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羲之不仅给生活在金庭的后裔们留下了一个富有的大庄园，而且，他把高崇的道德情操和登峰造极的书法艺术，播种在这片土地上，成为金庭王氏最宝贵的精神财富。这就是人们所说的书圣文化。在金庭，书圣文化无处不在。但历史沧桑，必竟湮没了太多的旧迹，有的失去了当年的光泽，有的已经异化得面目全非，有的则被早早的遗忘。

　　在华堂村靠南的平溪岸边，有一个王氏宗祠，白墙灰檐，翘角雄浑。祠堂大门口有一口大池塘，绿荷满池。进门有一口小池塘，池水中埋着数只大缸，睡莲芬芳。这个宗祠是纪念孝子王琼和节妇石氏夫妇的，原名孝节祠。祠堂的北面，是村中东西直贯的中心街，有一条从平溪引入的水圳，宽一米左右，沿街侧而流，然后绕到祠堂的后墙，弯弯曲曲的穿过好几家农舍，有的通过道地，有的通过灶间，时稳时现。继尔又拐向中心街直流，通向村外的农田。荷池、莲池、水圳有涵洞互相连通。这条水圳，水势潺溪，清澈可爱，是村民的生活源流，名曰九曲圳。

　　华堂的村老说，九曲圳是石氏太婆赐予他们的恩惠，会告诉你许多生活中发生过的美好回忆。是啊！1600多年了，谁还能想到这九曲圳和他们的始祖王羲之有什么联系呢？当我们把荷池、九曲圳和书圣文化联系在一起的时候，那也仅仅因为，王羲之兰亭的曲水流觞给后人的影响实在太深刻了，所以，我们不得不把它作为书圣文化的遗存来探讨。在王氏后裔的园林里，往往会设计鹅池、墨沼、曲水等形制来纪念他。据《金庭王氏族谱》载，九曲圳是王羲之三十九世孙王普(1423~1496)蕙庄书院的园林遗存。

　　王普字时周，号蕙庄，是石氏太婆的曾孙。祖文高为耆民。父钝为福建漳州府儒学司训，精通朱子理学，生九子，普为长，五子暄为进士。蕙庄书院珍藏先祖诗文集并历代名贤法帖，园内遍栽兰蕙，并引水构亭，布以曲水流觞，明成化十五年(1479)，山阴朱纯访时周，作《蕙庄记》，其文曰：

　　时周为右军后裔，慨兰亭之迹既泯，方将引流构亭，以复其旧。又不敢比似先达，故不曰兰亭，而曰蕙庄，志谦也。他日会群贤以成觞咏之乐，而予亦愿操觚从事君，其许之否乎？兰和蕙，如同圣和贤，意义是相同的。时周以曲水流觞纪念先祖王羲之的兰亭诗会，“不曰兰亭，而曰蕙庄”，完全是为敬重先祖而避讳，不使后人误以为这里就是王羲之兰亭修锲处，欺世盗名。这一点极有远见。

　　我们说九曲圳是蕙庄书院曲水流觞的遗存，但决不是认为蕙庄书院的曲水流觞是华堂最早的园林形制。《蕙庄记》云“慨兰亭之迹既泯”，说明其先早有曲水流觞的园林存在，时周无非是“以复其旧”而已。那末，华堂的旧园形成于何时呢？这要从华堂村的历史说起。

　　华堂村南面有一座山，像昂首而卧的狮子，一脉长长的小山冈自西向东伸向平溪，像狮子的尾巴。狮又名狻猊，故叫这座山为卧猊山。北宋以前，王氏居住在卧猊山南的岩头村，朝南面阳，免袭寒风，地势开阔，并面对王子乔吹笙处白云洞。首纂金庭王氏族谱的宏基(1069~1126)是王羲之二十六世孙，居住在这里。百年后，宏基曾孙恺(1163~1219)，字舜臣，号水窗，迁居卧猊山北麓，其父瑀(1137~1202)，乾道进士，衢州府知事。淳熙七年(1180)，朱熹(1130~1200)为浙东常平茶盐使，奉命赈济，经金庭赴明州，瑀请于金庭讲学，论明圣道，命恺执经侍讲，并从其游。后恺于居旁建猊峰书塾，延师以教族子并四方志学青年，从己有的良墅坂田中捐三百亩为学田，以文为记，号曰“王氏书塾义供田”，即今华堂村西的义供坂。元灭宋时，猊峰书院毁于兵灾。到了至元初，恺四世孙迈(1268~1309)，字逸之，号兰室时， “绪业日广，肥沃联阡，仓箱充实，肇营广厦，黝垩丹漆，轮廓鲜明，华堂之名于是始矣！”

　　华堂村的创始，尤其是猊峰书塾的创立，和荷池、九曲圳必有联系。鹅池、墨沼、曲水流觞是王羲之书圣文化的标志物，凡有其行踪的地方，都有这些园林布置，如绍兴兰亭，嵊州独秀山等。早在唐朝以前，金庭观已建鹅池、墨沼，裴通曰：“书楼墨池，旧制犹在”。这是纪念王羲之曲水流觞的最早形制。在金庭西30公里的长潭镇，王羲之后裔南宋丞相王爚(1199~1275)的花园中，也有曲水流觞，其诗曰：

