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和十一年(355)三月初，会稽内史王羲之称疾辞郡，归居剡县金庭。他的辞郡，不仅亲友似在梦中，辅政的会稽王司马昱也曾屡劝不止，朝野议论纷纷。关于王羲之辞郡的原因，《晋书•王羲之传》颇多微词，归咎于与“王述不协”，有损于王羲之的人格。王羲之是一个对国家对人民很有责任性的人，待人接物以“骨鲠”著称，不会沉缅于一己之私和个人恩怨中，他的辞退一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有关；他又是一个笃信道教的人，好服散长生，寻仙问道，信仰止足之分顺其宿心，他的辞退也和人生理念有关。总之，王羲之的辞退既有政治的社会的原因，也有个人理想的追求。他作出这样的决定，不会像“和王述不协”这样简单，一定是在漫长的价值考量后，才“止足之分，定之于今”的。

　　“与王述不协“并非辞郡原因

　　《晋书•王羲之传》曰：

　　时骠骑将军王述少有名誉，与羲之齐名，而羲之甚轻之，由是情好不协。述先为会稽，以母丧居郡境，羲之代述，止一吊，遂不重诣。述每闻角声，谓羲之，当候已，辄洒扫而待之。如此者累年。而羲之常谓宾友曰：“怀祖正当作尚书耳，投老可得仆射。更求会稽，便自邈然。”及述蒙显授，羲之耻为之下，遣使诣朝廷，求分会稽为越州。行人失辞，大为时贤所笑。既而内怀愧叹，谓其诸子曰：“吾不减怀祖，而位遇悬邈，当由汝等不及坦之故邪！”述后检察会稽郡，辨其刑政，，主者疲于简对。羲之深耻之，遂称病去郡。

　　查这段文字，其内容与《世说新语•仇隙》有诸多雷同，现抄录于下，以示对比：

　　王右军素轻蓝田。蓝田晚节论誉转重，右军尤不平。蓝田于会稽丁艰，停山阴治丧。右军代为郡，屡言出吊，连日不果。后诣门自通，主人既哭，不前而去，以陵辱之。于是彼此隙大构。后蓝田为扬州，右军尚在郡，初得消息，遣一参军诣朝廷，求分会稽为越州。使人受意失旨，大为时贤所笑。蓝田密令从事数其郡诸不法，以先有隙，令自为其宜。右军遂称疾去郡，以愤慨致终。

　　本传比这篇《世说》的内容多，其中埋怨儿子不如王述子坦之能干，这条亦来自《世说》；另一条，王羲之说王述服阙后可当尚书，投老可得仆射，也出自《世说》刘孝标注引《晋中兴书》。《世说新语》系南朝宋元嘉中刘义庆(403—444)镇荆州时，邀集袁淑，陆展、何长瑜、鲍照等文学之士所撰，南朝梁刘孝标(458—521)注，其中注引《中兴书》，是南朝宋孝武帝时奉朝请何法盛撰。

　　徐震堮《世说新语校笺•前言》曰：“《世说新语》是南朝宋临川王刘义庆的一部主要记载汉末、三国、两晋士族阶层遗问轶事的小说”(1984年中华书局出版)。张撝之《世说新语译注•前言》也说：“《世说新语》是中国传统的志人小说的名著，主要记述了汉末魏晋人物的言谈风尚和遗问轶事”(1996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很明白，《世说新语》的研究家都认为属志人小说一类，是一部古典文学作品。《汉书•艺文志》认为，“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虽然《世说新语》中的人物是真实的，有些轶事或许事出有因，未必全是虚撰，但它是经过人为演译的文学小品，是不能把它当作历史文献的。《晋书》将小说大量的引入到人物传记中，学者褒贬不一，如唐代刘知几《史通》则提出批评。不说别的，单就《王羲之传》引《世说》与“王述不协”作为其辞郡原因，实大为不当，从历史的视角去分析它，其中破绽显见：

