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春回剡溪

　　1952年的春天，土地改革后的农村，到处是一派生机勃勃、欣欣向荣的景象。马寅初兴冲冲地回到故乡。

　　这是马寅初解放后最早一次回故乡。他先在绍兴落脚，看望他的侄儿马本讷，马本讷当时在绍兴县人民银行做出纳，听说他的小爷爷回来了，兴高采烈地带上三个子女，去见这位从未谋面的亲戚。马寅初有些纳闷：马本讷， 47元工资，一个老婆，三个孩子，生活怎么过得去?”

　　第二天他迫不急待地回到嵊县，侄子马本中陪同他一起访问，马本中是县人民银行副行长。马寅初四哥季余的孙子马幼良在这里工作。他曾告诉马幼良，你谋职业的事，一定会有机会！果然不久嵊县解放，马幼良进了县人民银行工作。这次马寅初回嵊县，路过银行门口，就进去看了看马幼良和他的未婚妻，祝福他们恋爱成功，并且要以工作为重。

　　(二) 访问梁正荣

　　1953年，马寅初已是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北京大学校长，是一个非常繁忙的年头，他等到学校放暑假，就风尘仆仆地赶回家乡。马寅初这次回乡，听说潭头村出了个丰产模范，名叫梁正荣。马寅初非常感兴趣，一定要亲眼见见这位模范。县里派副部长方初陪他到潭头村去。

　　梁正荣是个朴实的年轻人，1951年梁正荣的水稻亩产达到1000斤，中央人民政府农业部予他“农业丰产模范”的称号和奖励。在潭头村马寅初见到了梁正荣，马寅初对他说：“兄弟也是嵊县人，这次来看看你和你的稻田。你能不能找些人来开个座谈会，大家谈谈。”

　　梁正荣找来了10来个老实巴交的农民，来到村农会里，马寅初问大家这两年来年成好不好，粮食够不够吃？潭头村的农民如实地告诉他：解放前一亩田三四百斤，如今六七百斤是平常事，梁正荣种得顶好，一亩田种出了1000斤。马寅初问梁正荣：“你这千斤稻是怎么种出来的?”梁正荣回答：我家兄弟五个，土改时分到了10多亩田，我们想一定要好好种，今年单单早稻每亩就有600多斤。”马寅初伸出大拇指赞扬：“你们五兄弟真了不起，要总结总结向农友们介绍介绍，让全村都种出千斤稻来。”

　　马寅初又问大家，一个整劳动力一年要吃多少粮食？大家比划了一下，说要600来斤。若是年成好，没有水灾，交了农业税是够吃的。马寅初说：“要好好想办法修好水利，保证年年丰收。”

　　马寅初让梁正荣领他们到村里去看看。村里人听说中央干部下村来了，都争先恐后地出门观看。小孩子也来凑热闹，前呼后拥，把路都挡住了。马寅初摸着一个个小孩子的头，和蔼地说：“小兄弟，让个路好吧！”突然，马寅初转身问副县长方初：“这次人口普查，我们嵊县有多少人口?”方初告诉他：“42万多一点。”马寅初说：“不少啊，不少啊！”

　　(三) 牵挂人口增长率

　　1954年5月，马寅初到浙江省调查研究。29日，马寅初途径嵊县去宁波。上午路过绍兴时，侄子本讷，只过了两年又添了两个小孩，五个孩子加上两夫妻，一家七口，就那么47元钱的工资，可想而知，生活的艰难。孩子长大，教育、就业、住房等问题怎么办，生孩子真是关系到国计民生啊！

　　到县城已是上灯时分。吃饭时，马寅初细细向接待他的干部询问，这些年来嵊县人口增长的情况如何，这位接待的干部报不出具体数字，但他用自己村里的数字说明：每年人口净增数高达4%。女儿马仰惠也在一旁插话说，如今青年讨老婆方便，小孩怎能不多？就说浦口，以前每次回去带几斤饼干，给左邻右舍的孩子们分分尽够了，可这两年，十几斤都不够分。

　　夜里，马寅初睡不着，吃饭时的那位接待干部与马仰惠说的人口增加的原因，引起了他的深思。全国人口普查时，根据抽样调查，估计我国人口增殖率为12‰，看来这个数字是不确信的，但是要有依据啊。从增殖的因素上来考虑，形成人口增殖率高的因素很多：首先结婚人数大大增加了。解放前青年学生“毕业即失业”，现在毕业以后，国家分配工作，经济状况改善，就具备了组成家庭的条件。政府照顾已婚夫妇，原则上分配在一个地方工作，生育的机会也增加了。随着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新法接生使婴儿的死亡率大大降低，而老人死亡率也大为降低，政府对孤寡老人有照顾，也使人口增加。国内秩序安定，死于非命的人大大减少。社会制度改变，尼姑与和尚大半还俗，娼妓问题也彻底解决，这样人口又增加了……。

