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光是中国无产阶级音乐运动的先驱者之一，著名的革命音乐家。他创作的许多抗日革命歌曲，对中华民族的抗日救亡运动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他开创了海外爱国、爱家歌咏的先声，是我国电影音乐的开拓者，在中国现代音乐史上和中国电影发展史上都起着重要的作用。叶挺将军称他是“中国的音乐之星”；聂耳称他是“我们的导师”；《新华日报》则赞誉他为“民族的号手”，他是被中央列入著名烈士传中的英烈。今年是任光同志诞辰110周年，也是他在皖南事变中牺牲70周年，我们深切地怀念这位伟大的人民音乐家，他永远与山河同在。

　　一、童年时期

　　任光，1900年11月9日出生于浙江省嵊县(今嵊州市)城关镇东前街(现属白莲堂社区)的一个石匠家里。父亲任智兰，是位心灵手巧的石工师傅，常年承接周边的建石桥修庙宇的一些工程。他在住宅的临街北面开了一爿“任万盛石铺”，出售自己加工的石磨、石猪槽等石具产品。为增加家庭收入，店中还兼营着出售草籽种的生意。

　　任光原先出生的老房子(即先前的店铺)，因城市拆建现已不复存在。但后来移居的三进台门(即现在的东前街90号)今尚在。任光的母亲张彩琴生育了五个子女：任光为老三，哥哥任升金，姐姐任林仙、弟任华、小弟任冰。母亲除了料理家务外，空余时间还做一些养蚕缫丝的工活，以挣钱补贴家用。

　　嵊县是个人文荟萃的地方，百姓历来比较重视文化教育。任光从小聪明好学，父母亲对他寄予厚望，节衣缩食地要把他培养成才。

　　任光七岁就被送入二戴小学读书。嵊县乡民为纪念东晋时隐居剡县(即嵊县)的戴逵、戴颙父子而建造了戴公祠，二戴小学是在该祠的基础上建立的。据史书记载，戴逵不仅博学善文且重情操，工书画，善雕塑，并通音律，弹得一手好琴。据传当时的一些王公贵族闻戴善鼓琴，便差人召他，戴坚决不愿为伍，即在来者前摔破琴说，“戴逵不为王门伶人”。从此他隐居剡县，决然绝足豪门音乐之差事。二戴小学的老师在讲述校史时经常提到戴逵这些历史渊源故事。任光自小就受到戴逵的品格、技艺、言行的影响，在幼小的心灵里孕育了要让音乐为大众百姓服务的理念。

　　任光音乐天才的形成，据众多行家的分析研究，认为除他的音乐天赋外，确与嵊县的乡士文化和家庭因素有着密切的联系。在任光孩提时期，嵊县民间百姓中的吹、拉、弹、唱已相当普遍，民间小调，民间歌谣，以及后来发展成越剧之“的笃班”，在当地非常流行。由于受到地方戏曲的熏陶，耳濡目染之下，任光从小就热爱上家乡的戏曲音乐，并进而产生了极为浓厚的兴趣。父亲有时带他到乡间石砼去看采石，他听到嘹亮、悠扬、富有节奏感的石工号子歌更感新奇并着迷。嵊县浓厚的民间音乐氛围的熏陶和乡间先贤的影响，催生了他的音乐天才，他在入读嵊县中学时，已能拉二胡，会吹铜号，善弹风琴，已被同学们称为“小音乐家”。

　　家乡的山水、故乡的音韵乐声影响了任光的一生。他的惊世之作《渔光曲》发表后，一位颇有音乐造诣的老人听后说：“任光的《渔光曲》中充满了嵊县“的笃班”小调和越剧的韵味”。

