嵊州与辛亥革命

　　编著按：2011年是辛亥革命发生100周年。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1911年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而嵊州参加辛亥革命者逾万，著名的有竺绍康、王金发、张伯歧、尹锐志和尹维俊、谢飞麟等等，为辛亥革命做出了杰出贡献。为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嵊州春秋》从本期起开设《嵊州辛亥革命》栏目，欢迎来搞。

　　东南一英杰——王金发督绍评述

　　摘要：绍兴具有光荣的革命历史传统，在辛亥革命时期绍兴是全国革命活动比较活跃的地区之一，绍兴地区涌现了一大批为革命事业倾洒热血的英勇志士。本文主要评述辛亥革命先烈、光复会员王金发都督绍兴的功绩与历史意义，缅怀烈士为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社会进步而英勇战斗、壮烈牺牲的革命精神，并以此纪念辛亥革命的千秋功绩

　　关键词：辛亥革命 绍兴 王金发 评述

　　绍兴向为报仇雪耻之乡，历来是人文荟萃之地,自大禹治水、勾(古字作“句”)践复国以来,代有人才,绵延不绝,可谓“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绍属嵊县，更有光荣的革命历史传统。嵊县人民在近现代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英勇顽强、不畏艰险、赴汤蹈火、前赴后继，在辛亥革命的伟大洪流中英才辈出、志士如云，堪称一支英勇奋斗的劲旅，为中国民主革命事业作出了不朽的贡献，对辛亥革命的成功具有不可磨灭的功绩。著名的革命团体光复会就是以浙江特别是绍兴地区的志士为骨干组建而成，而嵊县是绍属七县中参加光复会人数最多、影响最大的县份之一，辛亥革命在浙江的历史舞台上演出的一幕幕都有嵊县人在其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被孙中山称为“东南一英杰”的王金发，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一、“东南一英杰”——王金发生平事略

　　王金发是辛亥革命与二次革命时期一位功勋卓著的人物。早在1905年,王金发就“结识徐锡麟、陶成章和秋瑾等革命志士，加入光复会，积极从事革命活动”(1)。他是革命先烈徐锡麟、陶成章和秋瑾的亲密战友，光复会的骨干；徐、秋皖浙起义失败后，他与陈英士、竺绍康等革命志士在上海坚持斗争，是同盟会公认的健者；杭州光复之役，他是敢死队打头阵的先锋；浙江独立，他奉派绍兴，节镇越东；当袁世凯窃国之际，他高举义旗，就任驻沪浙江讨袁军司令。在诸多革命活动中，他表现了不屈不挠、矢志不渝的精神，孙中山赞扬他是“东南一英杰”(2)，黄兴称他为东南名士。在他短暂的一生中，有着深刻的经验教训和浓厚的传奇色彩。

　　王金发(1883～1915)名逸，谱名敬贤,字季高，号孑黎，乳名金发(3)。生于浙江嵊县广利乡董郎岗村。少年时即为廪生，祖父王修宫，原为太平天国侍王李世贤部下，事败后，蛰居乡间，告诫子孙，“宁可穷老深山茹素果，不可出仕满清污名节”(4)。金发“以先世忠烈之遗，秉母氏(5)刚方之质，自幼多臂力，恒部勒里儿为行阵，俨具兵法，众号之曰大王”(6)，幼聪颖，性豪侠，爱习武，善射击。由此可见，王金发自幼即家学忠烈、勇武好斗且天资颇高。

　　1900年，王金发与石璜人裘文高组织乌带党，集结数千人，“雄踞嵊县西乡山间，清吏莫敢问”(7)；1902年，与东乡竺绍康结为生死之交，并归其领导的平阳党，为别支，任首领；1903年中秀才。1904年与新市乡人谢飞麟、金庭乡人竺绍康等在嵊县公局组织大同学社，其宗旨为“世界大同，天下为公”，“接纳党人，厚聚士众，图谋举事”(8)，秘密进行反清活动。1904年光复会成立，王金发结识徐锡麟，进入大通学堂，成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战士，正式献身于民族革命斗争。不久，随徐锡麟等七十余人东游日本，入大森体育学校，并与鲁迅相识。1906年归国任大通体育学堂体操教员，致力培训会党骨干。秋瑾由上海回到绍兴，王金发曾记下见面情景:“莫道男儿尽豪侠，英雄还让女儿占”(9)，流露出他对秋瑾的钦佩之情。1907年。秋瑾任大通学堂体育会教员，负责学堂的革命领导任务，与徐锡麟共同策动东南起义活动，王金发成为秋瑾领导下极其得力的一员干将，并被推为绍兴光复军分统。前往浙东各县联络会党，集结浙东一带民团义勇，赴沪杭传递秘密消息，积极准备起事。