　　虽然解放了，但希望多福多寿，五世其昌，儿孙满堂。有了男的，想女的，有了女的，非要个男的不可。政府对一胎生两个、三个的家庭还有经济上的补助。对多子女的，还给评“英雄母亲”。看来，我们的人口增殖率不是12‰ ，至少在20‰以上。这就意味着全国每年要净增人口1300万。从人口角度讲，中国每年为世界生产出一个中等国家。随着人口基数的增大，净增数将更加惊人。

　　这一次的调查研究，马寅初跑了十个县市的二十多个农业合作社和一个渔业生产合作社，每到一个村子，就找当地的干部和老农民座谈，询问他们这几年村里人口情况、粮食生产的发展情况和文化教育的普及等方面的情况。他深感人口问题的严重性，他最深的印象是：人口出生率高得不得了，人口的增长的速度高得不得了，这样发展下去简直不得了。这是一个迫在眉睫的必须解决的问题。他对浙江省的一位负责人说：“人口这样发展下去不得了，势必会冲击经济，冲击一切。”

　　(四) 考察农业合作化

　　1955年5月26日至6月8日，马寅初带着对农业合作化的问题，回嵊县考察访问。这次回嵊县视察召开了各界座谈会、先后走访了中爱乡、小砩乡和浦口乡。

　　6月1日，马寅初考察了中爱乡，并具体考察西港村俞苗根农业生产合作社。

　　中爱乡有14个村，有互助组105个，1954年1月成立了四个老社，在此基础上建立了22个合作社。22个合作社，一类型的是6个，二类型的是13个，三类型的是3个。有农户901户，占全乡农业人口的83%。

　　贯彻“大力巩固，坚决收缩”后，开始整顿，全乡贯彻自愿互利政策，有些社员入社时看大势，政府有贷款，想占便宜，入神地后又觉得不自由，过不惯，评工记分每夜时间很长，觉得太吃力，要求退社。有个村(宓家)54户人家，入社时，只开了二个大会就全村人入社了，当时干部只是为完成任务，不求质量，大呼隆地组织起来，到了1955年，大部分要求退社。中爱乡22个社变成12个，10个转组。通过互利政策，巩固的更巩固了。

　　关于统购统销。中爱乡粮食总产量4601366斤，总户数957户，实有人数3895人，统购任务1344813斤，社会余粮20500斤；统销户208户，核定供应数114463斤，兔购数2432720斤，公粮603928斤。

　　一路访问后，在中爱乡政府召开农民座谈会，农民主要反映：一是合作社具有优越性。劳力多，资金大，潜力挖得深，按劳取酬，生产积极性高。挖塘修坝抗旱保收有保证，旱地变成了水田，单季改作了双季，只有合作社才能办到。一些农民原来要退社，从实际生活中体会到合作社的产量比互助组高，入社时有“怕减产、怕吃亏、怕挨饿”的“三怕”，而现在“一点意见没有了。”二是合作社存在的问题：1954年秋收以后发展合作社有些急躁盲目，贪多贪大，自愿互利政策贯彻得不够好。入社中一部分是自愿的，一部分是带进来的，看大势多，顾虑重重。对于贯彻中央“全力巩固，坚决收缩”政策有埋怨情绪。对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是拥护的，但主要反映：种田人没饭吃，每人500斤谷不够吃(农民劳动时要吃四餐)，粮食年年增加，生活还是年年困难。原因是“农作物价格低，工业品价格高。”农业生产肥料也不足，每亩4斤化肥不够用。

　　马寅初这次下农村视察，对其所联系的乡村和群众的反映和影响，感到十分满意。每次谈话，首先是肯定成绩，几年来农村的发展变化对他也是鼓舞。他对党的政策解释说：“做任何事情，总有矛盾，一边做，一边解决，一边提高，这就是唯物辩证法。”“社会主义是一个集体的习惯，个人的生活与集体的生活，我们国家的强盛是由于我们六万万人一条心，一个家庭一样。”“蒋介石希望再来，他来了土地也给他拿回去了，他还要杀人，因此大家要团结起来，把统购统销与社会主义联系起来，要看到大的利益，不要只看到眼前利益。”

　　(五) 再访梁正荣

　　1955年6月7日上午，马寅初继1953年后再次访问了梁正荣及其合作社并召开座谈会。

　　小砩乡梁正荣农业生产合作社座谈会参加人员：张竹英(妇女)、赵见水(会计)、赵道兴(财务委员)、施高荣(生产组长)、赵乡长、吴苗正(副主任)、梁正元(实物保管员)、梁正荣(社主任)。

　　社主任梁正荣作了汇报：从1953年组织12户互助组，1954年2月组织起来合作社，当时只有17户，是经地委批准的。去年秋收时扩大到51户(22户是中农、29户是贫农，退了2户)，现在有53户。有水田241亩，旱地51亩；地里种麦豆、六谷、棉花等，水田不沙质土壤，差不多隔天就要车水，俗话说是“菜篮田”。1953年平均产量793斤，1954年因受水灾影响，但平均产量还有702斤。互助合作发展是正常的。种连作稻，工夫较紧，收割时劳力不足，就向山区去雇短工来解决。农忙时劳力不够，农闲时劳力有余，没有副业可搞。