　　在任光童年时期，小小的嵊县曾掀起了抵制日货、反对袁世凯卖国的小浪潮，他也上街作反帝宣传，在幼小的心灵中萌生了爱国主义思想，播下了反对外来侵略的种子。

　　二、求学深造

　　1917年，任光从嵊县中学毕业，学习优秀的他满怀信心地到杭州报考了之江大学，考后其感觉十分良好。不料放榜时，平日成绩不如他的同学录取了，而在班上常考第一的任光竟然榜上无名，全家人都处在茫然之中。嵊县中学周志由校长，是位爱生如子的老先生，平日做事十分认真，对此他也大惑不解，非弄个水落石出不可，遂揣着一颗不平之心赶到杭城，去找之江大学校长查阅试卷。谁料到摊开任光的数学试卷一看，试题解答非常优良，但上面竟批着“该生违反试场守则，着记0分”。周校长又立即找到那位监考老师，监考老师更是位办事极为认真的人，他说：“对这位考生我也十分同情，其实他并无作弊，而是在答卷时，风将他考桌上的一张纸片吹落，他未经准许离座自行捡起，违反了严格的试场守则。”周校长回来后，对自己的学子非常同情，积极鼓励任光去上海另考他校。凭着他的学识和才能，任光考进了上海震旦大学。这是一所法国人创办的教会学校，教师上课全用法语。任光在预科班读了两年，就学会了法语。在校期间，由鲍迪埃作词、狄盖特作曲的《国际歌》随着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震撼了全世界，也激荡着古老的中国，这使他开始懂得了革命道理。他本着热忱的爱国之心，积极参加了学校和社会上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任光从此在这里踏上了光辉、艰难的追求真理之路。

　　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让任光心潮澎湃、激动不已。当时，许多有为的青年为了探索中国的未来，投入了留法勤工俭学运动，这股新文化浪潮在上海震旦大学掀起了波澜。在爱国精神的感召下，任光决心发挥所长，立志学好音乐，用音乐作武器，唤起民众，争取光明，为振兴中华效力。当时国内尚无音乐学院，而法国已是世界的文化艺术中心，他萌生了去法国勤工俭学学习音乐的念头。但在他向父亲说了这一想法后，却被父亲一句“海阔洋洋，忘记爹娘”的话挡住了。结果，还是嵊县中学的周志由老校长支持他，三番五次地到任家去劝说，终于以“好男儿志在四方”的爱国思想打动了父亲的心。当时家中确无资金，父亲遂将东前街的店铺以任光的名义作抵押，向汪集丰钱庄借到了一笔川资，才使任光实现了去法国学习的愿望。1919年8月25日，任光乘“盎特莱蓬”号轮船离开祖国，于10月1日，抵达法国马赛，在经过努力后进入了里昂音乐学院学习。

　　任光在法国学习刻苦勤奋，成绩非常优异，教授们都喜欢这位长得挺帅且又极赋音乐天才的异国学子。为解决学习费用紧张的问题，任光经常拉着人力车为一家皮鞋厂送货。在一次送货途中，不幸被汽车撞倒而跌落门牙，他不得已只好请假休息。里昂音乐学院对学生十分负责，在请假期满后，专门派一位年达花甲的老教授热心地为他补课。谁知这位老教授有一手绝技，竟是法国最有名的钢琴调音师和修理师。他见任光忠厚勤奋，好学上进，倍加关爱。他劝任光不要再去拉货，让他跟着帮忙，边干边学并赚取点学费。还表示愿意将自己整套的钢琴调音和修理技术传授给他。果然，名师出高徒，任光因此学得了一手高超的钢琴调音、修理和演奏技巧。1924年，任光在法国完成学业后，这位教授又推荐他去越南河内亚佛琴行担任钢琴师兼经理。

　　然而强烈的爱国之心让任光总是惦念着自己的祖国，三年后他毅然辞去了亚佛琴行这个对常人来说称心如意的职位。在1928年，任光辞别了很爱他但又不愿来中国的法国妻子决然回到中国上海。这时的任光，已是中国一流的钢琴演奏家、调音师和修理工程师了。

　　三、上海风云

　　上海当时被称为“十里洋场”，许多外国人都在上海开公司。任光回到上海后，进入了法商的百代唱片公司当音乐部主任，负责音乐节目的造型和录制工作。百代唱片公司是法国著名的跨国公司，在国际上有较大的影响力，在世界一些大都市设有分公司。任光是外商的高级雇员，待遇很高，他在徐家汇有花园式小洋房，有专用小汽车，月薪已高达数百银元，但他并没有沉湎于高档的生活享受。为创作具有时代意义唤起民众的歌曲，他很快与共产党领导的左翼革命音乐组织发生了联系，并结识了田汉等左翼文化人士，接受了进步思想，从而使他的音乐才华得到了更好地发挥。当时，后来《义勇军进行曲》的作曲者聂耳，还在一个合唱团里吹小号。有一次任光来到这个合唱团，凭着他极敏感的辨音能力，很快发现了聂耳的才能。他马上将聂耳介绍到上海百代唱片公司音乐部工作，并且不久使聂耳成了音乐部的副主任，成了自己的助手。这为聂耳后来创作出《义勇军进行曲》等抗日新曲提供了极好的条件。聂耳生前一直叹服任光的钢琴伴奏是“美的旋律”。任光和聂耳在一起共事，真诚地互相帮助，交往合作，增强了两人间的战斗情谊。聂耳深深地感激任光的知遇之恩，一直称任光为“我们的导师”。