　　1907年皖浙起义失败，徐锡麟、秋瑾遇难后，清廷重金缉拿王金发等人，金发遂易名为夏孑黎，潜栖嵊西山林。在此期间，任侠尚义，锄强扶弱，多次组织武装起义。1907年领导白竺起义，斩清兵数十人。后与上海党人联系上，入同盟会，继续从事反清革命斗争。自1908年至1910年，奔走于香港、新加坡、广州、日本等地，传递党内机密、募集捐款、处决党内叛徒汪公权、刘师培以及告发秋瑾的豪绅胡道南。王金发此时虽潜迹上海，但在光复会、同盟会领导下，担任了许多艰巨复杂的任务。1911年，王金发组织敢死队，赴杭支援。11月4日，分两路攻克军装局及抚台衙门，次日，杭州光复。浙江军政府成立后，王金发奉派绍兴，成立绍兴军政分府，自任都督，布告安民。

　　王金发开府绍兴初期，解散官僚豪绅把持的军政府，释放狱囚，公祭先烈，厚恤烈属，平粜济贫，减除苛捐杂税，筹办越中习艺所，发展教育，兴办实业，严禁鸦片，并筹饷扩军，积极准备北伐。但后期由于旧势力的反击，军政分府被迫于1912年8月撤消，为时不足一年。此后寓居上海。

　　二次革命爆发，王金发在上海召集旧部，成立浙江驻沪讨袁军总司令部，自任司令。不久讨袁失败，以“国事犯” 、“内乱罪”遭悬赏通缉。1914年由其母徐珍梅出巨款向北京政府投诚，准免通缉。1915年5月偕同盟会员姚勇忱赴杭州活动，遭兴武将军浙督朱瑞诱捕，并于6月2日下午4时被害于杭州陆军监狱，时年三十三岁。党人和民间在杭州昭庆寺开了一个盛大的追悼会，以表示对朱瑞趋附国贼，残杀“忠良”的抗议。王金发生前的同志好友，均有挽诗、挽联以示哀悼，柳亚子亦有诗悼之云：“功罪何当付盖棺，纷纭谣诼总无端，秦人倘识符生枉，蜀老能为葛相宽；败寇成王谁定论，恩牛怨李此旁观，荒坟鬼哭鸺鹞叫，一卷丛残带沮看。”

　　二、王金发督绍经过

　　(一)开府绍兴的前奏

　　1.议举浙督失败。杭州光复，王金发率敢死队亲身参与，可以说光复的胜利是革命党人通过热血奋战拼来的。但在推举第一任浙督的问题上，民党内部出现了分歧，“由于参与起义的领导人都不孚众望，褚辅成(担负起义后组织政府的任务)(10)提议由谘议局局长汤寿潜担任，得到各方面同意。时汤在上海，杭州方面乃派人赴沪迎汤。(1911年11月)7日，杭州各界召开代表大会，正式推举汤寿潜为浙江军政府都督”(11)。汤寿潜即日就任视事。但由于汤原为君主立宪派领导人物，遭到民党内部激进派人士的强烈反对。王金发以“秋案”为由反对汤出任浙督，坚决要求另举都督(12)，附和者不少，但遭到褚辅成的坚决反对。褚辅成对汤是否参与杀害秋瑾一事未予置辩，乃从“湖南焦(达峰)都督就职三日即被倒”事力加坚持，最后决议都督暂不更动(13)。这次斗争，王金发是失败的，经劝止，仍以“欲攻衢州为由，强向都督府索兵索饷”，后经徐锡麟学生、光复会员黄越川建议徐弟叔荪动员金发去绍，黄越川走告汤寿潜，从而任王金发为绍兴军政分府都督(14)。