　　梁正荣还谈了蚕桑生产增加社员收入；统购统销政策对有些农户有影响，有的是有粮叫苦，有的是真事，俗话是“麦出不吃米”。

　　马寅初对政府的政策作了解释：“由于统购统销了，物价稳定了国家才能建设，米不贵，布不贵，工人生活稳定，因此社会也就安定。到了社会主义，农民有了拖拉机，拖拉机是钢铁做的，那就要开矿，炼钢，造机器，假使米贵、布贵不稳定，钢铁随着贵起来，因此米布不稳定，国家就不能建设。有了物价稳定，才能到了社会主义，因此政府实行统购统销。否则，拖拉机就不会来，生活就提不高。拖拉机能耕二三尺，而牛耕只四寸。”

　　“统购统销是大事情，难免有偏差，过去反动派不管，现在人民政府发现偏差就改，，因此要晓得偏差。不改，毛主席也不会叫我来了。”

　　(六) 浦口座谈会

　　1955年6月7日下午，马寅初到浦口自己老家对农民进行座谈。

　　马寅初说：“人口太多不得了，再不控制不得了，照这样下去，50年后，我国人口会达到29亿，超过现在全世界人口的总和。”

　　乡长林芝金向马寅初汇报了浦口人民听毛主席的话，积极挑坝挖塘修水利，自愿结合搞互助组和初级社的动人景象。他在汇报中不断引用群众语言，如“社会主义真是好，就得大家搞，坐着等不到”、“到社里劳动一天是一天工，在家里坐一天是一天空”。马寅初很感兴趣，马上在纸上记下了。

　　在座谈会上，副乡长兼乡团总支书记邵章林向马老反映了统购统销中部分地方出现了购“过头粮”的情况。坂田村的唐中法、下林村的林岩水、沈家坎村的沈方范都发表了自己对购“过头粮”的看法。

　　马寅初在座谈中多次说明“农业合作化与国家工业化的关系”，对统购统销问题的解释是“人口大大增加，生活刚刚改善，又压了下去”。他主张提倡避孕，并说“准备到人民代表大会去作提案”。特别在老家访问后反映现在浦口变了样，有区卫生所、银行、合作社，人民生活确实是大改善。说“国民党搞了近百年，还不是共产党五年的建设，共产党领导是集体一条心，真是伟大。”

　　马寅初对一般老朋友访问，都是拜望式的问好问安，时间不长，但到浦口乡后，他在亲戚中直接关心探究人口问题。跟他们算“生活账”、“粮食增产与人口增多”账。他反复告诫本纳：生孩子不是个人的事、家庭的事，而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事；生儿育女这样的大事，应当从国家的全局利益着想，不要被“早生儿子早享福”的思想迷住了。他对秘书说：“看了农村土改的变化，很值得高兴，但农村孩子太多了，增加太快了，不能不使人担忧，我们国家还比较穷，如果人口不控制一下，将来国家负担会很重，势必影响工业学化。”可以说，浦口访问、座谈是马寅初控制人口思想的孕育，是“新人口论”的萌芽。

　　(七) 走访月光社

　　1956年6月4日上午，马寅初又一次回到家乡视察，走访月光社。月光社由原来石佛桥村的明星初级社、珠溪滩村的联星初级社和同星初级社联合组成，开始叫三星社，后来有人说星星的光太微弱，不如月亮明亮，所以改名叫月光社。 县长腾鹏陪马寅初一行来到月光社办公室。

　　社主任马老先出了个题目：“外边墙上写着‘—年早知道’，那你们月光社一个整劳力一年能有收入多少?”

　　郑云进回答：“我们的‘一年早知道’里，10分工分是二元五角二，一个整劳动力一年3000分，全年收入756元。”

　　此前，马寅初到江苏农村作过调查，那里一个正劳动力一年收入400元至500元左右。这里怎么有这么高？他不放心地问：“你们对一年收入700多元有几成把握?”

　　这下可把大家问住了！大家心知肚明：搞“一年早知道”时，茶叶、蚕茧的价格一律按最高顶价算，水稻产量按全部种连作稻算，10分工分1元钱是有的，一个正劳动力一年300元还是比较落后实在。

　　郑云进很为难。月光社是区里的试点社，“一年早知道”是区里办社干部蹲点摘的。当时社员们就觉得这数字是毛估估，达不到，他去说了几次，可领导不睬，还是这样宣传出去。 郑云进见马老正等着自己回答，只好嗫嚅着说：“茶叶、蚕桑，可以争取争取，稻谷产量恐怕要减少些。上级号召要我们800多亩田今年全部改种连作稻，可有些社员思想不通，弄得要命只种了一半多些。一亩连作稻是800斤，间作稻只有600多点。这样一来，粮食恐怕要相差10来万斤。”

　　马老对郑云进的回答没有半点责怪之意，反而说：“种连作稻产量高，农业社要带头推广。不过，耕作制度的转换要一步步来。今年是头一年试种，能种一半也算有成绩了。种下之后来一个对比，的确是连作稻产量高，劳力、肥料都安排得过来，明年就多种一些！”