　　屹峙江边山样装，流觞曲水在其旁。

　　石松突兀高低地，荷叶参差上下塘。

　　猊峰书院是王氏第一所书塾，且是朱熹的门生王恺所建，教育子孙继承始祖王羲之的书圣文化，按曲水流觞的形制，在书院内布置园林，自然是在情理之中。所以，我们不况作一次逻辑的推断：华堂村的荷池、莲池、九曲圳是旧时猊峰书院的园林旧迹。明朝初，王氏因万石长案经历了一次毁灭性的灾难，先后有五人被捕充军，四人死于役场。25岁的孝子王琼，第一个代父充军，猝死于金陵。王琼妻石氏营家有方，而独子文高奉母守孝，竟家境大发。文高是王迈的曾孙，见祖上旧业“荒废成墟”，遂重创义塾，聚书数千卷，置田百亩，名曰继善庄。文高四子，皆副盛名，富甲一方。三子钝创藏书楼，名曰劬书阁。这就是蕙庄书院以前的历史变迁。《蕙庄记》所谓“以复其旧”，说明王恺猊峰书院时已有曲水。

　　再则，当华堂村在卧猊山北麓，初建为村时，平溪从其居东直泻北流，也需要在居北筑闸引流，以利风水。王氏“营建屋宅丘井，率重堪舆家言，信持良笃”。后世多精于卜筮者，故计设荷池、九曲圳实为二利之举。

　　华堂王氏建造荷池、九曲圳，不单单为了纪念王羲之的兰亭诗会。其实在金庭，王羲之也曾邀集五世以内的中表亲，举行过一次或二次盛大聚会，其中升平元年(357)那次，在《与谢万书》中有记：

　　衣食之余，欲与亲知共欢宴。虽不能兴言高咏，衔杯引满，语田里所行，故以为抚养之资，其为得意，可胜言耶！

　　显然，他把这次田园里的中亲聚会和当年的兰亭诗会相比较，认为虽然不能衔杯流觞，兴言高咏，但亲亲们相会在一起，共享田园的丰收果实，交流田园生活的天伦之乐，这种亲情是远胜于兰亭的。升平五年(361)是他的垂暮之年，他又给中亲们发出了一封很长的邀请信，要求“亲疏略尽”，于“末秋冬初，必思与诸君一佳集，遣无益，快共为乐”。这时，他已卧床不起，不仅“便疾绵笃，了不欲食”，而且躺在床上难以动弹，已经“转侧须人”，只能以回忆上次聚会的情景，宽慰目前。或许他预感到人之将西，所以“及当此急要，愿诸君各保爱，以俟此期”，希能将自己心中的“诸结，力聊当面”。这次聚会有否成行，未见后话，因为这一年，王羲之驾鹤西去。

　　因为金庭的田园聚会和兰亭诗会内容有所差别，虽然在形制上，华堂的荷池、九曲圳与绍兴兰亭相似，但在文化内涵方面却各有表述。九曲圳是和一条引水灌溉农田的渠道相联系的，它不是纯锐的园林设计，而是融合了田园文化，又有风水的考量，是和王羲之晚年的田园生活密切相联的。

　　荷池、莲池虽和鹅池、墨沼一样，都是纪念书圣的标志物，但表达的内容却不同。王羲之晚年酷爱荷花。在花园里，不仅植果、种药，而且在池塘里种荷花，还种了好几盆瑞莲。他在给一位长者的信中说：

　　荷花想已残。此处过四夏，到彼亦屡，而独不见已盛时，是亦可讶。岂亦有缘耶！弊宇今岁植得千叶者数盆，亦便发花，今已开二十余枝矣！颇可观，恨不与长者同赏。相远虽不远，彼时邈未可期，伏想可胜怅惆耶！

　　王羲之花园里的荷花，因种的年数短，花独不见盛开。而今年刚种的数盆瑞莲，恰开了二十余枝，觉得既惊讶又兴奋。“弊宇”是谦称，是他任会稽内史时信中所说的“吾前东，粗足，作佳观”，实际是他居住的一幢精美楼房，因信道，故曰“佳观”。这个“佳观”中，有种植荷花的池塘，所以说，荷池是对王羲之金庭田园生活的纪念，与兰亭鹅池的文化差别就这里。石氏太婆也爱荷花，他的荷池中开出了并蒂莲，成为发家之吉兆，故以荷花为祥瑞，说明华堂祠堂内外的荷池，莲池，为石氏太婆母子所建。

　　明朝以后，王氏人口大增，为纪念王琼孝子和石氏太婆夫妇，在荷池处改建孝节祠，九曲圳上也开始建造农舍，二、三米宽的渠道被墙基、巷弄修窄。农舍向圳北发展，水圳变为从村的中心街流，面貌大变，风水有移，因“西泻其口稍旷，术家以为宜加障翰，以补其空”。第四十二世尚德，字帷本，号五峰，捐己田，于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在九曲圳水口筑土塍，“计长广各该若干丈”。五峰公方年好友海门先生周汝登作《华堂建土塍纪言》曰：“兹塍之造，是所谓以人和为地利，利乃无疆，灵应先兆，王氏之福其未有艾耶！”

　　历史虽已久远，荷池、九曲圳旧貌依存，仍然给华堂人“利乃无疆，灵应先兆”。金庭王氏以孝传家，祖宗留下的荷池、曲水一直被保存下来。就以澄潭镇的王爚花园来说，直到民国二十七年(1938)新昌县潘士模游时，曲水遗迹犹在，王爚建园时的大理石、松花石散落旧地，他即兴作诗曰：

　　江山断送半堂闭，左相况难共赞襄。

　　疏广投簪忘太傅，亲仁赐第老汾阳。

　　松花大理谁收拾，苍雪沂春感废荒。 曲水至今留里巷，相传禊事继流觞。

　　“曲水至今留里巷，相传禊事继流觞”。这也是华堂荷池、九曲圳的谜底。

　　华堂王氏祠堂前的荷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