　　2.封建余孽窃踞绍兴。绍兴曾是光复会的大本营，浙江民主革命的中心，但由于皖浙起义失败，革命势力遭到重大摧残，但绍兴的革命力量并未因此而消失。徐、秋等志士被害后，绍兴地区仍有不少革命党人在活动。1917年11月5日，杭州光复，消息很快传至绍兴，绍兴府中学堂的周树人(鲁迅)与革命团体“越社”领导人宋紫佩密议光复绍兴(15)，斯后周树人、周建人(树人弟)带领进步师生立即上街游行，散发传单，演说宣传革命。此间居绍兴活动的党人陈燮枢、徐锡麒等人密谋响应，但由于此时绍兴民党力量甚为弱小，没有力量主持绍兴光复。窃踞绍兴的封建余孽“先是恐惧，接着是打出‘咸与维新’的旗号，拼死与革命党争夺绍兴政权，而革命党却表现得很‘文明’”(16)。武昌起义后匿居绍兴、杀害秋瑾的谋主、原浙江抚台衙门刑名师爷章介眉与原绍兴知府程赞清相勾结，匆忙组成绍兴军政府，以程赞清为府长，章介眉为治安科长，乘势夺取绍兴光复的主导权，使绍兴革命形势趋于复杂。

　　3.开府绍兴。以程赞清、章介眉为首的封建投机势力，一方面匆忙组成绍兴军政府，粉墨登场，于11月6日宣布绍兴“独立”(17)；一方面极力拉拢革命势力，企图分化、瓦解绍兴革命势力。他们委派越社的宋紫佩担任教育行政，而宋在鲁迅的支持下坚决拒绝与其合作。鲁迅出于对“几个旧乡绅组织的军政分府”(18)的反革命本质的认识，立即召集在绍同盟会员、光复会员及越社成员在开元寺召开会议，矛头直指以程赞清、章介眉为首的伪军政府，会议公举鲁迅为主席；后又在光复会员王子余家召开会议，决定派出学生代表赶赴杭州，要求革命军赶快进驻绍兴，以便组织新政府。应绍兴革命党人的要求和省军政府委派，王金发率同盟会、光复会会员十余人并带兵300余人于11月10日抵绍，受到已在城外等候两天的鲁迅、陈燮枢、范爱农等人的欢迎，群众在街旁执白旗迎接革命军。11日，王金发组建新的绍兴军政分府，自任都督，光复会员谢飞麟任总参议兼秘书长，主持军政府日常工作，绍兴宣告光复。浙督汤寿潜即派人送去委任状和关防，以期消除绍兴分府的分峙局面。

　　(二)督绍事略

　　以王金发为代表的绍兴军政分府,是绍兴成立的第一个资产阶级政权,也是当时浙江省最激进的政权之一,政权掌握在以王金发、谢飞麟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手中，旧官僚和立宪派不占主要席位。资产阶级革命的根本目的不只是为了夺取政权，而是要通过掌握革命政权推进政治、经济和社会改革，因此，王金发执政期间，在谢飞麟等人的襄助下，在不到八个月(1911年11月11日到1912年8月1日)的时间里进行了大刀阔斧地改革,积极推行资产阶级新政,使古城面貌为之一变。1.政治上，主要有五件大事：

　　第一,改革政权设置。王金发一到绍兴,就把“占据了越王台畔的知府衙门”的旧乡绅统统赶走,起用革命党人和开明士绅,批击豪富,颇有一番新气象。废除旧日师爷制度，知县衙门改称县公署(今鲁迅电影院一带)，第一任县知事嵊县人俞景朗，在公署内设民、财、建、教四科。县公署斜对面设警察所，第一任警佐瑞安人薛瑞骥；警察所下编制派出所，第一所在警察所内，第二所在东街白云庵，第三所在府直街原都统府内，另在东关、皋埠、柯桥、浬渚、安昌等地设置派出所。原山会两县的劝农所，合并为绍兴县劝农所，设在警察所隔壁，第一任所长绍兴人阮建章；成立各党团、法团，如自由党、进步党、公民激进党，俱设支部，公开活动；又设民团、商团、僧团，民团局由徐锡麒、孙德卿任正副局长，商团由朱鞠堂负责，僧团由铁崖(巍峰)和尚负责；并组织女子北伐队，由黄公韬之妻王领英负责；原商务公会改称商会，由高云卿主持；设教育会，由周作人主持；农会，由徐维则、张钟沅主持；在龙王塘成立水上警察分队，队长吴谋。当时警士饷银很低，每月五元六角，时人称为“五六哥”，含轻蔑之意。又，革命后，绍兴开始司法独立，设审判厅，厅长倪佩芳，地址在隆教寺。选出国会议员，众议员为东浦人陈赞卿，参议员为城内仓弄人王家襄，均去北京任职。