　　1933年1月，任光与聂耳、吕骥、张曙等在上海参加由田汉发起组织的“苏联之友社”音乐小组(又名“中苏音乐学会”)。他们经常相聚在一起共同学习、研究苏联的优秀歌曲作品，探讨作曲方面之得失，经常参与拥护苏联、拥护苏区、拥护和平的人民民主权利政治运动。同年2月，任光又与聂耳、张曙、吕骥、安娥等人在沪发起成立“中国新兴音乐研究会”，探讨中国新兴音乐的理论和创作发展的道路等问题，积极为音乐注入新时代的灵魂。任光还利用自己是外商高级职员的特殊身份，常把自己的小洋房作为苏联之友小组、新兴音乐研究会、左翼剧联音乐小组的活动场地，把自己的小汽车供音乐研究会作交通工具，利用自己的有利条件掩护地下党员脱险。任光还充分利用他在百代唱片公司的职位，给予音乐界的同志在出版、传播以及经济方面的大力支持。1933年中共在上海成立“中国电影文化协会”，任光与聂耳、夏衍、田汉、蔡楚生等人当选为刚成立的协会执委。大会号召电影工作者要积极投入“电影运动的向前运动”，去共同建设“新的银色世界”。任光为了写好反映渔民生活的歌曲，他不辞辛苦地到崇明岛等地和渔民一起生活。可以说《渔光曲》的成功，即是知识分子和人民大众相结合的结晶。

　　1934年6月14日，电影《渔光曲》在上海公映，出现了我国电影史上从未有过的轰动。任光所作的影片插曲，“云儿飘在海空，鱼儿藏在水中……鱼儿难捕租税重，捕渔人儿世世穷……”轰动了整个大上海。其歌曲以越剧特有的抒情韵味和凄婉悲凉的曲调，描绘了渔民沉重的劳动和贫困的生活，很好地渲染和烘托了影片的主题。《渔光曲》很快风行于世，成为家喻户晓的名曲，十几万张唱片被抢购一空。电影《渔光曲》在酷暑中连映84天，出现了场场暴满的空前盛况，打破了当时《姐妹花》电影连映60天的记录。1935年2月，《渔光曲》参加了在苏联莫斯科举办的国际电影节，获得了荣誉奖，成为中国第一部在国际上获得荣誉奖的影片。由于该片的成功，很快地形成了电影要配上音乐才能卖座的潮流，《渔光曲》的成就也奠定了任光在电影音乐史上的地位。

　　此后，任光还为中国第一部以流浪儿童为题材的左翼影片《大路》和《迷途的羔羊》等影片配乐作曲。从1933年到1937年，任光共为12部电影谱曲，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当时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的痛苦生活。其中电影插曲《王老五》、《大刀进行曲》更是风靡一时，成了当时极为流行的歌曲。当时在上海的任光和聂耳一同成为中国左翼电影音乐的开路先锋，他们共同开创了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革命音乐的新时代。

　　四、再度出国

　　日军侵华的“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国亡家破祸在眉梢”之际，中国人民忧心如焚、义愤填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展开了如火如荼的救亡运动。任光积极投身抗日救亡斗争，亲手创作了许多激励斗志的歌曲。一时间抗日救亡歌咏运动风起云涌、蓬勃兴起，音乐成为动员民众、团结国人的巨大力量。1932年，任光创作了齐唱曲《十九路军》，歌颂了十九路军在上海英勇抗战的业绩，这是我国最早的抗日歌曲之一。接着任光连续创作了《少年进行曲》、《和平歌》(又名反侵略战歌)等。1936年5月，他以“前发”为笔名，发表了合唱歌《打回老家去》，这是一首安娥作词、任光配曲的歌曲，是一首一人唱万人和的抗日救亡歌曲。它强烈地表达了中国人民誓死收复失地的钢铁意志和百折不挠的英雄气概。任光这首歌在艺术上具有激动人心的感染力，强烈地表现了不愿做亡国奴的民族呼声。歌曲以刚毅雄浑、悲壮激昂的音调，连绵不断、饱含动力的节奏，受到全中国人民的欢迎，这是他抗日救亡歌曲的代表作。这首歌在上海民众歌咏会演唱后，不胫而走，与聂耳的《义勇军进行曲》、冼星海的《抗日军歌》、吕骥的《中华民族不会亡》、孙慎的《救亡进行曲》等汇合一起，成为最富号召力的抗日救亡歌曲。