　　那时，嵊县农村已经开始实行粮食统购统销，马老关心地问大家，粮食够不够吃。社委们说，只要年成丰熟，完成农业税后够吃了。但是要按连作稻亩产800斤计算，下派购粮任务，口粮就紧张了。

　　马老问郑云进，月光社土改时多少人口，现在多少人口。社委们告诉马寅初：土改时630多人，现在800人光景。马老记下数字说：“你们月光社6年时间净增170人，每年净增近20人，年增长率接近4%，比全国人口平均增长率要多1倍，这可是个大问题啊！”

　　马老朝郑云进点点头，“我问你，这么多孩子生出来，粮食不够吃怎么办？房子不够住怎么办？还有读书怎么办？以后要安排工作怎么办？”

　　这一连串的“为什么”，郑云进当然答不上来。马老耐心解释：“生小孩要像你们搞早知道一样，能不能搞出规划来？”“控制人口主张避孕，不是打胎。就是用避孕药或避孕工具去防止怀孕。避孕方法在欧美各国已经普遍推广，我国大城市也开始推行，农村也要尽快推行。”

　　歇了一会，马老说起蚕桑事情来。月光社的社员们十分自豪。他们告诉马老，你老家浦口的桑叶比我们多，可按人头平均还不及我们月光社。还有，月光社采下的桑籽出性特别好，名传四方，连浦口人也赶到这里来买。

　　郑云进说：“其实也没有什么学问，只要把桑籽采回来后用清水漂洗干净，不要放到太阳底下去晒，放在阴凉通风的地方晾干就好了。就这么点诀窍，使我们赚了不少钱。”

　　(八) 为崇仁镇第一农业社出主意

　　6月4日下午，县委为马老安排视察崇仁镇第一农业社。崇仁镇第一农业社的13个社委已经恭候在那里，腾县长首先把董大妈介绍给马老。董大妈名叫应运妹，丈夫姓董，土改时，崇仁区委工作同志都叫她董大妈。1952年，董大妈带领祟仁镇第九、十村的养蚕妇女办起了一个共育室，在县农技部门的帮助下，采用高温、感光、多回薄饲的方法，一张蚕种产茧60多斤，比邻村的茧产高出1／3，被评为省“模范养蚕共育室”。因此，县内县外前来参观的人络绎不绝。腾县长告诉马老，董大妈是省人民代表，是省农业劳动模范，已经两次上北京见过毛主席。马老不由肃然起敬，连连点头，向董大妈作揖，表示致敬。

　　社主任裘润金向马老作了简单的汇报，崇仁镇第一农业社是个大社，由原先第九村、十村两个村的组成，有2100多亩土地、2000多人口，比山区一个小乡还大。

　　马老问裘润金：“你们土改时有多少人口?”农业社的会计说：“1700多人。”马老一合计：“你们的年增长率是3%。”他马上意识到，这里的经济状况可能要比月光社差。当说到农业社的困难时，社委裘泉相回答道：“一个正劳力一年派到150工，每工大约一元来钱。”马老对社委们说：“农民不能永远靠一亩多田过日子，人口越来越多，田越种越少，生活永远好不起来。当社干部的要好好开动脑筋，用剩余劳力多搞些其他行业才是。”

　　急需资金，成了第一农业社的燃眉之急。马老转身要求腾县长帮他们解决些资金，腾县长满口答应。过了些日子，县里确实给了他们两万元贷款。后来，第一农业社逐步建起了桑场、茶场、果木场、养猪场，蔬菜场，10年多后成为县里一个农林牧副业全面发展的先进村。当人们回忆起发展史时，还深深地感激马老。

　　马寅初还给他们出了个主意：“崇仁在外面做事的人很多，外面汇进来的钱也不少。合作社可以向有钱的社员借，给他们收条，写明归还的时间和利息。合作社用这些资金来搞副业、办工场，从盈利中划出一些来分红。但都必须以自愿为原则，有借有还，这叫自由借贷。”

　　临走时，马老意味深长地告诫大家，人口一年年多起来，土地只有那么一点，人要生孩子，土地不会生孩子，发展生产要作好计划，对人口要进行控制。

　　(九) 走访五联社

　　1956年6月5日，马老走访了五联社。五联社由艇湖山一带的八里洋、竹山、山前、何家、艇湖5个自然村联合组建而成，是当时由县直接指导的农业社中的示范社。

　　社主任朱金木向马老介绍了五联社的情况。成立了高级社后，全社有2000来亩田，人均1.3亩。养了300多张蚕纸，年产120多担茧。有一个集体鸭场，有2000多只鸭，社员家家养猪，至少有七八百头，猪多肥多，肥多粮多，粮食产量是高的，还有几百亩竹林，竹多笋多，收入也不错。去年秋天建社后社里全部劳力出动兴修水利，在剡溪岸边筑起了一条5里多长的大堤，今后就不怕涝灾了。今年所有的水稻田全部种下连作稻，产量估计可以比去年翻一番。社里估算，一个整劳动力一年可以得五六百元……