　　第二，镇压反动势力。为了安定革命秩序,王金发“先后杀了五十几个人,其中多系一贯对革命持仇视态度的恶霸地主,内中有几个是宗社党人”,其中不少是他亲手处决的，使反动势力闻风丧胆。这项政绩，深得民心。当然，由于军政分府成立当时，没有什么组织规章可资依据，在镇压处理人犯时，当然也没有所谓合法审判，虽在分府下面设了一个执法处，实际上也无法可循。因此杀人捕人，自不免有凭意行事、草率粗暴的情事，因此引起地方上一些豪绅地主的恐惧和不满。

　　第三，姑息章介眉。章介眉是绍兴的一个大地主，前浙江巡抚衙门刑名师爷，以“刑幕致富”，拥资退居绍兴，兼开商店当铺。秋瑾被害时，他是参与告密并怂恿杀害秋瑾的主要凶手之一。杭州光复时，他“也把小辫子盘在头上”(鲁迅语)，与当地一些商董乡绅出来树起白旗，宣布绍兴“独立”，组织军政府。以清知府程赞清为府长，章介眉自任治安科长。据章介眉以后在《越铎日报》上发表的文章说，这个军政府是“蒙汤都督承认”的，但受到当地新派“越社”青年的反对。当新派推派代表赴杭州要求浙江军政府另行派人来绍兴督理军政时，王金发即于此时带兵来到了绍兴。立即解散了这批旧乡绅所组织的军政府，把他们赶出了府署衙门。随即逮捕章介眉，调集了有关案卷，邀集证人，要举行军法会审，杀章介眉为秋侠报仇。但在章介眉捐田赎罪、输财助饷、“悔过自新”的姿态下，黄兴又自南京特意派“杨韵琴参议到绍”为章介眉说情。王金发终于欲杀又止，扮演了一幕“捉放”戏，这就是鲁迅当年所慨叹的“对于鬼蜮的慈悲”。 1915年，王金发被朱瑞所害，章介眉是“与有力”的，事实证明，王金发缉拿章介眉是果敢的，事终处置是失当的，姑息养奸使王金发自己用鲜血作了补偿。

　　第四，释放囚犯。程赞清、章介眉等虽宣布了绍兴“独立”，但对满清政府关在监牢里的囚犯，却一人未释。王金发开府后，立即释放了所有囚犯。还亲自回到嵊县，打开监狱，释放犯人，其中也有是他当年亡命山泽的战友。回嵊县时，和家乡父老举行了相见会，“散财救济贫困”，少者30元，多者100元。他回乡偿还革命前所借的钱款,但没有赎回自己为革命卖掉的田产。斯后，又下令将分府下辖各县狱囚次第释放，解救了一大批受冤屈的群众。

　　第五，公祭先烈。徐锡麟、秋瑾均是反清革命的烈士，是王金发的良师挚友，更是他所崇拜的英雄，当革命未成之时，王金发因系徐、秋同党而遭通缉，处境艰难，亦无机会悼念革命先烈。及绍兴光复，王金发对徐锡麟、秋瑾等先烈，举行了隆重的公祭，表彰先烈的功绩，寄托同志的哀思，厚恤烈士家属，并在《越铎日报》等报刊上连续宣扬先烈史迹,广泛征集先烈文献,拨款修建了“徐祠”和“秋社”，又没收章介眉的一部分沙田，拨作“徐祠”和“秋社”的祭产，以慰先烈。

　　2.经济上，主要有四件大事：

　　第一，平粜施赈。绍兴开府之初，政局甫定，人心未宁，一些奸商粮户乘机囤粮拒售，致使米价上涨，影响社会秩序的稳定。王金发即饬令米商富户平价出粜，又开义仓放赈，以打击奸商，周济穷黎，保证群众口粮所需，稳定人心。但这些事情大都假手一些绅商乡董，难免他们上下其手，从中牟利。