　　这些歌曲很快传遍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应该说这是任光他们对我国抗日时期革命音乐发展的历史性贡献。在上海期间，因为百代唱片公司是法商经营的，制作唱片可免受国民党官员检查，他便充分利用这一条件，先后录制了大量的冼星海、聂耳等左翼音乐家的歌曲唱片发行市场。抗日战争开始后，他又录制了大量的抗日救亡歌曲，让抗日救亡歌曲通过唱片，迅速汇成一股抗日潮流涌向全国，从而极大地鼓舞了抗日救亡的斗争。

　　日本侵略者对这些富有鼓动力的抗日宣传十分恐慌，日本驻上海领事馆挖空心思地打听，终于探知这些唱片的制作和抗日歌曲的作曲者前发，原来就是法商百代唱片公司的音乐部主任任光。于是他们向法国驻上海领事馆提出抗议，指责法国的唱片公司不该制作“敌视日本国”的唱片，当年8月，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下令禁唱歌曲《打回老家去》。法国的老板为保护任光，劝任光去越南河内的百代唱片公司任职，并提升他为经理，但任光却不愿做拥有洋房、汽车、高薪和平静、安全的创作环境的经理，他坚定地说：“我是中国人，抗日是义不容辞的，我决不当逃兵！”日本侵略者见恐吓也吓不倒任光，决定派杀手暗杀他。面对随时袭来的刀光剑影，组织上和友人们为保护他的安全，在1937年8月一个凄风冷雨的黑夜，将这位怀着满腔爱国热忱、正可大展才华的音乐家送上了去法国的邮轮，借此让他进入巴黎音乐师范学院进修。

　　任光在法国进修期间，担任了法国左翼组织“民众文化协会”的委员，并与抗日爱国人士密切联系，广泛地进行宣传中国抗战的音乐活动；到中国共产党在巴黎办的报纸《救国时报》社教唱救亡歌曲；组织巴黎华侨合唱团，为救济国内难民举行募捐公演。一次，在由42个国家代表参加的反法西斯侵略大会上，他指挥华侨合唱《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和《牺牲已到最后关头》等抗日歌曲。一些国家代表赞扬说：“中国现代歌声蕴藏着中国的无限希望”。又如在巴黎民众歌唱团为西班牙难童募捐举办的歌咏比赛会上，他登台为自己的新作《中国进行曲》作钢琴伴奏。当时法国报纸曾赞誉：“这次节目最成功者，当为中国人民作曲家——任光先生所作《中国进行曲》，该曲能充分表现出他对祖国人民抗战的同情与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之决心。”任光虽在异国他乡，但他时刻关心和挂念着祖国的抗日救亡事业，每当夜晚，望着东方的星空，一心企盼着能提前回到抗日的队伍中来。

　　五、回国抗日

　　1938年10月1日，任光偕同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一起从法国启程，经香港到达武汉，随后又去长沙、贵阳等地，在此期间他继续全身心地投入抗日宣传活动。他又以极高涨的爱国热情创作了《高粱红了》(又名《青纱帐里》)，以生动活泼、雄壮有力的曲调，把“高粱当帐篷，大地当卧床，月亮当作灯”，来反映抗日游击队的战斗生活，表达抗战必胜的信念。同月下旬，他又随同郭沫若领导的国民党政治部第三厅转赴重庆，与蔡楚生、史东山、阳翰笙等人一起从事电影音乐工作。为了推动国统区的群众歌咏活动，他热情地向社会各界介绍法国巴黎的民众歌咏活动情况，呼吁报界经常刊登救亡歌曲，为抗战服务。

　　1939年5月，国民党政治部在三厅推行“防共反共”的方针，对三厅人员进行限制干涉。任光只好脱离三厅、离开重庆转赴新加坡，客居华人区中的峆路公寓。当时郁达夫应聘在新加坡担任《星洲日报》副刊编辑，任光经常到他的报馆，了解中国抗战形势发展情况，时刻记挂着祖国的命运。他还在新加坡组织华人革命组织“铜锣合唱团”，举办“民众歌咏训练班”，致力于在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的海外华人区开展音乐人才培养和抗日救亡歌咏运动。