　　其一•说王述居山阴守母丧三年，王羲之代郡，竟久久不去吊唁，后又不经通报，便自入其门，见家人哭，又不前而返，恣意陵辱；后王述服阙升为扬州刺史，游四城不辞而别，相与报复。像这样的故事，听起来像是儿戏。《晋书》或许觉得这样的说法太不合情理，加了一句“羲之代述，止一吊，遂不重诣”。这一加，更露出了文学虚构的真相。

　　其二•说王羲之求分会稽郡为越州，这更是谙于历史的笑话。会稽郡虽在扬州辖下，但它是会稽王司马昱的分封领地，属诸侯国，内史只对会稽王负责，决定权全在会稽王手中，扬州刺史无权过问。如果要将会稽郡改置越州，皇帝必须先撤消会稽王。未经允许，就遣使赴朝廷游说，王羲之难道不懂这是欺君犯上之罪吗？再说，十年前诏王羲之为侍中，位重于刺史，而坚辞不就，且右军和刺史同为三品，何言“耻于其下”。王羲之是会稽王司马昱的姨表兄，司马昱七岁封会稽王，即征其为会稽王友，相伴八年，实有师生之谊。今又为会稽王内史，可直谏无碍，根本不会“遣使诣朝廷”，惹出“大为时贤所笑”的事来。

　　其三•王述无权令王羲之“自为其宜”。“令自为其宜”是一句官场话，意思是你犯了错误，就该自动请辞，和今天另请高就、抄鱿鱼意思差不多。按晋朝官制，内史由皇帝直接任命，王述发现王羲之过失，就该表奏皇帝敕免。再说，王述是会稽王的亲信，王羲之是会稽王的内史，会稽王会眼看他两明争暗斗吗？《晋中兴书》较重礼制，在录用《世说》是文时，将“求分会稽为越州”和“令自为其宜”二节册除了。

　　读小说很有趣，但是，如果把《三国演义》中的张飞放到《三国志》中去，那完全是判若两人了。王羲之和王述是东晋中兴时期二个品质优良、人格高崇的好官。一个以“骨鲠“著称，一个以宽容著称。他俩都是王子晋的后裔，同宗同龄，但从来没有在一起共事过。王羲之辞官后，和王述女婿谢万的关系可称莫逆之交，对他关怀备至。和他儿子王坦之理念相合，相与共谋，常有书信往来。在王羲之辞归后的书札中，也可看到“怀祖(王述字)可乎”？，“怀祖都共事”等问候和关怀的话。说他老来可作尚书、仆射，当是很高的评价，并当真言中。王述为扬州刺史，则以王羲之幼子献之为州主簿，故献之在晚年《辞尚书令与州将书》中曰：“王怀祖先辈名流，作此职(指尚书令)可谓佥允”，对王述翘指称好。从这些历史的真实中，可见《世说新语》和《晋中兴》所谓王羲之和王述构隙之说，纯属小说家言，是身后是非的文学抄作，严重诋毁并伤害了他俩的人格，误导了后人对王羲之的正确认识。如梁萧绎《金楼子》严历批评王羲之曰：

　　余以为怀祖为得，逸少为失也。怀祖地不贱于逸少，颇有儒术，逸少直虚胜耳。才既不足，以为高物，而长期狠傲，隐不违亲，贞不绝俗，生不能养，死方肥遁。能书，何足道也。这位梁元帝很偏激，认为像这样狠傲不贞的人，不值得称“骨鲠”，而且连他的书法都不足道。这是多么深的误会，确实造成了研究王羲之的极大困惑。我们不该听信这些文学抄作，应努力探求历史的真实性，还给一个本真的王羲之。

　　称疾辞郡的主要原因

　　王羲之素称“自无廊庙志”，尤“不乐在京师”，对做官并无刻意的追求。他为江州刺史时，诏为侍中，坚辞不就，待职吴兴数年，实际上已经辞退过一次了。永和四年(348)诏为护军将军，又表求“驱使关陇、巴蜀”，戍守边关，后经扬州刺史殷浩厉言相劝，虽勉而就之，但心存忿懑。其与益州刺史周抚书曰：