　　第二，筹办越中习艺所。当时，王金发曾赴沪向章太炎先生请教治绍之策,章太炎先生“面嘱王金发关心浙东民生问题”,于是金发“在绍时发起越中习艺所,由政府拨款二万元作开办费”,又拨出没收的一部分沙田，作为该所基金。其后由绍兴分府拨款万余元,开办杭州贫民女工厂,以解决民众就业。这些措施，在军用浩繁、经费难筹的情况下实属难能可贵。可惜在二次革命失败后，越中习艺所和贫民女工厂先后停歇，所投资金设备，化为乌有。

　　第三，整顿财政税收。分府初开，百废待举，军费政用，需款孔急。整顿财政税收，是当务之急。分府以整顿茶盐两税为重点，以开财源。盐症积弊素深，私枭充斥；又有许多贫民赖贩私盐为生，以抗拒清政府。金发于秋案遭通缉亡命山泽时与其本有联络，洞悉其事，故邀请其中巨魁委以虚衔，收留幕下，改革税收积弊,“派胡士俊为盐场知事，峄多年积弊,大刀阔斧,加以削除,盐税之收入骤增”。另一方面，这些措施也损害了一部分以贩私盐为生的基层平民的生计，过去曾为金发的积极拥护者，转而视金发为祸首，甚至有以“手刃金发为快者”。可见，整顿盐政的政策虽然颇见成效，但也由此而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未能处置周全。整顿财政税收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舞弊贪污的情况；而且，所用之人，多为亲私，如财政科长黄伯卿，总务科长黄介清，盐税局长徐献琛，酒捐局长沈守鉴，禁烟局长卞鹤书等，皆为昔日故旧，鱼龙混杂的情况下，贪墨之事未尝没有。

　　第四，免赋与征粮。军政分府曾通告蠲免田赋一年，以解民困。但由于广大贫苦农民无地少地，租田耕种，免赋而不减租只有利于富农地主而无惠与贫民；又，田赋虽免，但地主仍旧追收地租，激起农民反抗，抗租斗争仍然难免。地主遣家丁下乡强行收租，租户集结反抗。而作为军政分府都督的王金发又站在佃农一边，拒绝地主派兵镇压的要求，于是地主以本年无地租为由拒纳次年田赋，而分府为政用开支提前开征次年田赋并严令追比，因此地主豪绅与分府之间的矛盾也由此深化。

　　3.军事上采取的措施。

　　王金发到绍兴后，并不因浙江光复、绍兴开府而认为己任已成，而是怀着夺取全国胜利的决心，抓紧编练军队,积极准备北伐。其时，他经常去军营演说，阐明革命大义，鼓舞士气，“于智情意三字,反复譬解,以诱进军人道德,颇见功效”。他利用绍兴锡箔、老酒等税收,作为练兵经费,“成立一个团,其后扩充成旅,拟成立一个师;派何悲夫为水师管带,负责编练水师;由巍峰和尚组织北伐僧兵团,日夜练兵,准备北伐”；并组织女子北伐队，由黄公韬之妻王领英负责。因为军队是临时招募而成，成分复杂，素质参差不齐。王金发对此也比较重视，曾经严厉处理了一批扰乱社会秩序的士兵。王金发治军,如“晓日初出,竿头竞上,统率军队甚有纪律,各省各处,皆不免于兵变闹事,而王所统辖军队,曾无哗变闹事之举动”。因此,孙中山高兴地称赞王金发是“东南一英杰”,委任王金发担任国民军副司令和国民北伐军副司令。

　　王金发初到绍兴时，兵不满百，此时已扩至一旅部队左右。其时分三营，分别驻扎，第一营驻绍兴府学宫，第二营驻府城隍庙，第三营驻旧协镇衙门，水师编成一个营。在当时浙江的几个分府当中，以绍兴的兵力最为雄厚。这些军队由王金发率领，谢飞麟任参谋长，具体由陈子明和周宪庭管理，是革命党人掌握的军队。但既要编练部队，就需筹饷，先向茶盐局提款数十万元，继又向大户派捐，期间苛索之事也曾发生，而分府将这些情事都委过于属僚，王金发本人对下面种种弊情也不尽知，闻知也未深究。因而被勒派款项者，衔恨颇深。