　　马老听着朱金木的介绍，激动地说：“想不到解放才五六年，你们这里竟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正是名副其实的先进社。回去后我想带一个考察小组来，在这里住上两三个月，把五联社的经验总结出来，宣传推广出去。”

　　马老走上了五联社新筑的大堤。大堤沿着剡溪，从城关镇一直过来望不到头。站在大堤上，马老称赞：“真是集体力量大，今后再也不用担心旱涝半年粮了。”当他了解到五联社除少量山湾田外已全部种上连作稻时，对朱金木说，推广连作稻要统一干部社员的思想，要好好总结经验在全县普遍推广。

　　马老问起五联社的人口增长情况，朱金木说：土改到现在，5个村增加了200多人，人均土地从1.3亩变成1.15亩，粮食产量增加得快，过去一亩三四百斤，现在改种连作稻，—季就有四五百斤。马老认真地对朱金木说：我们不能只顾眼前，人口是越生越多。据我测算，全国一年少说也要增加1300多万人。目前我们国家每年只能安排100万人就业，有1200万人要留在农村，靠土地生活。

　　朱金木的直率，给了马老特别深的印象，后来他们成了要好朋友。马老曾6次与朱金木会面，其中两次是马老路过八里洋时，特地停车去他家里看望。马老还单独邀请朱金木到城里谈心，向这位农民朋友倾诉《新人口论》遭到非议的惆怅的心情。

　　朱金木也十分敬重马老，一直记着马老“不要多生孩子”的告诫，他只有一个独养儿子，

　　(十) 演讲“皮鞋”学说

　　1957年6月，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先生回家乡的消息传到了嵊县中学。老校长刘章新闻讯后热情地邀请他为即将毕业的两班高三学生作演讲。

　　“在坐的诸位，我说都已获得了举人资格，该是上京赶考争取功名的时候了。我非常欢迎大家到我们北大来。只要我在北大，北大的门对嵊县开得特别大，符合条件的，不受名额限制。”

　　“诸位，过去有人说，人生中，有两件事至关重要，也是一生中最值得回忆和激动人心的。那就是金榜题名和洞房花烛。但是，金榜题名可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需要付出代价。古人说的“十年寒窗苦，方为人上人”，不是没有道理的。不过，对人上人的理解，社会不同，时代不同，含义也不同。金榜题名首先要有一定的资格，还要有自己的努力。在坐的各位，应该说已经得到了资格，接着是需要自己的努力。离开高考为期不远，我希望大家珍惜时光，刻苦用功，也预祝各位金榜题名，锣响家乡，报效国家，荣宗耀祖！”

　　“考不上怎么办?不要紧，天生我才必有用！即可以继续拼搏，求取功名，也可以另辟蹊径，择业展才。关键是要树立社会不断前进、经济向前发展的观念，培养“看到今天想到明天”的超前意识，以坚强的意志和毅力去搏击。”

　　说到这里，马老朝自己脚上看了看说：“打一个比方，我脚上穿的是皮鞋，按现在人们的眼光看，大家一定会说穿皮鞋不实用，不实惠。但我相信，再过10年、20年，皮鞋一定会普及。你们在座的一定人人都会穿上皮鞋。用发展、超前的观点看，这个道理就很简单：草鞋的经济实惠，花点劳动力就可以制成，而且适用于劳动生产。但我们应该看到今后经济的发展，科技的进步，机械化生产程度的提高，到那时，劳动力涨价，时间就是金钱。何况皮鞋自身具有耐磨、舒适、美观等因素。这样一比较，道理不就明白了吗?”

　　许多聆听过马老这次讲话的嵊中学生，至今还记忆犹新。每当同窗相会，就会提起马老的这个“皮鞋”学说。

　　(十一)参观“小高炉”

　　1958年8月7日，马老随全国人大视察团到杭州，两天后他来到嵊县。马老仍像往常一样，车过王舍，下车朝母亲的坟茔走去。虽说是立秋早已过了，但王舍村农业社社员还在山田上割着早稻。

　　马老走到田埂边，握着人们的手问好。他抓起一个稻穗一粒粒地数起来，还摸摸稻草，看还有没有谷粒问：“你们说，像这样的田稻，一亩田能收多少斤？”一个老人回答：“最多600斤吧，听说人家有八九百斤的，但我们种不起来。”

　　“照你们看，一亩田能种出10万斤粮食来吗？”“那是放卫星！”一群人大声回答。

　　说起“放卫星”，大家七嘴八舌议论很多，有的说：“那是大头天话，只怕连田里烂泥都畚在里头还不到。”有的说，“亩产一万斤，松树出毛笋”，说来说去，没有一个相信。还说“芝麻来冬是麻团，芝麻跌落是团团！”

　　王舍的农民不相信“放卫星”。但也纳闷，立秋过好些天了，怎么还在割早稻？在田里割稻的多是老人、妇女，没有一个青壮年劳力。后来了解到：男女整劳动力都到南山挑水库去了，种田割稻成了后勤，统统交给社里的老人和孩童了。