　　六日。昨书信，已得去。时寻复逼，或谓不可以不恭命，遂不获已。处世之道尽矣，何所复言。

　　“处世之道尽矣”！是说做官做到头了，已经没有道理可讲了，似乎已生退意。在京都做了三年护军将军，便求外放盛产文房四宝的宣城，结果会稽王司马昱征其为会稽内史。从到任后写给司马昱的信中，看得出他很满意：

　　羲之死罪。复蒙殊遇，求之本心，公私愧叹。去月十一日发都，违远朝廷，亲旧乖离，情悬兼至，良不可言。且转远非徒无谘观之由，音问转复难通，情慨深矣！故旨遣承问，还愿具告。羲之死罪。

　　王羲之早先为司马昱会稽王友，今复为其内史，“复蒙殊遇”即此意。“求之本心”谓真心所求，诚愿此职。虽称心如意，但如《晋书》本传所说，“初渡浙江，便有终焉之志”，已经有了做满一个任期便辞退归耕的打算。他的这种想法，在永和九年(353)三月的《兰亭诗序》中已经有明显的表露：

　　不知老之将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随事迁，感慨系之矣！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犹不能不以之兴怀。

　　王羲之感叹，人老了，几十年的仕途生涯厌倦了，人的思想感情随着各种事件的发生而变化，过去喜欢做的事情，俯仰之间“已为陈迹”。新生活将要开始，为此以文会友、乐淘山水的聚会，怎不叫人感慨兴怀。兰亭诗会可以说是王羲之回归自然的一次尝试，等待着机会的到来。

　　兰亭诗会后，江东发生饥荒。据《晋书•穆帝纪》，永和九年，“三月旱”，“五月大疫”。《晋书•王羲之传》曰：

　　时东土饥荒，羲之辄开仓账贷，然朝廷赋役繁重，吴、会尤甚，羲之每上疏争。

　　在饥荒严重的情况下，王羲之提出了免征、赈济、清仓、肃贪、断酒等一系列安定灾民，防止流亡的主张，但撑握决策权的会稽王司马昱却置之不理。王羲之一莫筹展，多次写信同僚，叹惜曰：

　　知郡荒，吾前东，周旋五千(百)里，所在皆耳，可叹！江东自有大顿势，不知何方以救其弊。民事自欲叹，复为意卿示聊及。

　　断酒事终不见许，然守尚坚，弟亦当思同此怀。此郡断酒一年，所省百余万斛米，乃过于租。此救民命，当可胜言！近复重论，相赏有理，卿可复论。

　　百姓之命倒悬，吾夙夜忧此。时既不能开仓瘐赈之，因断酒以救民命，有何不可？而刑犹至此，使人叹息。吾复何在，便可放之。其罚谪之制宜严重，可知治。日每知卿同在民之主。

　　“吾复何在，便可放心”的意思是说，既然我的主张一事不依，在这个职务上还有什么用呢，应该让我辞退。“放归”之念，油然而生。

　　正当饥荒漫延，难民流落，民心燥动时，会稽王非但不用力救灾，反命殷浩北伐，追征会稽税赋。王羲之急不可耐，连连写信给殷浩和会稽王，以剧言劝止，但会稽王置之不理。王羲之认为北伐内外条件未备，一年前谢尚攻昌许，兵败诫桥，敌势正旺。度量彼我态势，希望停止北伐，退兵以保江、淮。并说“若不如此，社稷之忧可计日而待”。王羲之致殷浩书483字，致会稽王书559字，是他留世的众多书信中言词最激、文字最长的二封信，说北伐“不亡何待”，又比称“秦政”，“恐胜、广之忧，无复日矣”！把北伐称为亡国败举。但他的耿耿直谏，却似泥牛入海，“吾书未被答”，会稽王显然冷落了他，更增加了他对时局的悲观，因而深深陷入了进退二难的境地。其致亲朋的信尽吐心中苦情：

　　知数致苦言于相，时弊亦何可不耳。颇得应对不？吾书未被答。得桓护军书云，口米增运，皆当停为善。

　　增运白米，来者云必行此，无所复云。吾于时地甚疏卑，致言诚不易。然太老子以在大臣之末，要为居时任，岂可坐视危险？今便极言于相，并与殷、谢书，皆封示卿，勿广宣之。诸人皆谓尽当今事宜，直恐不能行耳。足下亦不可思致言耶？人之至诚，故当有所面。不尔，坐视死亡耳。