　　4、文化教育方面的改革措施。

　　绍兴府学堂原有绍兴中学和山会师范学堂，王金发督绍后,即邀鲁迅先生(鲁迅与王金发是在日本留学时期结识的同志)出任山会师范学堂监督,撤销了封建保守的原督学杜海生之职,聘请范爱农任督学,启用新人,整顿教育,开发民智；并支持鲁迅等建议,兴办成章女校，校址在南街，由盖忍志任校长；万安桥设明道女子学校，由俞少村任校长。鲁迅又与周建人在《越铎日报》上发表了《维持小学之意见》,王金发“曾采纳鲁迅意见,批转府属八县去照办”。府内蕺山书院改为县第一小学，张月楼任校长；稽山书院改为县第二小学，陈禹门任校长。是年(民国元年),南京临时政府通令学堂改称学校时,绍兴等五县共有小学446所,在校学生19220名。其中绍兴县123所,在校生6147名,诸暨175所,在校生6761名。各县共有女子小学11所,在校生429名。至民国2年(1913年),绍兴等五县小学校增至685所,在校生34423名,增幅为53.5%和79%。其中诸暨县311所,居全省第2位,在校生13857名,居全省首位;绍兴县在校生8546名,居全省第四位。各县有女子小学校16所(其中嵊县6所),在校生729名(19)。绍兴县私立成章女子中学校还兼招小学生。学校与学生大量增加,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明显标志。

　　同时又资助兴办《越铎日报》,派陈去病等人办理，扶植革命舆论,宣传军政分府的政令。《绍兴白话报》改为《绍兴公报》，创办人王子余；另有庄文珪、李鸿梁、张天汉等青年创办“读报社”，在和畅堂鲍府君庙内，宣讲时事。绍兴在此时办报风气也比较盛，有由“越社”创办、鲁迅主编的《越社丛刊》，由范爱农等人编辑的《民兴日报》，此外还有《一得报》、《天觉报》、《笑报》、《天声日报》等出版。绍兴还出了光复后第一本杂志《大夏丛刊》，张天汉主编。教育用品方面，书坊业也比较兴盛，如绍兴城内有奎照楼、墨润堂、明达等书店。又由周子骏主持设立了教育馆，为绍兴第一个有限公司，专营教育用具、仪器、图书等。

　　除了整顿中小学教育，团结进步人士，起用新派人物，发展文化事业，听取正当言论以外，王金发对“越社”、“秋社”的各项活动也曾予以积极支持。

　　5.社会事业方面的主要措施。

　　第一，严禁鸦片。王金发平日最恨吸食鸦片，认为烟毒不除，足以亡国灭种。任都督后对禁烟雷厉风行，设立禁烟局专司其事，限令一个月内禁绝。当时绍兴城内吸烟之风甚盛，一些大绅士普遍吸烟，即使不吸食者也备有烟具烟膏以为待客之用，因此要在短期内禁绝烟毒，阻力甚大。由是军政分府援引《浙江省实行禁绝鸦片决议案》精神宽限至年底，同时又禁植鸦片，一经查获，土地充公，人入囹圄，奖励告密，提成充赏。禁吸禁植鸦片是完全正确的，但在具体执行过程中，也曾出现一些问题，如兵警下乡铲除烟苗过程中与烟农发生格斗等情事。

　　第二，举办社会慈善事业。王金发督绍期间，先后创办了育婴堂、同善局、义仓、贫儿院、水龙会、施药局等多项慈善事业。其中施药局和水龙会由地方公益纳捐开支，委任私家办理，向基层贫民、市民施医、施药，水龙会对绍兴城内消灾防火也起到了很好的作用，颇受舆论称颂。贫儿院收养贫儿、孤儿，每月发放口粮一次，使之免受冻馁之苦，也曾解决了一些社会问题。义仓本旨在救灾备荒，平抑米价，唯担任局董之人经营不善，且有取利自肥的情事。育婴堂则因办事人员经验不足，不尽完善。

