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和果断的措施，对农业、工业进行初步的调整。并在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的同时，对过去被错误批判的党员、干部和群众进行甄别和平反的工作。1961年6月15日，中央工作会议上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讨论和试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的指示》作了如下规定：“为着发扬民主，有必要对于最近几年来受过批判和处分的干部和党员，实事求是地加以甄别。过去批判和处理得正确的，应该加以肯定，不再改变。过去批判和处理完全错了的，要改正过来，恢复职务；部分问题批判和处理错了的，就改正这一部分问题的结论。”

　　 但是，由于多年来“大跃进”和“反右倾”的影响，已使一部分同志的思维有些僵化，当时中共中央虽然发出了关于甄别平反的通知，但并未对“左”的错误进行认真的反思，党的政治生活仍然不正常。

　　 1962年1月，中共中央扩大的工作会议(即人们通常说的“七千人大会”)在北京召开，毛泽东在大会上作了检讨，他指出：“我们过去也错误地处理过一些干部，对这些人不论是全部处理错了的，或者是部分处理错了的，都应当按照具体情况，加以甄别和平反。”是年，4月27日，中共中央根据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的精神，发出了《关于加速进行党员、干部甄别工作的通知》。指出：自从1961年6月，中央指示对最近几年来受过批判和处分的党员、干部实事求是地进行甄别工作以来，目前还有一些地区或部门贯彻中央指示不力，进度很慢。中央认为，甄别平反工作要加强领导，加速进行，“凡是在拔白旗、反右倾、整风整社、民主革命补课运动中批判和处分完全错了和基本错了的党员、干部，应当采取简便的办法，认真地、迅速地加以甄别平反”。同年5月，邓小平在中央常委会工作会议上再次突出强调了甄别平反问题，他认为县以下都是一些基层干部，问题只有那么多，右倾也只是右倾到那个程度，“左”倾也只是“左”倾到那个程度。要求全国县以下，首先是农村，过去搞错了的，或者基本搞错了的，统统摘掉帽子，不留尾巴，一次解决。

　　三

　　1961年上半年开始，嵊县在经济调整的同时，甄别平反等政治上的调整措施也相继进行。1961年6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讨论和修改(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的指示》，指出：“为了发扬民主，有必要对于最近几年来，受过批判和处分的干部和党员实事求是地加以甄别”。紧接着县委遵照中央有关甄别平反工作的方针、政策，先后对1958年至1961年6月受到批判处分的党员干部进行了甄别。

　　1961年6月，县委召开了全县区委、公社党委书记及县属机关、厂矿企事业单位党支部书记会议，学习中央有关甄别平反工作的指示和政策，讲明甄别平反工作的重要意义、目的和要求。同时，县委监委先后多次召开全县监察、组织委员和人事干部会议，传达学习中央批转中央监委书记两个座谈会精神，和省、地委有关会议指示，着重讲解了党对犯错误同志的方针政策，处分党员的批准权限和手续，以及过去在执行这些政策中存在的问题和造成的后果。并对全县三年来受批判处分的干部，党员进行了摸底排队，还组织受处分的305名干部集中学习了三个多月，给平反工作打下了良好基础。

　　1962年3月，县委针对有一些地方、一些单位，对甄别工作不够重视，进行得不够迅速和认真。为此，批转了监委《关于当前甄别平反工作的意见报告》，要求全县各级党组织，必须按照中央的指示和政策，对于1958年以来批判和处分错了的党员、干部进行认真的甄别，达到无一错案、无一漏案的要求。

　　1962年4月，中央下发《关于加速进行党员、干部甄别工作的通知》，6月，宁波地委在嵊县召开甄别工作会议，黄泽区委、明溪公社党委介绍了有关甄别平反工作的经验。会后，加快了甄别平反工作。至1963年5月，甄别工作基本结束。1958年至1961年6月，全县受到批判和处分的党员、干部共有4448人，其中党员1425人。原批判处分正确的和基本正确的1451人(其中党员335人)，占32.6%；原批判处理部分错了的584人(其中党员243人)，占13.1%；原批判处理错了的和基本错了的2413人(其中党员834人)，占54.3%。另外，对24件遗漏甄别案件至年底前也全部甄别结束。通过实事求是的甄别，对原批判和处理正确的，作了肯定；对部分问题批判和处理错了的，改正了部分问题的结论，对批判处分全错的，撤销原来的处分，恢复了名誉，各级领导向被错批判、错处分的党员干部道歉。特别是在县第三次党的代表大会上，作出《关于撤销“党的二届二次会议关于腾鹏同志反党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决议”的决议》。经过甄别平反工作，端正了党的政策，调动了广大党员、干部的积极性。同时，也总结了近几年来党内斗争的经验教训，提高了政策水平，改进了工作作风。