　　“相”即辅政的司徒会稽王，王羲之“数致苦言于相”，甚至“极言于相”，“而吾书未被答”，一腔热血，受到会稽王的如此冷落，觉得自己的主张“直恐不能行耳”，但又不能“位居时任，岂可坐视危险”，故而顿生“吾复何在，便可放之”的想法，成为称疾辞郡的导火线。

　　王羲之由于和执政者北伐方略和救灾理念的政见分歧，是称疾去郡的决定性因素。在这种背境下，其处世理念和宗教崇拜应时萌动，成为称疾去郡的公开理由。永和九年(353)十月，殷浩北伐攻许昌，途径山桑(安徽蒙城北)，前锋姚襄反叛，北伐告败。可以这样认为，殷浩山桑败绩后，是王羲之抽身而退最体面的时机，也是“骨鲠”秉性之使然。他写给会稽王的第一封辞郡书当在此时。他在和友人讨论道法优劣时，也提到了辞郡，其书曰：

　　吾所奉，设教意正同，但为形迹小异耳。方欲尽心此事，所以重增辞世之笃。今虽形系于俗，诚心终日，常在于此，足下试观其终。

　　为了终日不懈修炼道法，因而笃增了辞世的决心。“重增”道出了“辞世之笃”的内心玄机，说明他早有辞郡之意。王羲之已经五十多岁了，人生几何。他想信服散入道必能长生，所以必须为自己留出几年修炼时间，实现“所怀之重者”的人生理想。下面这封信，是他将归金庭庄园时写的，是对辞郡原因的真情告白：

　　若世怀不尽，前者自当端坐观时，直方其道，或将为世大明耶。政有救其弊，□算之熟悉，不因放恕之会，得期于奉身而退，良有已！良有已！此共得之心，不待多言。又余年几何？而逝者相寻，此最所怀之重者。顷劳服食之资，如有万一，方欲思尽颐养。过此以往，未知敢闻，言止于今矣！

　　当然，尚子平的毕娶远游，石奋父子的万石之风，疏广、疏受叔侄的功成身退，这些悠然止足之分的先贤，也是他学习的榜样。

　　称疾辞郡的经过

　　按晋制，王羲之辞郡，必须上疏皇帝御准，准辞后，还得等到新官到任后才能离职。这往往是一个旷日持久的过程。作为内史，他必须先到得会稽王的同意。他在一封信中，向亲友诉说了这一漫长的过程：

　　鄙疾进退，忧之甚深。使自表求解职，时已许。乃当是公私大计，然此举不深又不宜。是之于始，二、三无所成。可以示从女，其劣欲知消息。

　　信的意思是说：在请求以病告退的日子里，一直忧心重重。后来，会稽王同意我上疏穆帝，请求解职归田，今已得到恩准。会稽王认为进退是有关国家和个人的大事，说我此举没有深思熟虑，也是不恰当的。从向会稽王疏请辞退开始，上疏了二、三次都没有答应，今天终于成功了，虽不算是个好消息，但可以公之于众了。

　　信是一种独特的文体，只求对方知情即可，别人往往很难看懂。这封信算是说得比较明白的，但什么时候“时已许”呢？请看王羲之给会稽王的这封信：

　　羲之死罪！去冬在东鄮，因还使白笺，伏想至。自顷公私无信使，故不复动静。至于咏德之深，无日有隧。省告，可谓眷顾之至。寻玩二、三，但有悲恸。民以西夕，而衰疾日甚，自恐无暂展语平生理也。以此忘情，将无其人，何以复言。惟愿珍重，为国为家。时垂告慰，绝笔情塞。羲之死罪！