　　以上是绍兴军政分府成立后在政治、经济、军事、文教、社会事业等五个方面采取的主要措施。这些措施,贯彻了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法令的基本精神,体现了刚刚掌握政权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力图革故鼎新的良好愿望。虽不完善,但在当时符合国家和民众的利益,对光复后的绍兴也起到了积极作用，所以绍兴的“老百姓见了王金发,都叫他‘金发哥’”,肯定“王君福绍”的功绩。

　　通过上述改革,绍兴的经济和社会大大发展了。以银行为例,根据《绍兴市志》记载:“民国3年(1914)9月,中国银行率先在绍兴县设立中国银行绍兴分号(支行),行使中央银行职责。从此银行业在绍兴逐渐兴起,民国期间先后出现十四家银行,其中在绍兴设立分支机构的国家银行有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央银行、中国农民银行四家;地方银行有浙江地方银行绍兴分行、绍兴县农民银行、绍兴县银行三家;商业银行有绍兴农工商行、绍兴丝绸银行、绍兴绸业银行、两浙银行、大陆银行、四明银行、建业银行七家。”(20)金融业颇为活跃,有力地支持了绍兴经济的发展,而在1910年前,绍兴仅有当铺和钱庄,其规模和作用与民国开元以后的银行无法相提并论。

　　三、督绍简评及历史教训

　　王金发开府绍兴，不到一年，由于采取了部分激进的资产阶级政策，在督绍的过程中,由于经验不足,或者因为自身地位的变化,受资产阶级局限性的束缚,确实也存在着不少问题，而且军政分府的政策也在不同程度上损害了封建反动势力的利益，于是在封建势力“祸绍”的咒骂声中，于1912年8月1日被迫结束军政分府。

　　当然，对于一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来说,我们不能苛求于以王金发为代表的广大民主革命者,二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也不可能通过一次革命就彻底解决，这也是旧民主主义革命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根本区别之一。王金发督绍所采取的这些革新措施虽然不能完全改变旧绍兴的社会面貌,但是这一系列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革,极大地推动了绍兴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它们为绍兴的前进“打开闸门,使反动统治再也无法稳定下来”,因而在一定程度上触动了封建势力的统治基础，也在一定程度上唤醒了民众的民主革命意识，激励着绍兴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家富强而更加勇敢地奋斗”。

　　王金发在督绍期间，推行一系列改革措施，表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者在取得革命胜利掌握政权后是确实想有所作为的，但是自1912年2月南京政府临时大总统孙中山退位，袁世凯窃国，随着整个革命党人对封建顽固势力的妥协退让，整个局势已经起变化，政治上反动气流逐渐笼罩全国。王金发面对上层压力以及绍兴本地顽固势力的口诛笔伐，不得不结束军政分府，愤然离开绍兴。这是一幕历史的悲剧，它留给后人的教训是沉痛而深刻的：

　　第一，绍兴光复，民党开府，但对于反革命势力未予镇压，甚至心慈手软。王金发督绍之初便认为革命已经成功，在《安民告示》中宣称“光复之愿已尝，共和之局已定，断无再有人反对之”，表明要“不修旧怨”。最后，致使一大批应该打倒的反革命分子没有被镇压，有的人还混进了军政分府，导致地方反动势力仍未受到根本上的铲除，至革命形势逆转之时便乘机卷土重来，兴风作浪，搞垮革命政权，扼杀革命果实。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反革命投机分子章介眉，先是在革命前期夺取政权，被逮后又输财赎身，既而投靠国贼袁世凯任为总统府秘书，斯后又极力怂恿袁世凯指使浙督朱瑞杀害王金发，同时夺回被绍兴军政分府没收的田产。

　　第二，掌握政权，却没有发动广大人民群众以巩固革命基础。绍兴封建势力虽然根深蒂固，但广大农民抗阻抗税斗争不断，具有革命的要求。军政分府鼎定后虽蠲免田赋一年，却事实上未曾恩及广大农民，也未平均地权，结果各地农民抗租斗争仍然不断发生，这就表明资产阶级即使掌握了政权，也会因认识不到农民的巨大革命潜力而将其抛弃，更没有意识到要发动广大群众，所以当旧势力向革命党人反扑时，广大群众成了旁观者。