　　当天，马老到县城，他本想在县长面前说说这些情况，不料“大跃进”年头，欧阳亚东县长，余国柱、冯农两位副县长全都下乡下厂了。听说县城北门外建起了炼铁的小高炉，他特地前去参观。那是一座两米多高的泥炉子，直筒筒的，像只矮烟囱，旁边有一台6尺多长的大风箱，七八个健壮的年轻人轮流着拉，这叫做“停人不停风”，一个个衣服脱得光光的，汗流满面，拉得炉火呼呼地往上窜。他问这些土“炼铁工”，一炉要多少原料、产多少斤铁，需花多少劳力、多少时间，炼铁工们都摇摇头，当然，他们从来没有去思考过这个问题，只是为了保证钢铁元帅升帐，放出高产“卫星”。

　　看到这热火朝天的场面和这跟盛夏的大热天不协调的情境，马寅初陷入痛苦的思绪中……

　　(十二)北京来信

　　这是1961年12月下旬，来自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信件，送到副县长冯农的办公室。一见那熟悉的笔迹，冯副县长就知道这信是老朋友马寅初写来的。

　　冯、方副县长：

　　1962年1月初，出京视察闽浙两省。打算在嵊县居住一星期，以便细细地看一看农村。城东人民公社有一位杨木水先生者，今年5月间，写了两篇关于《六十条》的文章，要求机要厅交给毛主席亲看。11月间，他把原文抄送了一份给我。我阅后觉得杨先生爱社心切，所言不无可采之处，惜其中有若干问题讲得不甚清楚，理由不甚充分，拟请其与我当面一谈，并请公社其他同志就他的文章发表些意见。请就预先通知杨先生平日准备。我认为这样的会谈不仅能使我更加了解农村的情况，亦可予我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我想先请杨先生来谈，俾我完全了解他的意见，而后再请其他同志参加会谈。城东公社研究后，还要访问其他公社。此外，还要请求两位县长派一速记员帮忙。一切拜托。

　　冯副县长是民主人士，分管文教卫生工作，他已经听说过，马寅初因为《新人口论》遭到中央批判，他坚持不肯检讨，已被免去北京大学校长之职。这次他又要回乡来，支持那位宣扬单干优越性的杨木水，弄得不好，又会起风波。

　　关于“包产到户”，在当年是方向道路，是很少有人敢踩这条高压线的。故马老这次出京视察，纯属顶风冒险之举。何况马老“人口论”已遭批判，在这样的逆境中，为什么还要来闯这谈虎色变的禁区呢？

　　与此同时，嵊县城东区农技站蚕桑干部杨木水也收到了马寅初给他的亲笔信。

　　杨木水先生：

　　大文已拜读，我准备一月初出京视察，在嵊县居住10天左右，当面谈过更能了解真实情况，并希望你将未谈的两个问题具体准备材料。请熟悉此问题的人一起来谈。关于找你商谈的事，我已经给你县县长、人委去了公函。

　　这位杨木水，老家在义乌，从小在杭州孤儿院长大，没有正式读过什么书。分配到嵊县担任蚕桑技术辅导员后，天天跑农村，亲眼看到由于“五风”造成的农村衰败情况。他认为，要摆脱当前困境，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在农村中推行包产到户。他深知“包产到户”已被批得臭不可闻。要推行“包产到户”，只有上书给毛主席才能解决问题。经过反复考虑，他决定去冒这个风险。但是，几个月过去了，石沉大海，杳无音讯。杨木水觉得自己人微言轻，难以引起中央领导的重视。后来，他突然想到马寅初先生，他相信马寅初先生一定会帮助他转呈的。1961年11月，杨木水把信又抄写了一份，寄给马寅初先生，在附信中恳请他把这封信转呈给毛泽东主席。

　　想不到马寅初先生不但回信，还要亲自赶到嵊县来，杨木水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他马上按马老的要求补充“包产到户”的材料。

　　1962年1月8日上午，浙江省粮食厅厅长丁友灿奉命陪同马寅初回乡视察。马老一行被安排在县人委第二招待所下榻。

　　马老问副县长方初：“嵊县包产到户的情况怎么样？波兰已经有80%的合作社解散，说是重视农民的所有权。我对这方面缺乏研究，不熟不懂，这次到嵊县，是为接到杨木水先生的来信，信中说到包产到户的事。有些说法不懂，打算同杨先生面谈一次。同时，开开这方面的座谈会，找一些人谈淡，听听各方面的意见。是不是明天上午请杨木水先生来呢？”方副县长已同马老接触多次，知道他十分健谈，点头说：“好的，我们就照马老的意思安排。”

　　(十三)与杨木水“密谈”

　　1月9日上午，杨木水接到通知，兴冲冲地赶到县人委第二招待所。马老不等杨木水开口就自我介绍：“杨木水先生，我叫马寅初，今天特地请你来谈谈有关农村的情况。”他又把坐在身旁的丁友灿介绍给杨木水：“这位是在四明山打游击出身的丁友灿先生，在浙江省做粮食厅长，我们都是老乡。”丁友灿也站起来同杨木水握手。