　　这是王羲之去职时写给会稽王司马昱的告别信。永和十一年(355)三月初，新任会稽内史江虨到任，带来了会稽王给王羲之的信，故云“时垂告慰，绝笔情塞”。“惟愿珍重，为国为家”是临别赠言。信中感谢会稽王对他“眷顾之至”，重申了辞郡的原因，希望晚年能有时间去追求自己的平生理想。或许会稽王信中提及请他今后复出的意思，他则以“以此忘情，将无人其人，何以复言”婉拒。“寻玩二、三”和前札“二、三无所成”意同，说二、三次请辞皆未获准。“去冬在东鄮”是一个时间点。“去冬”指永和十年冬，“东鄮”即鄮县，时属会稽郡，今宁波市所属的鄞州和奉化。王羲之是在鄮县巡视时接到穆帝获准辞退的圣旨的，并立即给会稽王复信，因没有带官符，故云“还使白笺”。从这一天起，王羲之便进入了留守期，等待新内史的到来。“自顷公私无信使，故不复动静”的意思是说，在整个留守期间，公事私事都没有什么可信告的，故一直没有去信。如下，根据上述信中“二、三无所成”到永和十年(354)冬“使自表求解职，时已许”，作一些推算：王羲之曾三次向会稽王表求辞退，继尔又上表穆帝御准，即先后计呈四表。从会稽郡(今浙江省绍兴市)至京都建康(今南京市)，舟马1355华里，官驿行程至少20天，文书往返一次就得一、二个月，先后四次来回送达，每次之间总得停留旬月，这个漫长的过程，少说也得一年多。这就是说，王羲之早在永和九年(353)冬就已经向会稽王司马昱疏求“称疾辞郡”了，这恰好是十月殷浩北伐告败的时候。次年春，扬州刺史殷浩被废为庶人，王述正好母丧服阙，赴建康任扬州刺史。这就是说，王羲之早在王述为扬州刺史前已经请求辞郡了，《晋书》本传所谓“耻为其下”而辞郡的理由并不成立。

　　其实，王羲之在表求辞退时，已经开始在金庭建设庄园了，其与亲友书曰：吾前东，粗足，作佳观。吾为逸民之怀久矣，足下何以方复及此似梦中语耶！无缘言面为叹，书何能悉。

　　“东”指会稽郡治山阴(今绍兴市)和剡县金庭的地望关系。会稽郡十县，剡在郡东，古称“越东足”。北方南渡士族不愿说出侨居地名，以示渴望祖国南北统一的心愿。因此，在《王羲之集》中，找不到他晚年归居的地名，仅用一个“东”字，如“吾前东”，“知欲东”，“即想东”，“吾日东”，“宜暂东”，“至东县”等等，来表述从山阴至金庭的意思。其《与谢万书》中“顷东游还”，则表示从金庭回山阴。“吾前东”的意思是前些日子到金庭去了。“粗足”，初次到那里。“作佳观”，建筑精美的楼房。此札说明王羲之表求辞郡的同时¬¬¬，已经择地金庭，开始经营庄园，正在建筑精美的住宅，为回归作准备。亲朋不理解，甚感错愕，说像在梦中。他告之“吾为逸民之怀久矣”！笑他好像刚知道似的，并说信里一时说不清楚。

　　在王羲之去职前，“佳观”建成。妻子郗璇带着儿孙们已经迁居金庭。他留守郡治，等待新任到来，寂寞之余致信亲朋曰：

　　吾之朽疾，日就赢顿，加复风劳，诸无意赖。促膝未近，东望慨然，所冀日月易得，还期非远耳。

　　“促膝”，指儿孙们。“未近”，到一个离郡治山阴较远的地方去了。什么地方呢？“东望慨然”，到郡东的剡县金庭去了。虽然明知“还期非远耳”，但他希望日子过得越快越好，这一天能早早到来。“还期”当然是指“东望慨然”的金庭了，因为这里是他最终的归宿。