　　四

　　 1961—1962年的甄别平反工作是国家全面调整工作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党纠正“大跃进”运动以来“左”的错误的重要举措之一。嵊县通过这段“甄别平反”取得以下收获。

　　1、 深刻的教育了领导和干部，共同提高了认识，提高了政策水平，划清了是非界线，增强了团结，调动了积极性。

　　广大领导干部深刻的认识到过去“大跃进”“五风”的危害性和严肃执行政策的重要性，由于过去的“五风”没有很好执行干部政策，因此在不少党员干部中模糊了是非，造成这样感觉“不能讲真心话，不能实事求是，不能坚持真理，否则就会挨整，就会吃亏”有些干部说：“3年的经验积累了3条：(1)对领导干部要恭恭敬敬；(2)运动来了要提高警惕；(3)要敢于随机应变”，严重的脱离了群众，使党的工作遭受到严重损失。各级领导在提高认识的基础上，都主动地作了检讨。有些干部认为过去自己受处理，是因为某些人的意气用事，打击报复，通过平反，认识到过去错处理人，主要是乱刮“五风”模糊了党的政策，混淆了是非界线的缘故，从而消除了上下级之间的怀疑和隔阂，增强了团结。特别是平反兑现了一部分人之后，以事实教育了广大干部，特别是受处理的干部，他们心情舒畅了，说话也大胆了，对党的信念更坚定了。有的干部说：“过去做官没有好下场，做官是戏文管，不知那时要处理，现在人心自由了，就是有缺点错误也实事求是了，今后当干部有保障了”。有的说：“现在是辟开乌云，重见青天”，如有一位总支书记，兑现后说：“原来认为我的问题是石沉大海，不会见天日了，我死了后也是冤魂不散，这次面对面大家作了检讨，是非弄清了，冤气也散了”，财政局长孙全福为坚持财经制度受批判拿掉职务后一直沉默，情绪消极，兑现后马上改变了面貌，工作也活耀起来了。

　　2、 考察了干部，摸清了组织状况和干部面貌，挖掘了大批骨干力量。

　　 由于“大跃进”刮“五风”确实错误地处理了一批实事求是，敢于反映真实情况的好同志，相反地把那些有严重“五风”的当作有魄力，一贯虚报浮夸，当作干劲足，进行培养提拔了。通过平反，各级组织情况和干部面貌基本摸清了，看清了近三年来所处理的一些干部到底是一些什么样的错误，从而纠正和撤销了一批过去错处理或重处理的干部，现已对总支副书记以上的105名干部进行大会兑现。通过甄别平反，绝大多数因讲真话、说实话而被戴上这样或那样政治帽子的同志得到了“解放”，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倍受鼓舞，他们的社会主义积极性重新得到了发挥。并在摸清组织状况和干部面貌的基础上，同时挖掘了大批骨干力量，充实各级领导。共挖出骨干99人(总支书记以上的)，已安排为正副部长级以上职务的6人，其中提拔使用的2人，恢复原职和相当原职的4人；已安排为科长和区委正副书记级职务的27人，其中提拔使用的7人，恢复原职和相当原职的17人，属于正确使用的3人；已安排为公社书记、主任级职务的66人，其中提拔使用的7人，恢复原职和相当原职的51人，属于正确使用的8人。为今后搞好工作打下良好基础。

　　3、 发扬了民主，活跃了党内民主生活，增强了团结。为今后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打下了良好基础。

　　 全县党的民主生活一直来说是正常的，三年来由于“五风”所致，部分党组织民生生活不够正常，有的公社党委第一书记个人意见就是“党委决议”委员只能同意不能反对，下面只能执行，不能提意见，否则就是“对党两条心”，“与党唱对台戏”，有的党员向上级组织写信反映情况，说是“党员告党是反党”这样绞煞了党的正常的民主生活，因此，有的干部说：“书记和委员的关系，是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不是同志间的平等关系，而是主仆关系，地主老爷和长工的关系，因而形成上下关系疏远，有的干部不肯对党讲真心话，变成了唯命干部。通过平反工作，领导接受了教训，改变了作风，井再三向同志们表示态度：(1)不戴帽子，(2)不打棍子，(3)不记账，启发干部场所欲言，并对过去“五风”担了担子，对过去处理批判错的干部进行组织兑现，这些现实教育了广大干部、党员，因此，广大干部说话大胆了，心情舒畅了，上下关系密切了，一般地都有啥说啥，如有的干部说：“不平反前有五个怕”(1)怕向同志讲真话。(2)怕通知开会(长夜会，辩论会)。(3)怕向领导见面。(4)怕当干部，上马容易，下马难。(5)怕实事求是回报情况，假话不会讲，困难不敢讲。现在我们什么也不怕了”。大部分同志在几次平反会议中能诚恳地向领导提了许多意见，过去不敢说的话现在也都说了。给今后进一步活耀党内民主生活奠定了有利基础。

　　本文作者：嵊州市组织部退休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