　　马老看看在场人，一个个正襟危坐，知道在这种情况下要与杨木水开怀畅谈是不可能的，于是对丁厅长说：“你们在这里坐坐，我想和杨先生单独谈谈。他写信给我，我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一切问题我都要汇报给代表大会的。”说着，把杨木水引到自己下榻的房间去。

　　马老把杨木水寄去的材料，摆放在自己的膝头上，对杨木水说：“你的文章我都看了，很多意见讲得很好，有的还要修改。我虽然是学经济的，但过去学的都是资本主义的东西，现在才开始研究社会主义经济，对人民公社的经营管理，还得请教你们。”马老指着杨木水的材料，问他：“杨先生，你在这里讲到，好多人要包产到户，有干部、有社员。到底是主张包产到户的人多，还是反对的人多，各占多少比例，你说得不清楚？”

　　杨木水回答说：“我认为多数人在心里是赞成包产到户的，但具体比例说不出来。”

　　马寅初又指着一处问：“你谈到调动人的生产积极性。是不是指现在有部分人生产没有积极性，造成生产赶不上人民生活的需要，所以要想方设法调动人民的劳动积极性，对吗？”

　　杨木水点头表示。马老又一一指出他的文章的不足之处。

　　马老关照杨木水：“看问题应该力求全面，挖缺点不必过于偏激，冷嘲热讽的言语务必少用”。

　　这天上午，马寅初和杨木水足足谈了3个多小时。临别时，马寅初紧紧握住杨木水的手语重心长地鼓励他：对的就是对的，正确的思想不要轻易放弃，真理是批不到的。你把材料改好，我给你带去转呈给毛主席。

　　(十四)参观南山水库和长乐中学

　　1月10日上午，县里又派出余国柱、冯农两位副县长陪马寅初和丁厅长去南山水库视察。

　　南山水库位于县境西南的南山江上，总库容量超过一亿立方米。1958年6月，动用嵊县、新昌两县几万民工，经过两年多时间日夜奋战，已经筑起了一条50多米高的拦水土坝。马老见土坝上有斜坡可上，便不用人扶持，徒手攀登。他是有名的“登山健将”，数十年来练就的功夫。

　　到了坝项，马老欣赏这湖光水色。两位副县长从下面赶上来说，建造水库花了多少人工，投入了多少资金，现在有多少亩田好灌溉、多少尾鱼好养，马老都没有作声。当余副县长说到水库已发挥了效益，过去有的农民把水库称为“送命库”，现在称为“送米库”了时，马老才点点头连声说：“好咯！好咯！”

　　从南山水库大坝上下来，他突然转身，大声地喊着冯副县长的字：“稷家，阳山中学是不是在附近？”冯农答道：“阳山中学已搬迁到长乐镇，现已改名长乐中学。”“那好！我们到长乐中学去看看。”

　　马老一行来到长乐中学，冯副县长把马老介绍给大家：“这次，马老是不远万里来到家乡视察，这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是很值得我们大家学习的。”当冯副县长介绍到教导主任马尚骥时，马老问：“你是哪里的马?”马尚骥答道：“小昆，我爸爸也是开酒坊的，与浦口马钰记酒坊有交往。”马老笑了笑说：“我们都姓马，五百年前共一家。不过如今有人把我们分成马克思的‘马’和马尔萨斯的‘马’两家了。我可是马克思的马，你呢？”说得大家都笑了起来。

　　马老接着说：“嵊县是我幼年生活过的地方，我要回来看看。阳中(即长乐中学)是稷家(冯农)老弟艰苦办学的地方，我也要来看看，旧中国穷，因穷而至于弱，因穷而至于愚，教育不普及科学不发达，国家就不可能强盛，人民生活也不可能富裕。教育是启发民智的，是立国之本。解放前，我和稷家都在北京教书，翌芳和心粲在嵊县办学，光靠教育救不了国。但是教育是百年大计，是不容置疑的。”马老对教育有太深的情感，兴之所至，有点激动。

　　马老听说师生参加生产劳动和社会活动时间过多、女生比例占2／5时点点头说：“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学校应该以教学为主，努力提高全面质量，为国家多出人才。劳动和活动不能影响教学。”

　　在参观长乐中学校园时，马老意味深长地说：“这里有幽静的环境，有美丽的校园，跟北大一样，是个读书的好地方。”路过食堂，马老问及学生的伙食情况。看到长乐中学的体育设施，马老连声说：“体育锻炼很重要，这里有这么大的操场，一定要教育学生好好锻炼。”操场四周及墙边屋角，是学生的劳动园地，种着麦子和青菜。马老幽默地说：“孔子曰‘种菜吾不及老圃。’这方面你们已经超过了孔老夫子了。”离开长乐中学时，马寅初和长乐中学的老师在学校大门口一起照相合影。

　　(十五)辩论“包产到户”

　　1月11日，这是冬季里很冷的一天，嵊县农谚称之为“阴霜灌雪”天，根据安排，在开辩论会前先要开个座淡会，地点就在城溪公社八里洋生产大队，这是马老6年前视察过的五联社中的一个村子。