　　父母灵前的尽世誓言

　　永和十一年三月初，王羲之辞归金庭，住在“佳观”里，选定九日吉辰，肆筵设席，祭拜父母神灵，并写下了一篇言词真切、决心铁定的自誓文：

　　维永和十一年三月癸卯朔九日辛亥，小子羲之敢告二尊之灵：羲之不天，夙遭闵凶，不蒙过庭之训。母兄鞠育，得渐庶几。遂因人乏，蒙国宠荣。进无忠孝之节，退违推贤之义。每仰咏老氏、周任之诫，常恐斯亡无日，将忧及宗祀，岂在微身而已！是用寤寐就叹，若坠深谷。止足之分，定之于今。谨以今月吉辰，肆筵设席，稽颡归诚，告誓先灵。自今之后，敢渝此心，贪冒苟进，是有无尊之心而不子也。子而不子，天地所不覆载，名教所不得容。信誓之诚，有如曒日。

　　三月九日，春明刚过，这是王羲之归居金庭的第一次祭祖。旧时，家家都有神龛，置放已故父母和祖上的神位。每逢春明、冬至，于神龛前设筵祭祖，准备就绪后，家人到门外焚香，招祖魂归，请至席前祭拜，口念吉言，请保佑吉祥平安。稍后礼毕，烧纸钱，又焚香送祖归山。会稽地区的神位用木雕制，鎏金红漆，正面书“显考(妣)×××神位”，盒内藏生死年月日时辰和安葬地点。亡者百岁后，则请入宗族祠堂神龛安放。神位是亡者灵魂的象征，故俗称灵位，灵牌，会稽人又曰“木子”。王羲之《自誓文》中的“二尊之灵”，指的就是父母神位。王羲之信道，《自誓文》即在祭奠父母亡灵时写下的誓言。他用这种壮严的方式表示永伴“二尊”，再次坦言进退之由，誓不再官。

　　《晋中兴书》和《晋书•王羲之传》等，把《自誓文》中的“二尊之灵”、“先灵”理解为“父母墓”，似属误读。首先，山阴没有王羲之的父母墓，也不见方志有记。其父王旷在并州(太原市)抗击凶奴时兵败不知所终，其墓史无记载。父死时，王羲之未至学龄，故《自誓文》曰：“羲之不天，夙遭闵凶，不蒙过庭之训”。王羲之在吴兴(浙江湖州市)有田舍二顷，母墓在临川(江西抚州市)，原想迁之，然未果。山阴有宅，但非最后归宿，故没有迁母墓于山阴的记载。再则，民间也没有到野外父母墓前“肆筵设席”的祭祀习俗。故而文中的“二尊之灵”、“先灵”是指供奉家中的父母灵位。像王羲之这样的贵族，或许家中除置有行道的静室外，还有专门放置父母神位的灵堂，专供祭祀用。

　　“止足之分”，即老庄之诫。老子《道德经》四十四曰：

　　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得与亡孰病？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

　　意思是说一个人的名誉和身体，身体和财富，得与失，那个更重要呢？不应太重视名誉和财富，知足去欲，不辱于身；知止不殆，则不累于心。身心无累，则可健康长寿矣。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淡泊名利，知足常乐。“止足”是魏晋清谈家们的一个热衷话题，它所包含的人生理念非常丰富，对王羲之的提前辞退产生了重要影响。和其他人一样，当处于“进无忠孝之节，退违推贤之义”的两难境地时，止足之分就成为他抽身而退冠冕唐皇的托词。

　　王羲之是个虔诚的五斗米道徒，在父母灵前坦露心胸，表白决心，写成文字为画符，是常有的事。除《自誓文》外，他在给亲友的书文中还有所记：

　　今又告诚先灵，以文示足下，感怀恸心。

　　这次“告诚”的内容，是不是同一篇《自誓文》，不得而知，但进一步证明了“先灵”指供奉家中的父母神位。“以文示足下”，说明他曾将一些画符公之于众，自己则留有手稿，如《官奴贴》，就是一份乞求天师保佑孙女玉润病除的符咒。王献之身后留下了许多画符和神咒，米芾《书史》载：“海州先生收王献之画符与神咒一卷，小字，五斗米道也。”由此可知，像《自誓文》一类画符，实际是在家中父母灵前所表达的决心书、保证书，表明了王羲之辞郡的原因和决心，也为我们提供了“灵”并非“墓”的一个佐证。