　　任光在新加坡期间创作了歌剧《洪波曲》的音乐，这是中国新音乐运动中涌现的又一部新歌剧。它取材于抗日战争初期国民党军队与侵华日军在山东进行的驰名中外的台儿庄会战。剧作者安娥深入前线、实地采访，以池锋城师长指挥的三十一师顽强抗击日军、坚定据守台儿庄为全剧主线，歌颂了军民密切配合，英勇抗日保卫台儿庄的业绩。任光以歌剧脚本为基础，采用民族民间音调为素材，运用欧洲现代音乐的技巧，通过独唱、对唱、轮唱、混声合唱的形式，完成了这首民族新歌剧，成为中国抗战史上唯一歌颂台儿庄战役的大型音乐剧作品。

　　1940年4月，任光自新加坡取道昆明，返回重庆，在郭沫若领导的政治部第三厅艺术处工作。他顶着当局的高压政策，为抗日游击队创作了由田汉作词的齐唱曲《不害怕进行曲》，这是一首坚决反对日、蒋、汪共同策划“出卖中国，联合反共”的歌曲，全曲带着民歌风味，采用山歌形式，向人们宣传中共中央的三大政治口号：只有抗战到底才能救中国；发动国统区同胞去敌后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战争；坚持持久抗战，全面抗战。此歌自信有力，鼓动性极强，曾在1941年5月延安《歌曲半月刊》上刊出。

　　由于国民党顽固派加紧反共、制造国共摩擦，白色恐怖笼罩了重庆山城。国民党顽固派以改组政治部为名撤销了第三厅，此时任光接受陶行知校长建议，转至重庆育才学校音乐组，为抗日难童学校授教钢琴、作曲等课程，课余还组织育才学校教师合唱团排练他和安娥所作的歌剧《洪波曲》和冼星海作曲的《黄河大合唱》。

　　六、血洒皖南

　　1940年7月，新四军叶挺军长到达重庆，热情邀请任光去皖南。经周恩来同志批准，同年10月，任光和一些文化界人士随新四军的几位同志前往安徽省泾县云岭新四军军部，被分配在战地文化服务处，负责音乐工作。

　　在部队里，任光也剃了个平头，穿一身灰色军装，除了有一件淡军绿色的羊毛衫外，穿着完全和战士一样，根本看不出他是一位在国外生活了十几年颇有名气的音乐家。他平易近人，脸上经常挂着微笑。到部队后不久，他就为新四军创作了第一首歌曲《擦枪歌》，战士们非常爱唱这只歌。那时部队里没有一件象样的乐器，军部就通过地方人士从远地集镇上的一所小学里借来一架风琴。任光把这架风琴作为自己音乐创作伴音的唯一乐器，经常坐在风琴前自弹自唱。在平时较多的时间里，他为部队文艺骨干教唱抗战歌曲，在其他时间里，则忙于搞创作，有时则喜欢到连队或附近农家中与战士和老乡操着满口嵊县话拉家常，他和周围的同志相处得很融洽。在一次联欢会上，他演唱了风趣诙谐的电影歌曲《王老五》，由于他唱得十分生动真切，战士们从此竟呢称他为“王老五”。那时部队经常要在大操场集合开会，会前，拉歌声此起彼伏，气氛异常热烈，就有人会站起来领呼：“王老五，来一个！”接着全场就爆发出“王老五，来一个！”的一片喊声。随着雷鸣般的掌声，此时，任光会毫不犹豫地站起来，走到台前，边演边唱，惹得全场指战员和周围老乡们都乐开了花，会场上便顿时沸腾了起来。新四军中，凡是有行军和演习的间隙，只要有一个人哼起《王老五》一句歌词，大家就汇应声合唱，随即又是一阵欢笑。这首歌竟在新四军中起到了增强团结、提高士气、发扬乐观主义精神的鼓舞作用。

　　叶挺十分看重任光的正气和才华，工作空余，常和任光在院子中谈心，商谈文化音乐工作的有关情况。他非常关心任光的生活，每月给任光提高生活伙食补贴。但任光从不去享受特殊待遇，而是和战士们一起躺地板，吃大锅饭。新四军第一支队陈毅司令员看到任光到连队去体验生活，还对叶军长说：“你把大音乐家的身体搞垮了，可不得了！”会后陈司令员还常去看望任光，“希望任光能写出反映战士和军民关系的歌”。任光对陈毅的指示也铭记在心。