　　第三，革命政权必须掌握在革命者手中，革命政策的推行需要执行者灵活掌握。绍兴军政分府所选用的一大批新人中，有的确实是很能干的革命志士，例如谢飞麟、王子余等人，尤其是谢飞麟辞浙江都督府总务科长不就而来绍兴襄助王金发；另外也团结了一批进步人士，如鲁迅、范爱农等人。但王金发曾为会党首领，身上不免保留部分会党习气，用人上也部分体现了个人好恶，例如财政科长黄伯卿，总务科长黄介清，盐税局长徐献琛，酒捐局长沈守鉴，为故旧亲眷；另外也任用了一批平庸无能之人，这些人身上往往体现出小农经济的狭隘思想和谋求个人出路的落后观念。用人不良的直接危害是这些人在政策的推行过程中，投机钻营，乘机搜刮，例如在禁烟当中就有不良官吏假名禁烟、私抄家室、敲诈勒索等情事，这种人就好像王安石变法中借变法为名、私心自用的吕惠卿之流。这种行为，势必导致新法实行走样，招致许多怨尤。当然，当时情况，王金发将主要精力注于北伐的准备工作上面，而没有认识到用人的重要性，还有是一时也很难招致更合适的人才。

　　王金发是民主革命的勇猛战士。他在辛亥革命的滔滔洪流中积极推动历史前进的步伐，在推翻帝制、创建民国、光复杭州、攻克上海、都督绍兴等革命活动中身先士卒、出生入死，立下了汗马功劳，后来又积极参加二次革命，最终为袁世凯的爪牙所害。每个人都有他的历史局限性，每个人都有他的思想感情，他的所作所为不能离开他所处的真实的历史现实。王金发一生中“瑕瑜互见”，且瑕不掩瑜，虽有缺点、错误，但从总体上、本质上看，他是一位应该肯定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实干家。我们今天用科学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评述王金发开府绍兴的事实，目的是为了继承革命先烈留给我们的丰富的精神遗产，以在当前的建设事业中进一步发扬革命先烈身上体现出来的奋不顾身、以身许国的牺牲精神，少年壮志、热爱祖国的爱国精神，崇尚科学、除弊革新的创新精神，紧跟时代、勇于探索的超越精神，从而探寻历史发展的规律，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

　　注释：(1)(2)政协浙江省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辑，1985.30页，111页。

　　(3)嵊州市志编纂委员会修订.嵊县志•人物传略，2007.625页。

　　(4)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辑.章导《章太炎与王金发》.123页。

　　(5)(6)政协嵊县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嵊县文史资料第五辑.谢震《徐孺人行述》、蔡元培《王君季高传》，1987.27页，11页。

　　(7)(8)嵊县文史资料第五辑163页，《竺绍康年谱》.65页。

　　(9)政协浙江省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浙江辛亥革命回忆录，1981.57页。

　　(10)(11)朱育和等著.辛亥革命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372页。

　　(12)(13)汪林茂著.浙江辛亥革命史.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10.249页，250页。

　　(14)政协绍兴县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绍兴文史资料选辑第14辑，1995.《光复会史谱》53页。

　　(15)(16)(17)张能耿著.鲁迅档案.北京：方志出版社，2003.70页，72页，73页。

　　(18)人民文学出版社编.鲁迅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8.314页。

　　(19)(20)绍兴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任桂全等编纂.绍兴市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1953页，1323页。

　　参考文献：

　　1、政协浙江省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辑，1985。

　　2嵊县志编纂委员会编.嵊县志(修订本)，北京：方志出版社，2007。

　　3政协嵊县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嵊县文史资料第五辑，谢震《徐孺人行述》、蔡元培《王君季高传》、张秀铫、张忠进《竺绍康年谱》，1987。

　　4政协浙江省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浙江辛亥革命回忆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

　　5朱育和等著.辛亥革命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6汪林茂著.浙江辛亥革命史.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1。

　　7政协绍兴县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绍兴文史资料选辑第14辑，1995。

　　8张能耿著.鲁迅档案.北京：方志出版社，2003。

　　9人民文学出版社编.鲁迅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8。

　　10绍兴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任桂全等编纂.绍兴市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

　　11、政协绍兴市文史资料组编：辛亥革命绍兴史料(内部刊物)，1981。

　　12、谢一彪著：光复会史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3、胡国枢著：光复会与浙江辛亥革命，杭州：杭州出版社，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