　　城东区委书记于书斋在农业社干部中用心地挑选立场坚定的“精兵强将”。浦口公社党委书记邵章林首先发言，他叙述了浦口公社解放以来的巨大变化，在三面红旗的指引下，依靠集体力量大搞农田基本建设，战胜了严重的自然灾害，取得了农业生产的大丰收。接着浦口的潘阿坤、沈家坎的沈正仁、八里洋的朱金木、坂田的唐相千、里坂的童志林，一个接一个连着发言。大家都用本村的事实，说明大包干和按劳分配极大地调动了社员的积极性，形势大好，同时还尖锐地指出了“包产到户”的种种危害，表示坚决反对“分田单干走回头路”。最后，他们几乎—致要求马寅初先生向中央反映，盼望多拨些化肥、农药和农业机械下来，支持发展农业生产。

　　发言一直持续到下午4时，马老指定朱金木、沈正仁两位，后天再到城里来，作为扬木水的对立面，就“包产到户”问题，进行面对面的辩论。

　　1月13日，“包产到户”辩论会在县人委第二招待所会议室举行，除了朱金木、沈正仁和杨木水之外，余国柱、冯农两位副县长，县委统战部干部蒋文儒，县委农工部干部俞松青及速记秘书尹绍洪列席。丁友灿厅长有事先回杭州了。

　　马老他伸出两个拳头作对打状说：“今天开个辩论会大家不必绕圈子，直话直讲，放开思想，各抒己见。上午先对连作稻问题展开辩论，由一个人先讲，中间不要打断，让他把话讲完，然后第二个人再接着讲。”

　　杨木水抢先发言，他主张100%地推广连作稻，理由是：合算。种1亩连作稻只要多花两个工，连片种上连作稻就不会被虫咬光。

　　朱金木接过话题说，只能因地制宜地种。理由是：主要是劳动力不足。种1亩连作稻至少要多花8个工，连作稻的播种期为15天左右，按每亩8工计算，八里洋多数生产队要40至50天才能种下去，这样就会错过了季节，不能增产。沈正仁也赞成朱金木的主张，他以前年100%种连作稻，因误时而减产，去年少种连作稻反而全面丰收的事实加以印证，驳斥杨木水“种连连作稻合算”的观点。杨木水认输，他承认自己只懂蚕桑，对种连作稻的具体过程不熟悉。

　　接下来辩论“包产到户”的问题。这是辩论会的正题，一开始双方有些僵持。

　　杨木水又抢先发言。他一口气说出了包产到户的十大优越性：一能提高农村生产力；二能提高现有耕地的单位面积产量；三能按照各人特长分工，做到各尽所能；四能增加公共积累；五能解决施用肥料上的公私矛盾；六能有效地克服平均主义，保证多劳多得；七是不要评工计分，解决争工分的矛盾；八是奖赔合理，分配省力，可以避免干部以权谋私；九是可以减少生产队集体瞒产私分；十是有利于生产，有利于团结，有利于经营管理。杨木水还引用了两段顺口溜：“包产到户前，队长来派工，社员不愿动，干起活来磨洋工，两工抵不上一工”；“包产到户后，老子下命令，全家齐出动，老婆催老公，一工顶三工”。杨木水自忖自己研究了多日的包产到户优越性能够把所有的人都说服。

　　沈家坎大队党支部书记沈正仁立即站出来反驳，别看他是个很朴素的农民，口才极佳，他连珠炮似的给包产到户列出十八条矛盾和罪状，他说搞包产到户，计划无法安排，季节难以赶上，生产搞不好，个人主义抬头，农民与农民之间的矛盾增加，无劳动力户的生活得不到保障，贫富拉开，阶级要分化……最后他认为搞包产到户有百害而无一利，坚决反对。

　　沈正仁一说完，朱金木立即表示赞成，他指出杨木水的包产到户有四个实质性的错误：一是六十条规定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搞包产到户变成了户为基础，四级所有，违反六十条；二是分配不公，违背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三是安排不好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关系，削弱了集体经济；四是退到一家一户搞单干，农民走回头路，是绝对行不通的。他和沈正仁一样，声色俱厉，言之有据。

　　杨木水站起来大声疾呼：“我坚信，搞包产到户，是摆脱当前农村困境的唯一出路，包产到户决不是方向道路问题，而是经营管理问题。”

　　双方辩论激烈相持不下，一直到下午5点钟光景，马老才说：“这样辩论很好，大家都不火，这种辩论好极了。”他只就辩论的形式作了肯定，而没有对辩论的内容判别是非。

　　这天夜里，马老受了风寒在这隆冬的季节里，马老带着病，带着难言的遗憾匆匆地离开。这是马老最后一次来故乡，从此以后，有生之年再也没有回过眷念不息的嵊县。

　　参考资料：

　　一、《马寅初在故乡》政协嵊县文史委员会编

　　二、《马寅初传》杨建业著

　　三、《大梦谁先觉》高光著

　　四、《马寅初的最后33年》彭华著

　　五、《马寅初的故事》马玉淳著六、《马寅初纪念馆专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