　　1940年10月下旬，国民党顽固派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中国共产党本着团结抗战的精神，决定新四军渡江北撤。同年底，新四军军部发出了《告别皖南书》，任光随即创作了《别了，三年皖南》(后改为《新四军东进曲》)。歌曲写道“……三年的皖南，别了！哪个来拦路，哪个被打倒。冲破重重叠叠的封锁，冲进日本鬼子窝巢。我们一定胜利，我们一定达到目标！”这首雄壮的歌曲，先由军号吹出嘹亮的前进号声，中间伴以激越的军鼓节奏，歌声充满坚强不屈、勇往直前、无坚不摧的精神。为迅速传播这首歌曲，任光经常亲自到部队中去教唱，受到战士们的热烈欢迎。此歌很快在新四军中流传开来，成为全军最爱唱的歌曲之一。这是任光一生中创作的最后一首歌曲。

　　1941年1月4日，任光和他新婚才三个月的妻子徐瑞芳(1918-1942)随军部一起转移。徐瑞芳是广东省东莞人，又名徐韧，是位美丽、端庄、热情大方的姑娘。她出生于知识分子家庭，抗战前在上海同济大学读医科。但她很喜欢音乐和文学，还能用英文、法文演唱歌曲。抗日战争爆发后，她随学校流亡到昆明，她怀着强烈的爱国热情向往到抗日前线工作，1940年7月，经批准她辗转数千里来到皖南新四军。她脱下旗袍，穿上军装，分配到和任光在一起的新四军政治部工作。徐瑞芳对任光仰慕已久，她在上海读书时，就是电影《渔光曲》的热情观众，任光的名字早藏在她的心中。他们相爱后，军部为他俩举行了简朴而隆重的结婚仪式。北撤时，组织上为保护任光和徐瑞芳的安全，决定让他们与机关的老弱妇幼和病号先往苏北撤退，但都被他们谢绝了。他们自己认为正年青力壮，理应在战斗中接受考验和锻炼。在转移的第一天即逢夜行军，周围漆黑一片，冬夜寒风刺骨又夹着雨丝，狭窄的道路七高八低，路上两人竟跌了不少跤，为保证能紧跟上队伍，任光把东西全丢弃了，只有那把相依为命的小提琴仍然背在身上，这是他最心爱的“枪”。夫妻俩咬着牙关，认为一切困难终会过去，希望就在“明天”。他们哪里知道，在前面等待他们的，竟是国民党的阴谋和陷阱。

　　新四军行进的第三天，就遭到埋伏在山岭上的国民党军队的围击，一时炮声隆隆，机枪狂吼。1月13日任光和一大群军部直属队的非战斗人员，退到一个叫石井坑的小山村，居高临下的国民党军队依然疯狂地向人群射击，子弹如急雨般地飞向村庄，疲困不堪的任光当时正在村头的一个土丘上，猛然觉得身上一震，他“啊”的一声，人就软绵绵地倒下了，背着的小提琴也掉到地上，坐在旁边的徐瑞芳见状急忙扑过去，只见丈夫的军衣胸口已被鲜血浸湿。她完全慌乱了，一边将手死命地按住丈夫的伤口，一边使劲地喊：“任光，任光！”正在附近指挥作战的叶挺军长闻讯赶来时，任光已经昏迷过去，叶军长双手抱住任光连声呼唤着他的名字。但任光已奄奄一息，他脸色苍白，豆大的汗珠从额头直往下流。“伤势很重，得赶快抢救！”叶军长对身边的副官猛喊了一句。但此刻到哪里去找医生？哪里有药品？有人撕下几条布条迅即给任光包扎，但根本无济于事。一会儿，任光眉梢一动，微微睁开眼，他看到了叶军长抱住他，露出了感激之情，唯低声说了句：“谢谢军长……”就又闭上了眼睛。一代名星陨落了……

　　徐瑞芳被突如其来的悲痛压倒了，她抱住任光恸哭不止。叶挺悲痛地抚摸着她的头，安慰她道：“徐瑞芳同志，你要坚强起来，要经得住考验。”“任光同志为国家、为民族、为中国人民而光荣牺牲，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将永远牢记他的光荣历史。”这时周围的枪炮声又响成一片，部队进行最后的突围，叶挺军长急忙赶回指挥所去，徐瑞芳还扑在任光身上不住地号哭。

　　一天后，徐瑞芳在突围中也负伤被俘，被送往江西上饶集中营关押。徐瑞芳在集中营中始终坚贞不屈，和敌人展开了坚决的斗争，被难友们称为“狱中妇女英雄”。1942年6月19日，徐瑞芳等76位同志在闽北赤石镇郊外被国民党枪杀。

　　1941年2月叶挺从江西被押解到重庆途中，还念念不忘“挚友任光”，并秘密投书第三厅秘书阳翰生，嘱他转告周恩来：“任光已在我身旁阵亡”。后来叶挺被囚，他在“囚语”中写道：“深恸民族天才随余受难，惭感无已”、“余心痛如割”。叶挺对任光和徐瑞芳的不幸遇难非常痛惜，喻他们为“同命鸳鸯”。这充分反映了叶挺和任光情谊之深。

　　七、永垂史册

　　任光的一生，正是在中华民族苦难深重的岁月中度过的。那是中国历史上风云变幻的革命高潮年代。

　　任光从17岁离开嵊县，到1941年1月13日牺牲，年仅41岁，妻子徐瑞芳牺牲时年仅24岁，他们都为中国革命献出了年青的生命。任光一生忙碌奔波，全身心地投入革命音乐的宣传和创作，很少有时间回嵊县。1936年底，在西安事变后他挤出时间回了趟嵊县，积极宣传抗日救亡之思想。家族中由于受到他革命思想的影响，也有三人投身到抗日救国的革命队伍中去。他的外甥陈品华，曾任解放军指导员，在淮海战役中牺牲；外甥女陈文姑参加了新四军三五支队；侄女婿张金生，1940年9月加入了共产党，参与党的地下情报工作。

　　因任光烈士在嵊县时间较短，且又牺牲较早，在嵊县留下的史料不多。任光父亲的住房(店铺)，因任光去法国求学作借款抵押，后来因无力偿还被抵债，以致使他们全家遭受了流离失所的苦难，最后只好租住到三进台门(即今东前街90号)。任光一生曾结婚三次，第一位妻子是在法国的同学，美丽多情的法兰西姑娘葛莱泰与他一见钟情而结婚，后因不愿随同来落后且又逢战乱的中国而分离；第二位妻子是极有才华的姑娘，即是《渔光曲》的词作者安娥，终因特殊的战乱环境而分手；第三位妻子则是永垂史册的革命烈士徐瑞芳。

　　任光在党的领导下，积极探索中国新兴音乐的创作之路，孜孜不倦地从事革命音乐的创作和传播，这使他迅速成长为一位杰出的无产阶级音乐家。任光生前创作了许多题材广泛的作品，有反映劳动人民苦难生活的，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争取民族解放斗争的；也有反映社会生活的。任光一生创作的歌曲达上百首，其中最优秀的作品《渔光曲》和《打回老家去》至今还在一些纪念性的音乐会上被高唱。这些革命歌曲不但在抗战中，而且在后来的各个革命时期，都成为唤起民众的号角。任光牺牲后，重庆和延安都以不同的形式哀悼这位音乐史上的巨星，重庆的《新华日报》为纪念他而发表了悼念文章，文中称他为“民族的号手”。当时，郭沫若同志评价任光的作品是“在中国的新音乐，在民族的觉新上，在抗日的推进上，乃至在敌寇的投降上，的确是有着它的功绩。”旅居南洋的郁达夫等人闻讯任光牺牲后深为震惊，发表了盛赞任光“忠于民族，忠于艺术”的纪念文章；延安的作曲者学会，也曾出版专刊，纪念这位烈士，号召全国音乐工作者，学习任光的进取精神和面向现实的创作方向。解放后，人们继续怀念着这位杰出的革命烈士。浙江电视剧制作中心特为任光专摄了电视剧《彩云追月》以作纪念；中共中央党史办公室还将任光定为著名烈士，载入《中共党史人物传》史册。

　　任光烈士的一生是为中华民族奋斗的一生。他虽然牺牲了，但犹如一座丰碑，永远立在人民的心中。他是民族的号手，永远吹响着激励中华民族子孙迈步前进的嘹亮号角。

　　注：此材料在整理中曾参阅张秀铫同志的《民族的号手》、周乃光同志的《永远的渔光曲》、周希灿同志的《无产阶级音乐家任光》等文章，特表示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